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央一号文件，不能不提著名的“九号院”。在改革之初，引领中国农村改革的“5个一号文件”，就是在这里起草形成。

　　笔者多方求证发现，“九号院”的确切地址是北京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九号”。如今，院子东侧的正门挂着清代礼王府的牌子。有一个历史时期，很多人没在意礼王府，却牢牢记住了“九号院”的名字。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是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所在地。

　　“九号院”作为一个特殊代号，成为许多三农学者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也成为不少关心农民问题的人士向往的“思想高地”。

　　与曾经在“九号院”起草中央一号文件的学者和官员交流，笔者常常有一种触摸历史的神秘感。这种感觉让人不断感受到起草者的政治智慧、人格力量和情感寄托。尽管时光飞逝，世事变迁，但许多东西仍闪烁着人性光辉，闪耀着思想光芒，至今保持着可贵的历史温度，给后人留下有益的启示。

　　1. 赵树凯：九号院，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部”

　　追踪九号院，赵树凯是一位有发言权的三农学者，他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早年曾在九号院工作。笔者与他是山东老乡，看了他的一些研究成果，感觉他对三农问题很熟悉，不仅有真知灼见，关键是倾注了真情实感。

　　在他的办公室，递过来的名片上还注明：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这个基金会每年参与主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因为国务院主要领导参加，许多跨国公司老板都会包机来京参会，国际影响很大。我们由此谈起，谈到农民工子女上学难，谈到中美基础教育的差距，谈到中国乡村治理问题，话很投机。

　　最后我们谈到了“九号院”，他更有谈兴了。他找出自己写的一些九号院的文字，打印给笔者，有的已刊登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观察》上。这些穿越历史时空的文字，有一个共同指向：九号院与中国农村。

　　(1)“执中国农村研究之牛耳”

　　时光飞逝，现在路过九号院，赵树凯仍然感慨万千：九号院尽管已从农村研究者的视线里模糊，但当年，这里曾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风云际会之所，院落内的一举一动都与中国农村改革息息相关。

　　有一次，他坐在车里，看着这个曾经熟悉的院落渐行渐远，心头悠悠升腾起一种难以名状的苍凉之感。“我想起了宋人的词：‘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只不过，我不是渔夫樵夫罢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赵树凯第一次走进九号院。报到后，他被分配在秘书处。

　　当时，“大包干”正席卷全国，农村改革如火如荼。上班以后，他就陷入一系列会议、出差、汇报中，切身体验到这里其实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部”。

　　那个时候，除了这个部门以外，党中央和国务院里再没有其他专门的农村政策研究单位。秘书处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文印室内几个老式的打字机整日作响，各类文稿源源不断地打印装订，累得两个打字员姑娘三天两头哭鼻子。

　　以他本人有限的观察参与来判断，每个一号文件的形成过程，都由一系列调研活动和若干大小会议构成。文件形成后期，要召开由各省市和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集中讨论，开始叫“全国农业书记会议”，后来叫“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再后来叫“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那时会议很长。在赵树凯的印象里，讨论改革之初第二个一号文件(1983年)的会议，从北京开到天津，时间将近20天。因为“政策坚冰”基本打破，意见分歧不像1982年制定第一个一号文件讨论包产到户那样尖锐。但讨论的问题都是当时迫切要解决的：地承包到户了，是否允许私人购买大型农机具?雇工已出现，但政策是否允许?今天看来，这些不成其为问题，但当时则属于大政方针，急需回答。

　　关于争议比较大的政策问题，往往要等到中央最高领导表态，有的是口头指示，也有的是批示。比如农民搞长途贩运，有材料说是投机倒把的“二道贩子”，当时的总书记就批示说“不对，是二郎神”(解决农村流通困难的神)。这些最高层表态，是政策文件的重要依据。从1982年承包到户的一号文件之后，中央又连续发出4个一号文件，及时回应了现实生活提出的新问题，有效突破了束缚农民的旧体制，奠定了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基本架构。

　　九号院里的农村研究机构还有另外一块牌子，开始叫“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年后改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心有一笔数目不菲的专款，用于资助社会力量的研究课题，还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当时，西方学者通过这个中心来到中国，九号院的领导借此吸收外方意见，还安排西方学者与国务院领导会见讨论。当时的九号院，名副其实“执中国农村研究之牛耳”，可谓“极一时之盛”。

