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轮改革前,我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感到迷茫,不知道算是政府人员还是企业员工。”海南农垦西培农场公司高管谭意香说。
2015年底,新一轮海南农垦改革揭幕,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成立,原海南省农垦总局的实体地位被取消。这家拥有60余年历史的老国企从政社企混合实体向完全市场主体转变。
近三年来,海南农垦基本完成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社会管理职能属地化等关键领域改革,连续三次在农业农村部组织的量化考核中排名第一。改革红利充分释放,2017年,海南农垦实现总营收225亿元,总利润4.62亿元,较改革前的2015年大幅增盈约17亿元。
从“政企不分”到“转身下海”
干部摘“官帽”扛指标
自1952年成立以来,海南农垦就肩负着保障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橡胶的使命。在计划经济时代,海南农垦对当地GDP贡献率一度超过30%。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政企社不分的体制机制藩篱日益凸显,坐拥全省五分之一土地、九分之一人口的海南农垦陷入长期亏损。
下属场处级单位一度多达150多个,处级、科级干部数千名……长期以来,政企不分的海南农垦体制机制弊病凸显,发展举步维艰。2008年,海南农垦迈出实质性改革步伐,但实现农垦总局和农垦集团“两块牌子、两套人马”后,“两张皮”相互掣肘,资源难以整合。
“行政化的管理下,农场自主经营权被总局收得紧紧地,从上项目到招人才都被严格限制。农场场长相当于处级干部,部门负责人相当于科级干部。干部由上级任命、对上级负责,在企业盈利方面的责任反而弱化,缺乏在市场‘游泳’的能力。”海南农垦一名退休干部坦言。
2015年底,新一轮改革启动,原海南省农垦总局的实体地位被取消,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成立。海南省委副书记、深化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李军介绍,至此,海南农垦单位性质从政社企混合实体向完全市场主体转变;管理体制从行政隶属向以资本为纽带的母子公司转变;运行机制从行政指令向法人治理转变。
农场企业化同步推进,38家农场转企改制成立27家农场企业和4家产业集团,成为自主经营的独立市场主体,政府管理职能随之剥离。以东昌农场为例,农场机关17个科室整合为6个公司职能部门,实现瘦身健骨。
“20多家涉及旅游和地产的下属企业重组为海垦实业集团,解决了企业机构臃肿等问题。”海垦实业集团副总裁卢致洲介绍,过去20多家公司仅管理层就有400多人,整合重组的实业集团只剩80多个,整合后每年管理运营费用减少1500万元。
“官帽”没了,农场干部转身“下海”。针对农场公司制定的25大项、数百小项考核指标紧紧围绕盈利目标,肩扛指标的经营人员有了“等不起”的紧迫感。部分农场干部感慨:担子重了、方向明了,天天盯着指标干。“一张报纸一包烟,悠闲优哉过一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现代企业制度下,“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局面被扭转。农场场长变身二级企业董事长,凭业绩领薪酬,绩效从零元到50万元不等。改革后,红明农场公司董事长王波月收入翻了一番,突破1万元,去年因带领公司扭亏为盈,还拿到6万元绩效奖。“打破大锅饭大家热情高涨,见面不再聊级别,比的是谁家经营效益好。”
海南农垦控股集团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李健说,改革后腾出数百个管理岗位大方引才,人才选拔不再论资排辈,企业高管带目标、带措施竞聘上岗。
2016年以来,海南农垦前所未有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3次大规模公开招聘,聘用包括二级企业总裁、中层管理人员在内的170余人。通过公开竞聘,东昌农场公司选拔出全垦区最年轻的“80后”总经理麦全法。他凭着“脑子活、点子多、敢想敢干”赢得职工信任,就任当年力推改革,使农场减亏743万元。
从“什么都管”到“卸下包袱”
农场轻装上阵
走进海南农垦西联农场场部,仿佛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小城镇,昔日“农场办社会”的印记随处可见:水厂、电厂、幼儿园、医院、派出所等“五脏俱全”。
这是海南农垦长期背负沉重社会负担的一个缩影:大大小小100多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一肩挑”,公安、医疗、教育、环卫等机构一应俱全。“社企不分”一度导致许多国有农场资金运转困难、负债率高企。
什么都管却什么都管不好,干部劳心费力,群众满心怨气。西联农场公司董事长何传经介绍,2005年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下称“海胶集团”)成立后,剥离了农场12万亩橡胶优质资产,农场盈利乏力还得背负社会包袱。小到计划生育、大到小城镇建设,都得农场出钱出人干。2014年社会管理支出3500多万元,资金缺口500多万元。
随着社会职能属地化改革的推进,海南农垦办社会职能向地方转移。垦区直属医院和农场医疗卫生机构、公安及从事协警工作的保安人员、水库安全、住房公积金以及农场所属公办学前教育机构全数移交地方管理。
近3万名在职和退休人员移交后,人员工资、养老金等大幅增长,与地方基本持平。1.9万名教师工资收入提高一倍以上,垦区纳入属地医疗保险,住院医疗费报销从原农场统筹的封顶1.2万元提高到25万元。
原南滨农场退休干部郑有干对此深有感触:因原先农场未足额缴纳社保甚至断保,退休后他每月到手退休金只有300多元。移交后,退休金上涨到3000多元。仅在原南滨农场,像他这样的退休干部就有200多人。
海南还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设“居”,政府通过委托授权或购买服务方式承接原农场上百项社会职能。目前海南已全面完成农场设“居”工作,83个“居”共接收原农场从事社会职能工作人员近3000人。
农业农村部农垦局副局长彭剑良说,“居”的设置有效解决了制约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中存在的编制、人员、经费等问题,减轻企业负担、节约行政成本、方便垦区群众。
八一总场公司董事长罗永华介绍,儋州市在该公司辖区内设了9个“居”,原八一总场承担的60多种163小项社会职能一并移交,2017年公司管理费用同比减少1778万元。轻装上阵的八一总场去年扭亏3211万元,实现净利润1035万元。“亏损大户一跃成为盈利标兵,卸掉包袱的农场终于像个企业了!”
