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写给北京反映定西群众极度饥寒的信

　　我这一辈子都是从事农业农村工作，跑了农村很多地方，尤其是贫困地区。如果问我，哪个地方最穷?从我所看到的情况来讲，最穷就是甘肃定西，而且没有之一。当然，这是当时，而不是现在。

　　关于定西苦，有很多说法。比如，“陇西不见绸”。更为著名的就是，左宗棠说的“定西苦，苦甲天下”。对我而言，之前并没有真切的体验，直到1972年3月份，我第一次到了定西。

　　为何要去甘肃定西

　　为向读者作个完整交待，还要把时间再倒回一点。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10年文革正式开始。

　　在“文革”中，我工作的单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和其他单位一样，研究工作全部停了。除了参加单位的“文革”以外，我经常骑车从农科院出发，绕行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些高校，去读读大字报;有时间，再找点书报看看。还有就是接待外地来京串连的红卫兵。可以说，那几年基本上没有干一件正事。

　　在前面几讲中我多次强调，自从上世纪60年代初实行农业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之后，我国粮食生产就基本有了保障，大面积饥饿状况就再没有发生。即使在文革期间，国家粮食供应也比较稳定。大串连时，单位免费供应红卫兵吃。当年农科院食堂是24小时提供吃的。主粮是馒头，菜通常是白菜熬肉。不算丰富，可绝对管饱。

　　1970年，中央将农业部、农垦部、林业部、水产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和中央农林政治部六个部门合并，成立了农林部。部长是沙风。沙风部长是从部队下来，人是正直敢言。现在想想，如果不是沙风部长及时将我的信和材料递上去，恐怕定西的事还不能这么快引起中央的注意，那里遭受饥寒之苦的大批群众也得不到及时有效救助。这是后话，先不细说。我很敬重沙风部长。很不幸，他2013年年底去世了。我去送了他最后一程。

　　按说1972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这个时间我应该留在单位搞运动。为何中央派我去定西呢?因为当时宁夏西海固地区发生了一起涉及回族群众的群体性事件。具体什么情况，我也讲不清，总之有这么一件事。除了宁夏外，就是平凉地区和定西地区靠近西海固，那里也有很多回族群众。那边安定不安定?稳定情况怎么样?中央领导同志放心不下，就交待农林部派人去看看。

　　根据组织安排，我跟着当时商业部一位局长一起去甘肃。局长是位老同志。1972年3月的一天，坐了三十个小时的火车，我们到甘肃兰州。跟省里接好头后，这位局长跟我讲，商业部在甘肃有几个基建项目，他有任务，要去看油库，让我自个去定西。我当时就感到，这位老兄不愿意去，担心到地方遇上一些不好的情况，惹祸上身。这个情况，我能懂的。

　　甘肃省当时有个省革命委员会，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是革委会主任。革委会下设一个生产指挥部。指挥部安排了一辆吉普车，同时派了甘肃省粮食局一位罗姓同志全程陪同。我当年32岁，罗姓同志年龄比我大点，大概四十来岁。我俩每到一个县，县里就派出一辆车用作交通工具和一位粮食局的同志陪同。调研完一个地方后，再将我们送到下一个县，原车与人再返回;下一个县再派出一辆车和一位地方粮食局的同志陪同。就这样一个县接力一个县，我俩跑了一个多月，基本跑遍了定西地区所有的县。

　　令人震惊的苦穷

　　定西在历史上就以苦著称。除了有土壤、气候等客观条件差的原因外，最大的问题就是缺水。除了黄河边上少数一些地方，甘肃大部分地方都很缺水，定西地区缺水情况更加突出。没有水，庄稼就长不活。不像现在，在山顶上挖了窖池可以收集到一些雨水，采用覆膜沟播技术进行节水灌溉。当年定西地区的水利设施极端落后，庄稼全是望天收。如果哪年雨水好，哪年庄稼就有好收成。好在土地多，可以广种薄收。当地有个说法，“收一年吃三年”。遇到连年大旱，可就没有办法了。