　　(2)六个鸡蛋、农民协会和阳光政治

　　谈九号院的“参谋部”作用，不能不提九号院的“诸老”。赵树凯认为，从“诸老”身上，或许可以捕捉中国政治的沧桑流变，品味改革年代的风云激荡，甚至还有更多领悟。他列举了杜润生、纪登奎、王郁昭、朱则民、朱厚泽等一连串老同志。这里只摘录几位“老领导”的片断，供大家品评。

　　赵树凯有一次随朱老(朱则民)去河北调研。其间发生了一件小事，至今让他难以忘怀。那时没有高速路，他们从一个县出发到石家庄，因为需要四小时路程，县委书记让招待所准备了6个熟鸡蛋。“到了省城晚上散步时，我告诉朱老还有几个鸡蛋。他马上问给县里钱了吗，我说没有。朱老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你这个年轻人真是不懂规矩，怎么可以白吃白拿!你为什么不给钱?马上给他们寄1块钱，就从我的工资里扣。’当天晚上，我给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为白拿6个鸡蛋作了检讨，并随信寄了一块钱。”

　　“今天看来，这件事情近乎滑稽，但当时朱老是严肃认真的。”这让赵树凯感受到一个老党员的信念和自律。那个时期官员比较清廉，虽然群众运动是重要保障机制，但从个人来说，信念支持和道德情怀也是重要因素。这里有趣的问题是，信念和制度究竟是何种关系?制度对于保障社会运行至关重要，但制度主义不能解释一切。信念的力量该如何量化在制度分析中，这是制度主义研究方法的困惑。

　　朱老喜欢写诗。赵树凯结婚的时候，他送了一个大影集和一首诗。

　　诗歌别有意味，赵树凯至今记的第一句——“爱情是什么，上帝也说不清楚”。

　　“建议成立农民协会，是九号院里许多老同志的希望。”赵树凯回忆说，1979年10月，国家农委党组向中央呈送“关于把贫下中农协会改为农民协会的请示报告”，邓小平等几位领导同志表示同意。在九号院里，朱老无论是闲谈，还是与地方党政领导座谈，他都反复申明：“共产党靠组织农民起家，不应该怕农民组织起来，应该允许成立农民协会。”

　　九号院的研究机构撤销以后，进入20世纪90年代，杜润生等七八位老同志曾经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出成立全国农民协会的建议。写信不止一次，其中有一次是赵树凯负责安排打印并校对的。这些老同志认为，应该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聊及这类问题的时候，朱老多次问我什么看法。那时候我对于这些问题没有研究思考，回答每每含糊其词。”

　　朱厚泽先生是从中宣部部长下来后到九号院的，担任中央农研室副主任，那是1987年上半年。执掌中宣部时，他曾提出著名的“三宽”主张。他主张对于不同的思想观点、面对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应该宽松、宽容、宽厚。

　　退出政坛以后，朱厚泽的一些文章和思考仍受到社会关注。赵树凯认为，其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呼唤阳光政治”和“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有一篇重要的纪念文章这样写道：“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把‘政治’叫做‘众人的事’。众人的事，公诸于众。放到众人之中，交由众人议论，经过众人讨论，最终由众人决定。众人的事，诉诸众人。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进行。这就是阳光政治。众人的事，不能任凭宫闱深处，一言九鼎。”

　　老一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九号院培养的新一代又成长起来。2006年11月30日，中央政治局举行第36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基层民主政治研究，胡锦涛总书记主持这次集体学习。赵树凯是这次学习的主讲专家。

　　会后，他离开中南海，已是薄暮时分。在回家的路上，回味着这次讲课情景，他不知怎么又想起了九号院的老人。人生是一部书，九号院里“诸老”更是如此。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这些往事构成了党的历史的重要部分。也许，正是那些饱经风雨的智慧老人，正是那些朴实真诚的家国情怀，正是那些为民请命的为政理想，正是那些呕心沥血的日日夜夜，使年轻一代锻炼成长起来，为着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明天再出发。

　　2. 袁崇法：九号院，年轻人锻炼的“政治舞台”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为一些与中国农民命运相连的记忆挥之不去，相关学者写纪念文章表达情思，发古鉴今，希望为未来中国有所助力。3月28日，曾在九号院工作的知名学者袁崇法给笔者发来一篇文章，题为《 抹不去的记忆——记西黄城根南街九号 》。读后，笔者觉得它是一段珍贵的历史资料，仅“供闲暇一叹”实在太奢侈，有必要与关心中国三农问题的朋友们分享。