乌石农场公司职工张勤美说:“过去办事得到农场机关一个个科室签字盖章,要是人不在还得耽误。设‘居’后办事更方便了,直接提供一站式服务。”屯昌县设立5个“居”后,农场受理事项、办结事项增幅较此前同期分别超过100%、200%,办结率从60%提高至99.4%。
今年7月,在全国农垦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等工作2018年度年中期量化考核中,海南农垦居榜首。农业农村部评价“海南农垦改革为全国树立了一个标杆”。
从“家底不清”到管理有序
激活土地价值
1041万亩土地是海南农垦最宝贵的生产资料,也是各方利益争夺的焦点。屯昌县委书记田志强给出了一组数据:屯昌县内垦区土地面积占比约40%,但2016年垦区GDP占全县比重却不足10%。这说明农场土地资源价值未充分释放,“捧着金饭碗”过穷日子。
海南农垦各农场分散在全省各个市县,与地方农村犬牙交错。未确权地、争议地、被占地等“三类地”问题突出。仅原红明农场就与周边168个村庄存在8000多亩土地的权属纠纷。海南省上一轮农村土地确权后,垦区仍有150万亩土地未确权。
摸清土地家底,成为新一轮海南农垦改革的重要任务。海南农垦联合国土、农业部门推进垦区“三类地”确权和调处,根据土地使用历史和现状确定土地权属,调处一宗、登记一宗、发证一宗。
“针对相邻土地权利人拒绝履行指界签章手续,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性措施。靠近村庄土地的边缘地如果是村民长期使用,同时存在村庄地少人多情况,农场也酌情让利,维护场地关系。”东兴农场公司经营管理部部长谢明说。
目前,海南农垦土地权籍调查面积999.32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96%,登记发证面积990.48万亩,登记发证率95.12%,位居全国垦区前列。收回私垦私占土地约60万亩,其中30万亩农业用地将作为生活保障田,优先用于安置约4.4万名无地少地困难职工。
大量“账外地”被收回,岭门农场公司所有在岗无地职工每人获得安置10亩基本田。职工曾祥全通过“土地换就业”下岗后种起圣女果,年纯收入突破20万元。“守着一年几千元的社保补贴,不如免地租种水果实惠。”
租金过低、租期过长、面积过大的“三过”现象是农场土地经营管理的另一大顽疾。海南农垦控股集团农场事务部部长王绥文介绍,过去有的农场土地租金每年每亩最低只有一二十元,租期长的达到70年,甚至无限期。职工承包地多寡不均,原红明农场有个职工承包了1800亩土地,有的职工只能租到两三亩。
在全面深化农垦改革中,全国仅有5个垦区选择改革完善职工承包租赁经营管理制度试点,堪称改革中的“硬骨头”。2016年7月起,海南农垦控股集团分两批在所有农场推广农用地清理规范工作,建立阶梯地价、换补签承包合同。
规范清理后土地收入大幅提升,2016年,半数以上农场仅凭租金收益就扭亏为盈。“农场有一处1012亩的荔枝园因面积过大,根据新规要换签合同。”红明农场公司董事长王波说,这块土地实行每亩205元至410元共5级阶梯地价,换签协议后增加收入约21万元。公司通过换补签合同,每年土地租金增加462万元。
土地规范清理有力维护了国有土地的合法权益,也保障了企业和职工的利益。垦区农用地地价由前三年平均每亩每年67元提高到135元,涨幅达101%。从今年开始,可实现土地租金年收入2.2亿元,较前三年平均收入增加1.46亿元,增幅达213%。
沉睡的资源被盘活,蓝洋农场公司利用清理收回的1300亩土地,成功“联姻”两家外来企业合作开发项目,预计增加土地收益150万元以上。东昌农场公司3555亩农用地资本化方案获批后,公司由资不抵债变成正资产,具备了融资发展产业的能力。
“我们将具有开发价值的农用地通过量化资产登记入账,从而将企业的资源形态转变为资产形态。”海南农垦控股集团总经理王业侨说,“这样不仅解决了企业资产量不明的问题,也为企业发展产业、进行项目招商提供产权清晰的土地资源,增强了企业融资能力,优化了企业的资产结构。”
从“一胶独大”到“八八”战略
多元产业蓝图初绘