　　这次调研，我们是一家一户看。每到一家，就将这户的情况制表登记：有几口人;有什么家什，细到有几件衣服，几床被子;有什么吃的，几斤面，什么菜，烧什么，等等。

　　具体哪一天从兰州向定西出发，我已经记不清了。给我第一个印象，一路上都比较荒凉，山上没有树;不时能看到一些衣着破烂的乞讨者。公路两边树一人多高处，皮都被刮掉了。没有皮，树也长不好。山上草也很少。

　　到农户家看后，我震惊了。这里农民缺吃少穿，极度贫苦。

　　首先是没饭吃。因为天不下雨，庄稼就没有了收成。调查的农户中，根本没有几户家里有粮食的。当地人就吃“建设豌豆”。这种豌豆产量高，但不能消化。人吃后，拉不出便来;牲口吃了也拉不出来。为了挡饿，有些人还偷吃酒糟。我到过陇西酒厂。酒厂用不上什么好粮食，用红薯根酿酒。酒糟臭烘烘的，我尝了一下，恶心得要命，根本不能下咽。可饿极了的农民常常会偷翻过酒厂围墙，跑到酒糟池边，抓起酒糟就往嘴巴里塞。为了活命，很多人还趴火车往新疆跑。当年新疆建设兵团缺劳力，去了只要你干活就有饭吃。尽管政府派人去挡，可总也挡不住。

　　第二是没衣穿。除个别村稍好，普遍不行。我所到的村庄，没有一个小娃儿是穿裤子的。就是十四五岁男孩女孩，也很少有穿裤子的。我记得去时雪还没化。孩子们干瘦蜡黄的脸都冻得红敕敕，鼻子下总拖着长长的清涕。绝大多数农户家里连个柜子都没有。怎么装衣服?其实也没有几件衣服。就是拿根绳子一牵，将所有衣服挂上面。

　　调研期间，为了娃娃不穿裤子的事，我还发过一次脾气。那次我是实在憋不住火了。一次交流中，我给地方的同志讲看到的情况。关于娃娃们不穿裤子，有位县里的同志解释说，这是他们地方的习惯。一听我就爆发了。我就讲，你在这里生活这么多年了，为何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他就说不上来了。

　　第三是没被子盖。那里人都睡土炕。炕上有的铺席子，有的没席子。席子是用芦苇编成的。大伙普遍缺少被子。有些人家有毡子，破旧得也不成样子，都叠不出形来，放在土炕一头，就像一堆破烂。有一次我们到静宁县一个村，我和老罗一家一家地数，32户人总共只有17条被子。其中还有一家是下放干部，他家条件好，有3条被子。这个数字，我几十年都没有忘记。

　　再一个没柴烧。这里的家庭普遍没有柴。没有树枝可以砍，就找些草根。当地妇女下地干活，手里都提一个筐，还有一把小弯刀。见到草就连根挖，拿回家做饭。冬天不生火，炕都是凉的。只有在做饭时，才会烧一下火。家家户户灶边都有一个小风箱。烧火时，一手拉风箱，一手将从山头捡来的小草根往灶膛里添。只有在这个时候，炕才会温一下。不过，每天做饭顿数有限，再加柴火不多，这也成为不少农户一家人寒冬中享受温暖的奢侈时光。

　　要形容如何穷时，有一个说法“一家几口人合穿一条裤子”。很多人都听过类似的故事，大家愿意当成一个笑话。我亲眼见到了。有一户农家就是这种情况。我去他家作调研，一个老头站起来接待，老太太则蹲在那儿不动。我才发现老太太没有裤子。他的儿媳妇嫁过来也没裤子。女儿大概十五、六岁，刚订了婚。婆家给了一块布，才有了一条裤子。这条裤子就由她和她嫂子轮流穿。谁出工，谁就穿。他家案板的角都被锯掉了，我问怎么回事。原来有时候没柴火，就把它锯下一点来烧。家里的破芦苇席子被抽得稀稀落落。老头讲，抽来点烟用了。我整个调查下来的260多户，这种情况很普遍。