　　(1)澡堂里能见到部长，局长是“一线骨干”

　　“我有幸曾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成员。1982年8月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分配来时，它刚成立5个来月。”袁崇法说，在以后它存在的所有岁月里，他见证了它的艰巨使命。

　　袁崇法回忆说，“九号院”内的标志性遗迹是一个似殿非殿的建筑。里面除了几个平房小院，一栋三层高的灰色办公楼格外显目，它建于50年代，呈“L”型。中央农研室从1982年成立到1990年初撤销，除了现职副部以上领导，在院内有专用平房办公室外，其余人员大都在这座灰楼二层办公。

　　灰楼每层三十来间房。农研室刚成立时就有近百人，二层的每间房都挤得满满的。局级干部一般没有专用办公室，显示其身份的是配了一张两头沉的办公桌。处级以下的桌子则是一头沉。

　　九号院内灰楼北边有一间最多只能容纳40人的平房会议室，每周都有几次联络交流会，不知有多少名人光顾过这间不起眼的会议室，也不知有多少人因经常光顾这里，后来成了耀眼的名人。

　　院内有一个公共食堂，每到开饭时，大家拿着自备碗筷，排队交饭票打饭菜，围着圆桌边吃边聊，部长们也不例外。院内还有一个浴室，定时开放，经常可在浴室里见到局长和部长，多数时间是几个人同时用一个喷头，没有人觉得尴尬或别扭。

　　每天上下班，现职部长们是专车，局级以下坐班车或自行解决。袁崇法回忆说：“我所在的二组，组长张云千、副组长段应碧，当时已是局级、副局级，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骑自行车。”

　　改善办公条件和福利待遇的机会是有的，但农研室在这方面从来没动过脑子。80年代中期，为鼓励农民运输专业户健康发展，解决买车难问题，农研室从国务院争取了一批进口运输车指标，并负责协调分配。具体落实进口和分配指标的单位，找的是当时带“中国”字头的物资进出口公司和汽车进出口公司。协调会议该结束了，一家公司的女代表忍不住疑惑地问：“就这样了吗?难道你们农研室真的一点儿管理费也不提么?”

　　袁崇法说：“我们这些新生代是恢复高考后的最初几批大学生，大部分有上山下乡或工厂劳动的经历，岁数在30左右，1982年后陆续进了20多名。因为资历浅，当时农研室顶在一线的多数是经验丰富的局级干部，一些人长期超负荷工作，以致将身体累垮。”

　　给袁崇法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张云千。在农研室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张云千领导下并在同一办公室工作。“张云千大我整20岁，具有敏捷的思维、幽默的谈吐和深厚的文字功底，是我终生敬重的长辈和恩师。按他的衡量标准，我写的一些自以为是的文章，简直是逻辑不通，漏洞百出。但他从不笑话人。每当看到他用细密又工整的校对符号，把文章改得十分精彩时，既对他由衷地敬佩，又为自己感到脸红。”袁崇法深情地回忆说，“为了起草和修改好农村改革文件，张云千真正做到了呕心沥血。他的胃和心脏都不好，萎缩性胃炎长期折磨着他。每年文件搞完，就会大吐血一次。他62岁那年离开人世，将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中国农村发展和改革事业。”

　　(2)对年轻人“给机会、给责任、重培养”

　　因为年龄青黄不接，九号院的领导层决定尽快将年轻人带出来。

　　袁崇法很推崇当时使用年轻人的独特方式。他说，与现在一些单位对年轻人先提拔后使用不一样，当年中央农研室起用年轻人是给机会、给责任、重培养。主要方法有两种：

　　方法之一：给职务不提拔。农研室的中层机构是组室，纯研究业务的为组，带有管理职能的为室。组室负责人由局级干部承担。但农研室从1985年开始，陆续让一些年轻人担任副组长甚至组长。通过这种形式，一方面让一批年轻人参与高层次信息沟通和政策研讨;另一方面，将有些中央领导交办的任务和调研课题，直接交给年轻人去组织完成。对这些年轻的组长，在工资制度改革时，陆续将行政级别提升为处级，也并不和实际承担的组长职务挂钩。

　　方法之二：提供参加高层次会议的锻炼机会。农研室每年受中央委托，组织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平时还有各种室内外重要会议，年轻人有很多机会参会学习和发表意见。为鼓励年轻人研究创新，还特意创办内部刊物《农村问题论坛》，允许一些探讨性的、并不成熟的文章在内部发表，在一定范围内交流。

