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各地按照中央部署要求，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着力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取得了明显成效，为推动农业转方式调结构提供了有力的体制机制支撑。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稳步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也是创新农业经营体系的必要条件。各地顺应农民稳定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服务体系，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截至2016年6月底，目前全国农村承包耕地流转面积4.6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34.3%;流转出承包耕地的农户达到6870.7万户，占家庭承包农户总数的29.8%。全国已有30个省(区、市)党委或政府制定了关于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文件，大部分市、县都出台了相应举措积极稳妥推进土地流转，确保健康有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成长。随着农业分工分业深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兴起，成为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主体。各地把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举措，加强指导和服务，扶持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截至目前，全国经营面积在5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达到356.6万户，家庭农场超过87万家，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到171.3万家;各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12.9万家，提供的农产品及加工制品占农产品市场供应量的1/3以上，占主要城市“菜篮子”产品供给的2/3以上。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专门出台了关于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针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社会化服务组织，明确了一揽子扶持政策措施。截至目前，全省经工商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2.6万家，经营土地超过228万亩;农民合作社4.85万家，带动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近60%;龙头企业7664家，实现销售收入3499亿元。

　　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发展。各地引导不同经营主体根据不同产业、产品的特性，创新发展适宜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不断优化配置资源要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实践中，在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生产领域，为实现高产高效，大多采取“规模经营户+社会化服务”模式;在果蔬茶等园艺产品生产领域，为提高品质形成品牌，则采取“规模生产基地+合作社”模式;而在养殖业生产领域，为保障质量安全，更多地采取“规模养殖场+龙头企业”模式，这些都大大丰富了不同生产经营主体之间的联结方式。上海松江家庭农场模式、四川崇州农业共营制模式、安徽宿州产业化联合体模式等具有明显的区域代表性，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上海松江区家庭农场以本地农户家庭为经营者，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经营耕地规模适度(一般为100-150亩)，并以农业生产为主(家庭农场80%的资源配置、80%的劳动支出、80%的收入均来自农业);通过耕地流转将土地、劳动力、农机等生产要素适当集中，实现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四川崇州市以土地股份合作社为核心，以农业科技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金融服务、农业品牌服务四大服务体系为支撑，探索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职业经理人+服务超市”三位一体的农业共营制模式，很好地发挥了普通农户、职业农民、专业组织等不同主体的优势。安徽宿州市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这一新型组织形式，推动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有机联结、优势互补，共同打造一体化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目前，宿州市产业化联合体已发展到207个，加入联合体的龙头企业207家、合作社700家、家庭农场1286家，实现产值99.2亿元。

　　促进农民脱贫增收成效显著。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农民小康不小康的关键指标，是帮助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头等大事。开展产业扶贫，同样离不开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引领。一方面，新型经营主体通过组织农户共同生产经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开展股份合作、示范带动等，提高了农户组织化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订单和合同等形式收购农产品，实行优质优价;立足当地资源，开发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农产品加工和流通，延长产业链条，扩大就业容量，带动贫困地区农民就业增收与脱贫致富，与普通农户风险共担、共享发展成果的利益联结机制初步形成。据统计，2015年全国农民合作社入社农户突破1亿户，每个社员当年增收1597元;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以订单合同、合作、股份合作等方式，辐射带动农户1.26亿户，户均增收3380元。国家示范社湖北锦绣林牧合作社，13年来带动大别山区7726户贫困户通过养羊实现脱贫致富。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德青源有限公司，从2015年开始，在100个贫困县投资兴建标准化蛋鸡养殖小区，通过引导贫困户参与养殖蛋鸡，采取务工、分红等方式，带动近130万农民实现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