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午后，大巴山深处的岚溪村依然凉爽宜人。一座水上乐园建在穿村而过的岚溪河上，游客们在水中嬉戏玩耍。

　　74岁的廖桂全正忙着为游客检票。“在水上乐园务工有收入，家里的闲置房屋变为民宿也有收入，加上村集体的分红，年收入从三年前的9000多元涨到4万多元。”他说。

　　廖桂全收入的增加，得益于“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这是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次重大变革，资源、资产实现从“分”到“合”。

　　“以前，每家每户单打独斗，现在村集体将全村资产量化入股，与企业开展合股联营，盘活了村里沉睡的资产，村民们的收入渠道拓宽了。”村支书谢朝登说。

　　岚溪村属于重庆市城口县。在这个小山村的历史上，先后出现四次资源、资产的“分”与“合”，每次都改变了廖桂全的命运，也印证着中国农村改革的足迹。

　　第一次是在1950年，资源、资产从“合”到“分”。新中国的成立，让岚溪村的农民翻了身，土地改革后，廖桂全一家分到30多亩土地。

　　“我当时不满5岁，但我记得父亲常说，农民能有自己的土地，是天大的喜事。”廖桂全说。

　　第二次是在1958年，资源、资产从“分”到“合”。岚溪村像全国各地的村庄一样，成立人民公社，将农民的土地、生产资料等收归公社所有，廖桂全开始跟着父母在公社食堂吃“大锅饭”，通过劳动“挣工分”。

　　“那时，‘大锅饭’影响大家的劳动积极性，再加上自然灾害多，吃饱肚子成了最大的愿望。”廖桂全说。

　　第三次是在1980年，资源、资产再次从“合”到“分”。1978年，距离岚溪村千里之外的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大包干”的红手印，催生了“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岚溪村也在1980年打破“大锅饭”，实行“包产到户”，廖桂全一家承包了10亩土地，第二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面临着新的困惑：以户为单位的生产，越来越难以适应农村经济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的发展需要，难以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难以享受到金融、流通、科技等社会化大服务。

　　廖桂全也一直因此没能解决贫困问题。山高坡陡的岚溪村缺少脱贫产业，廖桂全曾尝试外出务工，也做过销售蜂窝煤的生意，但由于缺乏技能或经营不善，没能赚到多少钱。

　　妻子身体不好，让这个贫困家庭雪上加霜，儿子和儿媳也因此离了婚。2014年，廖桂全被认定为建卡贫困户。

　　转折点发生在2017年，资源、资产再次从“分”到“合”。这一年，岚溪村开始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成为重庆市最早开展“三变”改革的村庄之一。

　　岚溪村在完成清产核资、股权界定等前期工作后，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现有村集体资金、可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廖桂全等923名村民领到股权证，成为股东。

　　在此基础上，岚溪村依托村集体经济组织引进企业，撬动社会资本800余万元，以合股联营的方式，建成水上乐园、乡村欢乐谷、休闲观光步道等旅游项目，还将廖桂全等225户村民的闲置民房改造成民宿。

　　村民们的增收渠道得以拓宽。他们既能作为股东，享受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红，也能在旅游景点获得务工收入，也可以获得民宿经营的收入。

　　数据显示，岚溪村人均收入从2017年的1.04万元增加至2019年的1.5万元，廖桂全等户贫困户已实现全部脱贫。

　　“无论是‘包产到户’的从‘合’到‘分’，还是‘三变’改革的从‘分’到‘合’，都是国家不断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城口县委书记阚吉林说。

　　2017年至2019年，“三变”改革已连续三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如今，“三变”改革正在全国各地全面推行，将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