　　农研室聚集的部级干部，都经历过战争年代，许多领导干部很早就涉及农村工作。从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从农村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很多人亲历亲为，甚至自己的政治生命始终和农村政策的演变联系在一起。

　　杜润生同志是最典型的代表。这些老领导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政策研究水平。尽管他们各有特点，但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替老百姓着想，特别看重人民群众的创造实践。老领导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希冀，很大一部分转为对年轻人的期望。他们希望年轻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国情民情;希望多发现人民群众的创造实践，总结出经验教训;希望运用新的知识与理论研究问题，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提出新思路、新观点;希望多了解国外实践与理论动向，借鉴成功经验，避免走弯路。老领导的信任和鼓励，使年轻人时时感受到历史的责任和压力。

　　“杜润生主任曾委托我组织中国膳食结构和营养需求课题研究;张根生副主任让我协助他组织一批年轻人研究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刘堪副主任在准备1985年农村工作文件期间，甚至让我组织人准备第二套方案。”袁崇法说，类似情况在农研室数不胜数，几乎每个年轻人都经历过。

　　老领导的言传身教，对年轻人树立考虑大局的观念、探索创新的信心和求真务实的风气，乃至对他们的事业观和人生观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回忆起刘堪副主任，袁崇法说，1983年初，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结束后，在等候政治局讨论通过1号文件前，刘堪副主任带他去上海、福建调研。一路上，他找各层干部群众座谈，边听边记。针对上海农村社队企业的发展，刘主任同地方同志探讨了上级担心或争议的问题。在福建，农民中刚刚出现私人建水产品冷库的现象，刘堪同志仔细察看和思考，几乎每个晚上都在和人座谈。这次调研扭转了我对大领导到下边走马观花的看法。刘主任考虑问题非常周密，从不孤立地看待和评价任何事情，特别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

　　“在农研室八年，我跟刘主任直接接触时间最长，他做事做人对我影响很大。”袁崇法说，在刘堪那里找不到华丽的辞藻，但却有思想深度。刘主任甘于奉献，多次声称只是“杜润生主任的助手”，晚年更笑称自己是“四平老人”，即平凡、平庸、平和、平常者也，其高尚境界和儒者风范，让人由衷敬服。

　　(3)九号院走出“青年代表”陈锡文、杜鹰、林毅夫……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的创新改革引起更多人关注。其中有一批年轻人，多数是恢复高考后的头几届学生，他们在校期间即探讨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撰写调研报告，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很快，他们成了九号院的常客。

　　在杜润生等有关领导帮助下，这些年轻人成为一支调研中国农村问题的专业队伍，开始叫“中国农村发展组”，挂靠在中国社科院农村所，后来改名为“中国农村发展所”，正式成为农研室直接领导的一个研究所。

　　袁崇法坦言，这个“中国农村发展所”英才济济，多数成员，如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等，后来在各自领域里成为佼佼者。

　　杜润生主任对这支年轻的研究队伍充满期望，并为指导这些年轻人成长倾注了极大精力。

　　有一次谈话让袁崇法记忆犹新，深感受益终生。1982年3月13日晚上，杜老召集发展组的这些年轻人，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搞一言兴邦、一言危邦，要将决策放在科学的基础上。但那是不容易的，要进行艰苦的、长期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基础研究固然很重要，但不能直接转换为政策。当前农村有太多问题需要解决，你们要多作现实问题的调查。长期坚持调查研究有极大的好处，尤其是对全局性问题的系统调查，是你们将来的本钱。生动的东西只有在下面才能得到。你们思想活跃，提倡新思维、新方法，但首先应该提倡的是调查研究。……对问题要学会多角度、多层次观察，不要只看一个方面，不要给人带帽子。总套一个模式就不会有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怎么搞、怎样走出中国式的道路，都要从调查研究开始。……今后我们将在一起共事，我们来为你们做好服务、组织和协调工作，还要帮助你们避免我们走过的弯路。”

　　这番话中有深意，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风云际会之地，首先是全国农村重要信息的汇集中心。这为年轻人提供了不可替代的高端学习交流平台。当时，除了各级党政机关的有关政策信息及时送到九号院外，基层实践信息还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重要新闻单位。