　　一家一户登记，人口数，家里有几件衣服，几个人，几床被子，有没有粮食，粮食有多少，有没有柜子，箱子。我把这些情况列在一个表里。我们一路走一路看，随便看，随机走到哪里就登记到哪里。为了方便使用，我们将所有的表按时间顺序粘了起来。最后粘成了一张很长的表，我叫它“哈达表”。

　　没有吃的，大伙就出去讨饭。当时去兰州的公路上常常出现一队又一队的讨饭人。一次我和当地人一起，从临洮县城往南，慢慢走了30来里地，看一路上会有多少讨饭人。具体数目，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是肯定不少。

　　当年汽车可是相当稀罕之物，普通人肯定是坐不上的。所以老百姓一看有车来，就知道有“大人物”来了。一路上，经常碰到老百姓挡我们车。他们不让走，说没吃的。至今我还记得这么一次。那次我们是在通渭县走访。通渭是当地最穷的一个县，到现在仍然还是中国最为贫穷的县之一。车行在路上，突然出现三位汉子挡住我们的车。他们是三兄弟，坚持要求我们到他家看看。我们到他们家里一看，床上躺了一位老人。这是他们的老父亲。老父亲快不行了，临死之前，想喝点大米粥。可就是这么一点要求，三个儿子都满足不了。我们给了他家一点粮票。

　　连夜给沙风部长写信

　　一路上看到的情况让我震惊。之前，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定西的人民群众缺衣少食的情况这么严重，生活得这么苦，以至快要活不下去!

　　一个月后，我回到了兰州。因为还要赶到陕北办事，为及时将我看到的情况向上级反映，我通宵写了一封信发往北京。我在信中将自己一路调研下来的情况作了梳理。我把信寄给了沙风部长。

　　没过几天，我就接到要求我留下继续调研的电话。电话中讲，上级领导打招呼了，要赶快处理这件事。你先不要回来。领导说了，那儿为什么那么穷，是不是两条道路斗争没抓好。你的材料光写穷，没有写原因，还要再去看看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

　　期间过程，我也是后来听说的。沙风部长看了信后，觉得情况很严重，有必要向中央进行反映。因为紧急，我的字写得潦草，沙风部长让人抄了一下，将“信”转给了李先念、纪登奎和华国锋等领导同志。领导同志立即作出了明确指示。

　　当时紧急办了两件事：发衣服和发粮食。沙风部长给皮定均司令员打电话，让地方组织衣服和粮食。衣服就把仓库里军用的棉衣、棉大衣和绒衣，不管新的、旧的都清出来，给送过去。我记得第一批20多万套，后来又陆续发了好几批。所以当年男女老少都穿军装。刚开始都是黄色的陆军服，满眼都是黄军装。后来为了调剂颜色，又找了一些海军、空军的蓝色军服。同时将组织到的粮食发给他们。大家都能吃到馒头和馍馍。30多年后，工作中我还碰到了几位当年还是小娃娃的定西人，一聊都还能记起发军装的事。

