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农村改革40周年(特辑)
中国农村杂志社
在庆祝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
中国农村杂志社推出农村改革
十大历史性事件
十位引领性人物
十个标志性村庄
十组经典性镜头
以此重温改革开放往事
见证40年来农村改革的
风云际会、发展变化、时代变迁
聆听新时代改革开放足音
激发蕴藏于历史深处的复兴伟力
十位引领性人物
改革大潮里那些鲜活的面容
他们是农村改革的开创者、实践者、参与者、见证者和推动者。他们的经历与奋斗,推动了农村改革40年的每一次突破与前进,每一次探索和成功。
他们当中,有的以极大的胆识和勇气,率先突破人民公社体制,支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包产到户”报上了“全国户口”;有的数十年如一日躬耕田亩,将杂交水稻研究不断向前推进,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造福了全世界;有的担任基层党组织书记,多年来带领村“两委”班子,将“脏乱穷差”的落后村,发展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领头羊”、乡村振兴的“排头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基层干部主动作为、敢于担当、创新实干、尽职尽责的崇高精神……
40 年风雨兼程,时代风云人物标注着一个伟大民族砥砺前行的过程……他们不仅是时代的弄潮儿,更是 14 亿人民智慧与力量的代表。拂去历史的尘埃,他们改革创新、勇担重任的精神屹立不倒,仍然熠熠生辉!
十位引领性人物(一)
万 里
中国农村改革先锋
万里 资料图
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的起始与成功,首先得益于万里主政安徽。邓小平说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有功的”;当时的人民群众间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要吃米,找万里。”
主政安徽,支持“借地度荒”
1977年6月,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到了安徽后,对农民的贫困程度还是大吃一惊。去山区看望农民,可老百姓不出来见书记,因为没裤子,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春节农民吃不了饺子。万里说:“当年杨白劳还借二斤白面,到集上扯二尺红头绳过个年呢。”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上任的第二年,安徽又遭逢大旱。这场大旱,不仅破坏了春播,导致了夏季歉收,连秋天播种也难以正常进行,而如果没有秋播,来年的农民生产生活将会更加困难。面对残酷的旱灾,人民公社集体集中经营、集体劳动的体制更加脆弱。为了种上麦子,一些地方突破生产队经营规模,将地包给农民分组耕种,甚至分户耕种,又被称为“借地种麦”或者“借地度荒”。这种在当时来说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政治上犯了巨大禁忌,必然面临各方非议。
然而万里挺身而出,决定支持这些“借地度荒”的新办法。他在省委会议上讲:“今冬明春的关键是搞好秋种,不能让农村大片土地抛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加困难,工作要有预见性。与其抛荒,倒不如划出一定数量的耕地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在严重干旱的非常时期,必须打破常规,采取特殊政策,战胜灾害。”万里和当时的安徽省委用实际政策去支持这些“借地度荒”的新办法,可以说,新的政策之门开启了。
考察小岗,为包产到户报上“地方户口”
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暗地里实行大包干,终于,小岗村越过了温饱线。万里注意到了小岗村的变化,心存好奇,决定亲自前往一看究竟。到了村里挨家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小岗人兴高采烈把花生往万里的棉军大衣口袋里塞,万里不要,一位老太太笑着说 :“往年想给也没有!”小岗人要求让他们试上3年,万里回答:“我批准你们试5年!”小岗人说:“有人打官司要告我们。”万里回答:“这个官司我包打了!”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在安徽全境得到推广,群众之间这样说:“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小村庄成了中国改革的一个符号。
1979年2月,万里在六安、滁县、巢湖三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肥西有的公社包产到户了,他们会千方百计把地种上,我说你们干吧,搞富了再说。搞包产到户如果要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我们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生活、人民的民主权利放在第一位,这叫不叫政治?这才是最大的政治嘛!”
万里的这些谈话,是关于农村改革最早的政治动员。这种动员已经脱离了政治意识形态,从“上纲上线”的泛政治化进入到去政治化。将意识形态降低到了基本生活问题,只要是能增产,农民能吃上饭,就是最大的政治。万里立足群众要吃饭,要生活,阐述了什么才是好的政治,颠覆了那些政治上的大道理。可以说,这是确立了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成为安徽农村改革突破的理论基础。
万里在安徽农村考察
奉调进京,为包产到户报上“全国户口”
1980年初,万里奉调进京,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原以为安徽的农村政策已经得到了中央的认可,相反,批评的声音愈演愈烈。万里在上调中央之前,安徽省委已经为农业大包干报上了“户口”,正式允许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作为一种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但是,万里离开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问题是,这个户口是应当保留还是应当注销,在省内出现了反复,争论更加激烈。从1980年4月到10月间,省里对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没有发出任何指导性的部署和文字通知,而是忙于在各地开会,围剿“包产到户”。乡县以上干部思想混乱,惶恐不安,好像安徽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又犯了大错误,普遍担心又要折腾和清算。
安徽实行包产到组、到户,在全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批评的声音此起彼伏。中央媒体纷纷指责这些做法违背集体经济的原则,反对包产到户,许多上层领导也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万里以农民利益为依托,面对来自中央的阻力,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坚持立场,岿然不动,显示了大改革家的见识和胆略。
万里继续支持政策探索,为家庭承包制度排险除难,事情的转机也终于出现了。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一次重要谈话中明确肯定了安徽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的责任制,说:“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显然,邓小平肯定了这些新的做法,有力地增加了新政策主张者的砝码,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支持肯定,改革得以继续推进。作为分管农村工作的中央领导,万里主持制定了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著名的中共中央1982年一号文件。这个《文件》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至此,家庭承包取得政治上的决定性胜利,包产到户终于报上了“全国户口”,在全国迅速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