　　“新华社等中央媒体当时都设有农村部，往往在第一时间将基层最新动态反映到九号院。”袁崇法说，基层信息和媒体反映的主要优势集中在个案事例和局部动态。

　　为使信息更加规范科学，农研室呼吁并支持成立了国家农村住户抽样调查队。这样，中国农村从此就有了由中介机构而不是主管部门提供的量化信息。袁崇法回忆说，农研室在全国不同地区选择了300个村级单位，作为固定观察点。这为九号院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了绝好的调研基地。

　　农研室的主要任务，除了平时承担大量的中央交办、政策咨询和协调工作，最重要的还是为中央起草推动农村改革的政策文件。从1982年开始，农研室为中央起草了著名的5个一号文件和1个五号文件。这些文件已深深地印入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

　　正是在这些文件的调研和起草过程中，也培养了一批精于农村政策研究的年轻学者，他们至今仍担当着国家农村政策制定的重任。

　　3.“编外成员”包永江：改革“统派统购”背后的交锋

　　作为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包永江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早年曾应中央农研室主任杜润生先生之邀，成为农研室的一员。他的主要贡献是带领中央农研室城郊组，调研提出了放开部分农产品“统购派购”的政策建议，并最终被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采用。这个一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了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笔者与包老认识已有十年之久，因为对8亿农民命运的共同关注，很快便成为忘年之交。他现在参与领导的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在全国团结了大批关心“三农”问题的学者和干部，至今仍发挥着卓有成效的作用。

　　包老回忆说，与中央农研室领导下的“中国农业发展组”陈锡文、林毅夫等年轻人不同，他是历经坎坷、带着在人民公社十几年工作遇到的大量实际问题，又回归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己中年。由于在天津市城郊发展研究方面的成果引起了注意，经中国社科院农发所和“中国农业发展组”有关领导推荐，他受到杜润生先生的接见。因为妻子身体不好，他最终婉言谢绝了从天津调京工作，但被破例邀请作为中央农研室“编外成员”，奉命组建中国城郊发展研究组，用杜润生的话说，“为中央的农村决策开展研究”。从此，包永江开始了一生难忘的中国城郊问题研究生涯。

　　“我没有直接参加过中央一号文件的撰稿，但一号文件中有我们(中国城郊研究组)的研究成果。”包永江举例说，如早期有关专业户地位的认定;再如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条(改革统派购制度)和第九条(允许农民以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等等。

　　包永江以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条改革统派购制度为例，用“一、二、三、四”的事实进行了详细说明：

　　一次“定项”。1982年7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城郊发展第一次研讨会，中央农研室多位领导在场，在通过城郊研究组两项成果(大城市城郊农业发展方针、大城市城郊产业发展方针)以后，包永江根据多年对蔬菜统派购制度的思考，作了一个改革统派购制度的即席发言。没想到会后仅一周，有关方面就通知包永江立即成文上报，一个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内部刊物《论坛》上以第一版发表。随后不久，包永江又接到通知：已经由主要领导批准立项，作为一项重大制度改革组织全国的研究力量铺开调研，要求限期上报。“九号院”这种高效率的决策和作风，与一些政府机关的官僚习气和扯皮作派形成鲜明对比。

　　两年“脱稿”。从生产到流通，从农委到商委，从价格到财政，各地前后形成近80篇调查报告、近200万字，最后形成的总报告近2.5万字再返回各省市征求领导意见，期间遇到了形形色色的阻力和反对意见。江南某省一位省委副书记看了报告后表示：“我一辈子搞‘统购包销’，别的我不会。要想取消‘统购包销’，除非把我拿下去。”甚至在讨论通过总报告的武汉会议上，有的地方领导向中央农研室反映：城郊研究组竟敢反对保持我国社会稳定数十年之久的‘统购包销’制度，这是一种严重的精神污染!但中央农研室明确答复，这项事关改革的重大研究项目得到有关领导支持，不存在什么精神污染。

　　三选“试点”。1984年年中，中央农研室领导决定选择一个城市作为试点，悄悄地放开‘统购包销’，借此验证改革方案是否科学，确保审核安全后再将总报告上报高层领导。农研室的主要领导亲自联系试点，在遭到两个直辖市婉言拒绝后，最后选定了广州市。广州市委为此召开常委会，全体讨论同意后，做好了试点改革的充分准备，最后才择日放开。包永江和中央农研室联络室的同志在广州度过了提心吊胆的一周，但效果不错，终于兴高采烈地回北京汇报。