因胶而生,因胶而兴。自诞生之日起,海南农垦的命运就与橡胶紧密相连。几代农垦人经过30年艰苦创业,实现了北纬17度以北大面积植胶的奇迹,突破了西方对我国的战略资源封锁,建成中国最大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
长期以来,橡胶产业营收占总营收约90%,海南农垦多年来一直未走出“砍了再种,种了再砍”的怪圈。天然橡胶价格连年低迷,海南农垦橡胶生产成本长期倒挂,每生产1吨干胶一度要倒赔五六千元,“一胶独大”独木难支。
海胶集团中建分公司的胶工雷金翔告诉记者:“价格最低时6两1杯的胶水只能卖到0.75元,还不如1瓶矿泉水值钱。”
因胶而困,因胶而变。橡胶主业不能丢,唯有“内稳外拓”兼顾保供给、谋发展。作为海南农垦的“长子”,海胶集团近年来淘汰落后胶园,高标准推进200万亩核心胶园建设;调整橡胶加工布局,将87家橡胶加工厂整合为13家加工分公司实现集约化、规模化生产,目前加工年产能已超32万吨,橡胶加工成本同比下降7.96%。
海胶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集团还在云南成立子公司和加工厂,实现对12万吨橡胶资源的控制;将橡胶产业重心向橡胶高产区转移,到自然条件更好、产量更高、土地和劳动力更便宜的老挝、缅甸等国家种植橡胶,转移产能。
该集团还以资本、技术为纽带,进行橡胶园、加工厂及乳胶企业合作并购,目前已通过全资、控股、参股等形式参与10余家境外公司经营。从今年起,海南农垦天然橡胶控制量每年超过240万吨,成为全球植胶面积最大的企业。
“一胶独大”困境正在破解,海南农垦同时推进资源整合,布局特色产业。在海南农垦,胡椒、芒果、茶业等具有独特优势的产业处于规模小、经营分散、产业链短的状态。
在新一轮海南农垦改革中,海南提出海南农垦产业发展“八八”战略,重点发展天然橡胶、南繁育种、热带水果等八大产业,加快建设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南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等八大园区,用3年至5年时间发展成为热带农业王牌产业的主力军,热带特色农业的排头兵。
根据市场和产业发展需求,海南农垦大刀阔斧地资产重组。海南农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涛介绍,三年来,整合重组产业相近、行业相关、主业相同的企业,陆续成立果业、茶业、胡椒、畜牧、实业等专业化公司,形成“专业化运营、集团化管控、一体化运作”的营运格局,实现从单一、分散生产经营环节向全产业链、价值链经营。
“白马岭茶厂过去做低端的红碎茶,主要供应岛内的茶店,每年大量卖不出去的茶业低价处理得论麻袋卖。重组前年年讲控制亏损,不敢想盈利。”海南农垦茶业集团白马岭茶厂厂长范思斌说,2016年茶业集团成立后,整合了垦区2万多亩茶业生产基地,年产茶叶500余吨,同年实现净利润657万元,同比增长超12倍。
2005年以来,随着海胶集团的成立和上市,各农场一度面临产业“空心化”。海南农垦控股集团总经理王业侨介绍,在此轮农场转企改制过程中,产业禀赋和基础较好的农场单独改制成公司;与园区建设相结合,将农场改制成园区建设主体运营公司;与产业集团发展相结合,按产业集团需要推进农场改制并划归产业集团管理。
各农场围绕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谋划热带特色种养项目、共享农庄、生态旅游等特色项目,整合资源,做专做强。红明农场利用规模优势打响“红明红”荔枝品牌,2017年公司实现总产值8亿元,荔枝上下游全产业链产值就达5.1亿元。今年,该公司打造了海南农垦首个共享农庄,5月进入荔枝采摘季后,每逢周末农场周边酒店客房爆满,餐馆生意火爆,释放了“一业兴百业旺”的效应。
2017年,海南农垦下属农场公司首次全部盈利,2016年亏损严重的八一、南金、乌石农场公司净利润分别增长190%、120%、120%,成为海南省乡村振兴战略的先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