来到湖北省宜城市,记者不仅看到良田万顷,池塘罗布,还看到牲畜满栏,果林满目。种养平衡,品种多样,表现出宜城农业的繁荣。
作为汉江流域的全国粮食生产大县,宜城依然将强化科技引领、稳定粮食生产作为“调结构”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强调“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确定了“稳产能、调结构、转方式、提质效”的主攻方向。他们的主要做法是“合理利用资源禀赋,主动适应市场变化,优化作物品种布局,科学统筹粮经饲生产。”
由于多年大面积种植西瓜,连茬耕作带来的土地病害等问题显现,品质与产量的下降给西瓜产业带来挑战。为应对这一问题,宜城及时做出调整和引导,目前,全市共落实减少西瓜种植面积5万亩以上,水稻稳定在46.97万亩。此外,增加甘蓝、饲草、绿肥、经济林、水果等其他作物面积6万亩。
宜城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保证粮食等基本农产品生产能力的前提下,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提出调整思路,既考虑到市场规律,又考虑到发展方向,为政策落地创造了条件。
适应市场,
组织创新破发展瓶颈
宜城市“调结构”的战略布局已谋定,如何落地还要看农民。记者来到湖北省首家注册成立的宜城市家庭农场协会,找到会长胡吉红。他曾是当地超市的农副产品供货商,当看到消费者对生态农产品需求越来越多,便回到家乡宜城南营办事处杨溪铺村流转了500多亩土地,创办了以乡村休闲为主业的鸿盛家庭农场。然而,由于缺乏经验,第一次啃农业的“大饼”,他有些“消化不良”。
头两年胡吉红大面积种植了超市常见的大路蔬菜。“哎,由于土质不适宜,亏了好几百万。没办法,后来开始尝试种植适合市民采摘的有机水果,像草莓、葡萄、七彩花生等等。”胡吉红向记者介绍自己改变思路的过程,“于是,我就转向有机采摘农业,再次追加投资,建大棚,选好品种,施有机肥,紧盯市场需求选择作物品种。”在以采摘为主的鸿盛家庭农场,他坦言创业艰辛,“找准产量可观、市场对路的品种最重要。”经过几年调整,胡吉红现在不仅收回了投资,而且每年的收益已十分可观。
在创业过程中,胡吉红发现其他家庭农场主在调整作物品种、扩大规模、提高设施水平中与自己一样,都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我们流转的都是农民一家一户的承包地,没有什么可以抵押的资产。可是,改善农业设施、购买生产资料,又需要不断投入大量的资金,单个家庭农场去找银行办理信用贷款很不容易。”胡吉红在与其他农场主沟通的过程中想到,“如果是600多个家庭农场联合去找银行办理,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于是,2013年6月,胡吉红联合全市其他600多家家庭农场主注册成立了宜城市家庭农场协会。除了交流种植经验、分享销售信息,开展金融合作成为协会主要职责。经过胡吉红等人的努力,协会于2014年4月争取到与宜城市国开村镇银行的合作机会,即家庭农场协会、国开村镇银行、湖北君科融资担保公司共同搭建起一个惠农贷款平台。“有融资需求的宜城家庭农场协会会员等贷款主体,经协会审查推荐给担保公司调查后,出具担保函,以3~5户协会会员联保,并辅之以担保公司担保的形式在国开村镇银行获得融资贷款。”胡吉红表示,无须抵押的金融服务为广大家庭农场主扩大生产、调整品种提供了极大支撑。
据胡吉红介绍,协会683个会员每年的贷款资金需求总额有1亿多元,通过协会运作,2014年至2015年度已成功帮助158户会员解决融资贷款问题,贷款额度近2500万元。“尽管我们第一年贷款已全部还清,但是第二年银行放贷还是缩减了很多,签了9000万的协议,事实上只落实了300万贷款额。”刚刚尝到甜头的会员,又遭遇了资金封堵。
“目前,金融服务遇到困难,协会便在农资集中采购与农产品销售上加大了服务力度。”今年,胡吉红通过联系广东一微信销售运营商,签订了50万斤桃子的订单,他已联合7户农场主统一供货。
宜渔则渔,
专业合作社引领特色产业发展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创新组织机制”是宜城发展生产的第一个“坚持”,第二个坚持则是“优化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正所谓“宜粮则粮,宜菜则菜,宜药则药,宜林则林,宜饲则饲,宜渔则渔。”在距宜城市区6公里的南洲村二组,宜城市郭家台生态甲鱼专业合作社做得风生水起,带领了一方农民致富。
合作社由养殖大户郭忠成、李传明于2009年发起,目前规模已达3000亩,社员已达220多户。合作社采取池塘甲鱼“仿生态”与“鳖-虾-稻”生态综合种养相结合的养殖模式,一个养殖周期为3~4年,年产甲鱼苗140万尾,商品甲鱼200吨,产值达2200万元,基本形成了生产、繁育、销售一条龙。
“我们在放养期内不投喂工厂加工的专用甲鱼饵料,只放小鱼小虾,甲鱼大量食用稻田里的昆虫等有机物,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十分可观。”郭忠成介绍道。目前,不仅有土地条件有本钱的宜城农民来跟着他学技术,还有全国其他省市的养殖者前来参观学习。有效益、可持续,是产业发展的生命力。
无力改变,
散户渴望政策扶持
种植有机水果和养殖生态甲鱼都是经济效益较高的生产项目,记者看到宜城还有很多普通的农业生产者只能站在高效农业的围墙外望梅止渴。他们在“调结构”中所面临的难题或许代表着更多数量的农民心声。
在宜城市小河镇明正村,50多岁的唐明涛告诉记者,他流转了30~40亩的土地,种了三年的水稻、小麦和玉米,既赚不到多少钱,也换不了种类,很发愁。小河镇属于宜城市基本农田保护区,也是典型的稻麦两熟区,他每年的净收入在2万元左右,但由于地块碎小,费工费力,做得很辛苦。
“我也想过重新选地,改种别的,但是怕规模小没人来收,当地又没冷库,储藏也不好解决。总之,没有大市场,靠单个农民自己做很难成功。”唐明涛曾连续三年通过家庭农场协会申请贷款,但从未获批。“银行喜欢贷给收益高的经济作物,我们种粮食的一般贷不到。”细数过当地挣钱的各种农业项目后,唐明涛告诉记者,“还是先种粮食吧,虽然挣不到啥钱,起码稳定没风险。只是希望政府能扶持农民将小块地整理合并为大块地,便于大型机械耕作,降低成本。”他希望国家能给予更多政策扶持。
对小有规模的农业经营者来说,调结构需要考虑成本与收益,需要突破资金、技术、市场等各种障碍;对于普通农民来说,种什么更多依赖传统习惯,改变的底气则通常来自政策支持。正像胡吉红所说,“想种什么看市场,能不能种成功有时候也依靠政策支持。”市场与政策,成为农业经营者调整结构、发展生产的两大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