　　“四部”审核。由中央农研室联络室主持，邀请当时的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农业部、商业部四部委，各派代表对总报告和改革方案进行审查提问，包永江负责答辩。之后，通过在成都市再举行全国范围的农商口大讨论，最后中央农研室指示由包永江起草请示报告，要求字数不超过2500字。时值1984年国庆节，包永江没有休假，联络室为他在宾馆包了一间房间，埋头起草了三天。节后，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名义形成国农发(1984)第28号文件，最终上报国务院，并被吸收进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

　　忆及这段难忘的经历，包永江感慨地说：“我切身体会到，如果没有当时‘九号大院’那种尊重事实、尊重知识、爱护人才、科学与民主地开展决策研究的机制，而是换成衙门式的政府机关来主持，要想形成上世纪载入史册的‘五个一号文件’，是不可能的。”

　　他甚至表示，中国的“三农”工作能够推进到今天这个阶段，与那个时候制订农村政策形成的科学求实的调研作风和管理机制也有关系。

　　4. 九号院，退出政治舞台的历史思索

　　(1)1990年：九号院淡出的台前幕后

　　袁崇法和他的同事们似乎永远不会忘记一个历史时间：1990年。那一年，中央农研室被撤销。袁崇法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新年伊始，农研室全体成员聚集到取暖条件始终不好的食堂，听领导宣布撤销农研室的决定。这是全体成员的最后一次聚会，也是一次告别。尽管消息早已知道，但大家还是来了。因为人人心里都明白，八年来将每个人的理想凝聚在一起、日夜为中国农村改革殚精竭虑的团队，今后不会存在了。

　　几乎每个老同志都讲了话。虽然，农研室的撤销意味着他们从此将告别历史舞台，结束职业生涯，但他们中间没有人表示丝毫怨气，依然是那么达观，对年轻人依然是那么信任和充满期望，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大家要想开点”。

　　几乎所有的年轻人眼里都噙着泪花。他们仔细聆听着老同志每一句离别嘱咐，因为年轻，他们还有前途，但不少人心里清楚，要达到老同志的胸怀和境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谈及九号院里农村研究机构的撤销，赵树凯曾经思考良久。他坦率地说，以个人的体察认识，在机构撤销之前，大概在第五个一号文件出台时，九号院的影响力就开始有所衰弱，标志约略有三：

　　其一，八十年代中期那年的粮食大减产，从上层到外界对九号院有了一些质疑，甚至出现激烈批评。

　　其二，从这时开始，农村改革研究陷入了某种僵局，九号院似乎有一种找不到“北”的感觉。那时人们在餐厅吃饭，或者在班车上，聊起下一步的改革，明显感到改革着力点不甚清晰，政策精神有些含糊。

　　其三，在第五个一号文件之后，1987年仍然发出了农村工作文件，但这个文件是当年的五号文件。此时粮食产量还在徘徊，农民收入增长仍然缓慢，九号院的影响力大不如从前。

　　农研室撤销不久，工作人员陆续离开九号院。但在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划归五个部门的部分人员还在这里办公。直到1998年秋，新单位整体迁入新址办公，赵树凯与这个院落才从此作别。

　　(2)“九号院现象”留下的改革启示

　　九号院历经明清两代，往事越百年。九号院的“辉煌与失落”中，究竟蕴涵着怎样的“历史逻辑”?

　　“这里曾经是重要的政策智库，因为中国改革初期的5个一号文件而辉煌。现在，诸多智库仍在，各类文件更多，但不知道，有什么力量还能创造类似的辉煌。”赵树凯表示，当把目光从九号院转移到广袤的中国农村，透视几十年来的发展变革，我们可以依稀看到，“文件”时代已经晚景凄凉。

　　“我曾到山东挂职县委副书记，知道一些地方官员怎么对待上级文件。”赵树凯说，在基层，许多领导讲话，上级怎么讲，下级怎么讲，村支部书记讲话如同《 人民日报 》社论，讲话完了往往烟消云散;许多政策文件，上级怎么写，下级怎么写，如法炮制，层层转发，转发完了往往一了百了;许多规定要求，左一个文件强调右一个文件强调，说了一年又一年，但是问题依然如故，甚至愈演愈烈。