　　很遗憾，这封信从寄出后，我就没有再见到。当年的“哈达表”也经几次搬家辗转，找不着了。

　　毛寨村三天尴尬与烦恼

　　根据领导的指示，我一个人又下到当地一个叫毛寨的村子，打算住一个礼拜。

　　村子在山区，范围很大。把整个村子走完，得用上一天。村子穷得很，很多户连门都没有;家里没有被子，睡觉时男人和女人抱着娃娃挤在一堆取暖。

　　我被安排在村里会计家住。会计家有两个炕，专门让出一个炕给我。我去的时候，公社给我带上了一些面。会计的老婆每天都给我煮碗面条。

　　由于我去毛寨村时，救助的衣粮还没有下来，所以农户家还是极其缺衣少粮。这使我遇到了两个大麻烦。第一个麻烦很难办。会计老婆当年二十五、六岁，破烂的衣服根本遮不住羞。我就感觉很别扭。遇到的第二个问题，也不能说是麻烦，可总吃不上饭。按理讲，我有公社给的面，不至于没有吃的。会计家有两个娃娃，面条刚一端上，两个娃娃就凑过来。他们眼巴巴看着，我就大的喂一口，小的喂一口。有时村里其他的娃娃也来。一碗面，我吃不上几口。第一天是这样，第二天是这样，第三天还是这样。住了三天，我基本没吃什么东西，整个人的状态相当差了。公社人来看我，就讲，“段同志，算了吧，您回去吧。”带着遗憾，我离开了毛寨村。

　　我分析的三个原因

　　其实，哪有什么阶级斗争的问题，哪是什么两条道路斗争没抓好。现在回过头来看，那里为什么这么穷?群众的生活为什么这么差?我想有三个原因。首先是自然条件不行。旱，十年九旱。关于旱，当地有一个情况值得一说。牛见到汽车会追着跑。原来当年为解决一些群众的喝水问题，部队会用汽车送水。久而久之，牛也知道了，来车就有水喝了。为解决缺水问题，1958年“大跃进”时，甘肃曾想启动引洮工程，把洮河水引过去，可没干成。第二个是“文化大革命”原因。“文革”之前，大伙还可以搞点副业，挣些钱搞点贴补。“文化大革命”批资本主义，把这些就批掉了。但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缺水。第三个原因是当时定西革委会领导的指导思想有问题。他们不让把这些情况向上面反应。我第一次调查完后，回到定西地区。当地组织二、三十个人听我们调研汇报。这些人主要包括革委会成员和各个局的头。

　　会议一开始，主持会议的领导就大讲如何看待定西地区的形势。他定了基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下，定西地区形势越来越好。可实际情况是，群众都要饿死了。我根本不管他怎么讲。如实地将看到的情况进行了汇报，一下讲了两个钟头。当时，大伙听完后，会场是一片寂静，没有敢说话的。之前地方干部都不敢陪我，主要还怕陪我看到这些情况后，可能会挨整。最后我讲，还是要跟省里反应这个情况，衣服、粮食要赶快请求救济。我讲完后，这位主持人很不满意，又发表一通讲话。主题还是关于如何看待定西形势。大致意思是，我们有困难，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国家也有困难，我们不能给国家添包袱。他们的问题自己解决，要自力更生。

　　我还听说，之前省里就有人知道这些情况，主动要给他们提供救济，但被他给拒绝了。

　　其实，从当时我们国家能力来讲，完全可以组织出救济的粮食和衣服，定西老百姓的生活根本不至于差到这个境地。我们气愤的是，当时不能说社会阴暗面，因为标准说法是“形势是一片大好”。所以，回到北京之后，就有同事说我，“你小子真胆大，说不定就把你弄栽了。”

　　后来我又去过定西多次。每次去，都能看到新变化。这主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做了几件大事。一是引洮工程、引黄工程，解决了水的问题。二是生产方式改革了。比如采用了覆膜保水技术等。三是产业结构调整了。包括引种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土豆、玉米等作物。现在定西的马铃薯产业全国有名。

　　定西是我看过最穷的地方，我们国家扶贫事业就是从这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就拿出两个亿，组成专门班子，帮助宁夏的西海固地区和甘肃的定西地区(简称“两西”)脱贫，后来又扩大到河西走廊，简称“三西”。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1986年5月国务院成立了专门议事协调机构——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12月改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从那以后，中国扶贫开发事业步入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

　　可能因为那次定西之行的缘故，我与国家扶贫事业结下了深深情缘。2003年5月，我担任了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06年，我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期间，我一直十分关注定西的扶贫开发事业。最近一次去定西，是在2006年。去后一看，原来的状况一点影子都没了。山青了，房子整齐了，人精神了。总之，似换了人间。(责任编辑 蒋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