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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抚州广昌县运用道德“红黑榜”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移风易俗乡风文明,有效提升广大农村群众文明素质,逐步形成“讲文明、做好事、树新风、促和谐”的良好道德风尚。去年以来,江西省抚州市广泛开展道德“红黑榜”评议活动,以晒道德“红黑榜”为抓手推进移风易俗进乡村,积极探索建立道德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机制,创新教育引导和道德惩戒模式,借助社会舆论的影响来鞭策陈规陋习、弘扬社会正能量,取得良好成效。目前,全市有1355个行政村设立了道德“红黑榜”,占行政村总数的75.2%,总共2339人上榜,其中红榜1762人,黑榜557人。

  一、从“立规矩”到“扶正气”,充分发挥引领示范

  道德“红黑榜”最早在广昌县驿前镇田西村开展起来。当时,村里通过对关心集体、孝敬父母、文明诚信、讲究卫生、勤劳致富等正面事例进行宣传弘扬,对破坏公共财物、不孝敬父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等不文明行为进行曝光。道德“红黑榜”一经推出,就像一面面“会说话”的墙,“什么该提倡、什么该摒弃”都一目了然,在广大农村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文明行为得到倡导和弘扬,反面典型得到鞭策和改正,一举扭转了该村的不良风气。随后,该镇的13个村也纷纷发布榜单,市、县文明办也及时跟进,总结梳理完善道德“红黑榜”评议机制,并逐步在全县乃至全市推广这一经验做法。目前,广昌县11个乡镇全部设立了道德“红黑榜”,发布292人,其中红榜187人,黑榜105人。道德“红黑榜”以“榜”立规矩,以“榜”塑人心,以“榜”扶正气,以“榜”聚人气,对农村移风易俗工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二、从“奖红榜”到“撤黑榜”,逐步完善工作机制

  为了将“红黑榜”做法落到实处,该县建立健全道德“红黑榜”动态管理和长效机制。一是定期更新。对各村道德“红黑榜”档案进行定期审核和动态更新,对“黑榜户”确有改过自新表现的,予以撤销其“黑榜”档案。据驿前镇田西村移风易俗理事会长赖葵生介绍,自开展道德“红黑榜”评议活动以来,全村有20户上了“黑榜”的村民已经悔改,主动从旧土坯房里接回老父母到家里与自己居住,让老人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家风、村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二是统一部署。把道德“红黑榜”评议活动纳入县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方案,统一部署。三是保障到位。县财政统一安排每村2000元的工作经费,按发布红黑榜次数,对各村移风易俗理事会给予补贴,对每季度评选的“红榜”典型,进行表彰且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截至目前,广昌县已晒出村民道德“红黑榜”200多户,其中有百余户不孝亲敬老、不讲究卫生、懒惰致贫等类型的“黑榜”户已改正错误。此外,道德“红黑榜”评议活动坚持评身边事,议身边人,让群众在评议过程中自觉提升思想认识,把此次创评活动打造成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升的有效载体。

  三、从“小村庄”到“互联网”,不断加大榜单覆盖

  道德“红黑榜”的道德教育与惩戒作用在实际工作得到极大的显现。道德“红黑榜”成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排行榜”“监督岗”“曝光台”,针对当前部分农村存在的争当贫困户、不赡养老人不与老人同住、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好吃懒做要低保、不爱护环境脏乱差、阻挠施工漫天要价等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都通过道德“红黑榜”来曝光,并充分利用广告栏、宣传橱窗等宣传阵地,广泛宣传“红榜”人员的先进事迹,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有效地约束了这些失德行为。“红黑榜”实行以来,基层干部群众普遍反映是“可以不当先进,但绝对不能上黑榜”。道德“红黑榜”已成为乡村治理最直接、最现实、最有效的抓手。如今,广昌县的道德“红黑榜”不仅在村村寨寨立了起来,还在全镇公布、在全县发布,而且每逢“三、六、九”的当墟日,道德“红黑榜”前更是在中心集镇公之于众,观看的群众络绎不绝。广昌县近期还把各村道德“红黑榜”发布到“掌上莲乡”微信公众号上。

  四、从“抓评议”到“抓治理”,不断拓展工作平台

  为进一步挖掘道德“红黑榜”的作用,拓展外延,致力于让小榜单发挥更大作用,广昌县广泛发动、深入调查研究,在开展道德“红黑榜”评议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和村规民约的作用,进一步吸引群众参与,定规矩、立良俗、晒红黑、扶正气,“三治合一”行善治,通过“红榜”激励向上向善、“黑榜”背德失信。现在,广昌县各地的道德“红黑榜”内容越来越丰富,涉及面也越来越广,不仅仅涵盖“孝亲敬老”“助人为乐”“诚实守信”等方面,还纳入了更多日常农村管理工作在其中,如脱贫攻坚、移风易俗、农村低保评议、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征地拆迁、新农村建设、矛盾纠纷化解等,都可以通过道德“红黑榜”这个平台推动工作。

  综上,一张小小的道德榜单,借助社会舆论的影响来鞭策陈规陋习,有效扭转农村道德风气,还为党委、政府在如何褒奖与惩戒道德层面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模式,也潜移默化地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基层自治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