　　“就文件本身来说，现在的文件立意不可谓不高，思路不可谓不深，方向不可谓不清，其深度其实远远超过了当年，但问题在于往往效果有限。”赵树凯认为，过去的文件发挥作用，很重要的是借助了计划体制力量，上边怎么指示，下边基本上怎么贯彻。问题是现在的体制已变。体制外部，民间力量多姿多彩而且蒸蒸日上，各种利益主体在千方百计表达权利主张;体制内部，不同层级之间，不同部门之间，各有诉求，各有表达手段，虽然无人公开藐视体制的权威，但是，在具体运作中却是各怀心思，各展拳脚。

　　体制的这种新变局，用美国政治学家澳森波格的表述，叫“碎片化的权威体制”。

　　一个典型的矛盾是，出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现象，对此就连高层有关领导也公开承认。为什么?用赵树凯的话说，就是改革成为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角力”，也成为各种体制力量之间的“角力”。文件的形成可能体现了高层意志，但文件执行则各有各的理解。

　　在基层调查，有乡镇党委书记曾直截了当地说：“现在，下发文件除非有直接给钱的精神。如果不能增加乡镇收入，无论什么新精神，对于我来说都是白费精神。”

　　改革历程昭示，创造辉煌的真正动力是农民，因为问题由他们提出，发展由他们创造，高层所做的，往往是顺应和追随的工作。赵树凯说：“在现在情势下，怎样让农民成为改革棋局中强有力的博弈力量，通过张扬农民的权利来推进政策执行和改善乡村治理，将是解决所谓‘三农’问题的核心。”

　　九号院已淡出，但它给中国农村改革留下的财富还在。忆及远去的九号院，袁崇法说：“从灰楼到平房，那些拥挤的房间，那些成堆的资料，那些熟悉的面容和声音，那些来去匆匆的脚步，甚至从那几个熟悉的房间里飘出的低廉的烟草味，似乎还在伴随着各个感官。”

　　时代兴废变迁如同落花流水，不管曾经何其辉煌;但是，民间的发展更新却是生生不已，永远焕发驱动社会前进的生命之“绿”。无论如何，对于有“三农”情结的人，“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都会作为一个符号，在中国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

　　5. 那些中国农村政策的“看门人”

　　作为新华社记者，在追踪和采访一号文件起草人过程中，笔者一直有个强烈的感觉：他们中不少优秀分子在自觉担当中国农村政策的“看门人”。

　　农民，在城镇化和工业化未完成之前，是一个相对弱势的社会阶层。因为弱势，他们的话语权有限，常常处于“失语”状态，以致需要别人“代言”。国外有一本书叫《穷人经济学》，说的主要是农民问题。因为研究对象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农民，所以“三农”学者也常常“被边缘化”。但在今天，中国“三农”问题却意外成为一门显学。

　　(1)农村政策“看门人”的“底线”在哪里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三农”问题不可谓不重视，常常称之为全党或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两个出台一号文件的密集期，但因为所处发展阶段，加之历史欠账太多，城乡差距依然在拉大。作为一号文件的起草者，有一种使命，有一种担当，那就是坚守农村政策的底线，当好中国农民、农村、农业发展的“看门人”。

　　当好这个“看门人”，第一条就是倾听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声音，确保政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点给笔者印象很深。

　　从陈锡文、段应碧等人的谈话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号文件中的许多政策始终是在激烈的讨论中形成的，这种广泛参与和适度公开的文件形成过程，是它最终能推动实际工作的根本保证。

　　当好这个“看门人”，第二条就是排除干扰，坚守农村政策“底线”，坚决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面对新华社记者，陈锡文曾直言自己要为中国农村政策“看好门”。他坦言，作为政策起草者，因为近些年来力主严把土地门槛，严管农民土地承包权，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让一些想多征地、多卖地、多盖大楼、多建项目的地方领导不高兴，甚至有人说他是“保守派”，阻碍改革进程和地方发展。

　　对此，陈锡文一笑了之。农村在发展中居于弱势地位，总得有人出来坚守一些政策保护的底线，当好这个“看门人”。何况，最终政策是各方利益诉求博弈的结果，不是哪个人说了算。“如果连农村政策的起草者都不守这个底线，还能指望别人去守吗?”

　　2010年，因为一些省市借农村宅基地“增减挂钩”政策试点之机，大大突破了用地规模，引起陈锡文的警惕。他在不同场合对北方某省提出批评，称这个省一年的土地“增减挂钩”分配指标为3万亩，但却搞了30万亩，将国家试点政策变成了推广政策，为此一些地方出现了大量农民“被上楼”现象，既侵占了农田，也侵害了农民权益。对此，他提出严厉批评。在他和一些领导推动下，这项由国土资源部主导的试点政策，最终上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相关政策得到进一步规范。

　　就在此前一个会议上，他还对农民工“被城镇化”公开提出批评。有关部门在统计城镇化率时，将农民工视为“市民”计算进去。但政策要求给农民工落实平等待遇时，农民工又往往被当做“外来农民”对待。他对农民工工资、社保、住房、子女上学等权益表达关切，并参与推动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因工作关系笔者几次采访陈锡文，他都流露出强烈的“三农”情结，表达出解决“三农”问题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近年来，陈锡文对如何“统筹城乡发展”关注更多，因为一些非农实权部门的领导对以城带乡、以工补农认识不到位，他时常觉得阻力大、难度大。但事情终归在向前推进，他仍然满怀希望。每次听着陈锡文朴实而略显沙哑的讲述，虽然未必全部认同，但无论如何，都会被他的这种执著所打动。

　　从杜润生到段应碧，从陈锡文到袁崇法、包永江……甘当中国农村政策“看门人”，看上去也许“偏于保守”，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有理想、有信念、有责任、有使命。因为这份难得的坚守，因为这份执著的探求，他们是值得敬佩的。

　　(2)杜润生在农村改革中的“符号意义”

　　谈到中国农村政策的“看门人”，不能不解剖“杜润生现象”。至今，许多三农学者将杜润生称为中国农村改革最有影响的开拓者之一。

　　笔者对杜润生有所了解，主要是通过知名学者包永江，他也曾是中央农研室的一员，后来长期担任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这个研究会团结了大批关心中国三农问题的学者和干部，至今仍发挥着卓有成效的作用。

　　杜老2012年刚满一百岁。8月初，温家宝总理专门到北京医院看望杜润生，为他祝贺百岁寿辰。温家宝对杜老的家属说：杜润生同志是一个了解国情、热爱农民的人，他为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学识和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因为杜老对中国农村改革的特殊贡献，他在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获得“终身成就奖”。这个奖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等全国几个主要的“三农”问题研究机构发起的，活动名称为“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百人奖”。笔者因为在新华社长期从事三农深度报道，被评委会作为新闻界代表邀请当评委。评委中还有段应碧等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老领导，笔者权当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颁发“终身成就奖”的仪式在杜老家中进行，这是组织者的精心安排。笔者随包永江会长等人见证了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杜老此时已过90岁高龄，清瘦高挑的身躯神似相声大师马三立，说话虽已不太清楚，但精神依然好。在简短的仪式上，他坚持自己念了事先准备好的一页获奖感言，主旨是“勿忘农民”。最后，他捧着证书坐在沙发上与大家合影留念，嘴里仍不住叨念着什么。

　　据包永江介绍，眼前的这位历史老人，生于1913年，山西省太谷县人。“文革”时期，杜润生曾被打成叛徒，1976年被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他出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后改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82年初，杜润生所在的研究室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他在改革开放之初领衔制定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 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农村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为此，部分媒体和“三农”专家称之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2008年下半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钓鱼台举办了一场改革30年的座谈会。96岁的杜润生首先致辞。200多字的致辞稿里面的关键词是权利、改革，但他已没有力气全部念出来了，剩下的部分由主持人王梦奎代读。他的核心思想早已被人们熟知：中国改革一要过市场关，二要过民主关。

　　这位属牛的老人，大半生都在倾听来自土地和农民的声音，推动农村改革。他从改革历程中早已看到，创造辉煌的真正动力是农民自己，农民是主体，问题由他们提出，辉煌由他们创造，高层所做的，往往只是顺应大势。

　　这个老人见证了太多的改革风云，经历了太多的世事变迁，甚至被认为犯过“右倾”错误。但不管怎样，他对农村改革的历史贡献无法抹杀，他对亿万农民的那份真诚没有变，他带出的大批“三农”专家和干部仍在奋力向前，为中国“三农”的未来大声疾呼、卖力奔走。

　　像包永江，尽管年事已高，但退休后仍每年组织大量“三农”调查、研究和会议活动，每次在中国城郊经济研究年会上听他为农民利益慷慨陈词，笔者总在想：这个年龄的许多人已在安享晚年，与世无争。这个老人的激情源自何方?这份责任的动力何在?直到那天来到杜润生家，笔者才豁然开朗：“勿忘农民”。

　　笔者认为，那些为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呕心沥血的“看门人”，历史和人民会记住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