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盛大却难言成功

　　《农村工作通讯》记者 魏登峰 王翔 采访整理

　　第二个全国性农业学大寨会议是在1975年召开的，正式全称是“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我在上一讲就已经讲明了，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主题也是学大寨，所以这应该算是第二次全国性农业学大寨会议。

　　为什么在那时候开这个会呢?经过几年文革运动，整个国民经济状况已经被折腾得很差，已到了不抓不行的地步。关键时候邓小平同志复出(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主持中央工作，重点抓整顿，所谓“整顿为纲”。关于农业方面，也要整顿，就决定召开一次学大寨会议。

　　会议从1975年9月15号一直开到10月19号。

　　筹备分四摊

　　先讲讲会议的筹备情况。筹备工作启动得比较早，在我印象中应该1973年就开始了。主要的负责同志有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领导，国务院业务组其他成员也参加了。老实讲，大家都意识到不抓真不行了。如果还是那么任由其继续乱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同时，大家也都觉得这次会议是一个抓业务的机会。

　　具体筹备工作由农林部负责。自从有了这个任务，我们农林部几乎被全部动员了起来。

　　会议准备主要分四摊。第一摊是政策方面。那时农林部的人手已经增加了。农林部的谢华、裴润、刘堪等负责这块。裴润和刘堪两位前辈都不在了，唯一健在的是谢华，现在也九十好几了。

　　第二摊是生产方面。由当时的农业组组长郑重同志负责，后来他还当过农业部副部长、农研中心副主任。

　　第三摊是文件方面。主要是起草会议文件和领导讲话稿。

　　第四摊是会议资料。就是准备在大会上关于地方典型经验的发言。会上要介绍推广哪个省的经验，就要求那个省报上典型材料来，然后将那些资料修改后返回。这样来来回回修改多次，最后经相关领导审阅后才能正式在会上印发。

　　当年我除了参加文件起草的讨论外，主要整理供大会交流的典型材料。我记得先是在前门饭店，后来又住在民族饭店。整理各地的典型材料，有好几十份。

　　会议文件经过多次修改，我记得至少有一稿、二稿和三稿的。这次会议很明确，就是要讨论两大问题：一个是怎么建设大寨县。“大寨县”的叫法也是经过改来改去才最终定下的。刚开始叫“大寨式县”，后来叫“大寨县”，再后来又改成“学大寨先进县”，最后就是用“大寨县”。这次会议明确提出来要建设大寨县。另一个是要研究农业机械化。因为1971年召开了一个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提出了198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这是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怎么实现?会议顺便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重点还是讨论怎么建设大寨县。

　　筹备期间，很多同志被派下去调研。

　　写领导讲话稿，起草文件，准备典型材料，就这样一直忙乎到1975年9月中旬。会议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基调是“整顿”

　　会议是9月15号正式召开的。以召开地点可以划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昔阳大寨开，期间还参观了大寨和昔阳的建设成就。第二个阶段是在北京开。在北京开会，前半段是各地典型发言，介绍经验;后半段是讨论文件，同时各地制订规划。

　　会议规模很大。会议代表除各省的领导同志外，各地的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也来了。此外，还有少数民族的代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代表和部队的代表。总共约有3800人(有资料讲是3700多人)。

　　一个农业大会，把全国的县委书记都请来，这是很不寻常的。这是因为“县”在中国行政构架上地位很特殊。旧社会，“皇权止于县政”。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建立了乡一级的人民公社，但总体上仍然是以县为基本治理单位。1966年开始的“文革运动”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影响，不少领导同志觉得需要纠正一些过左的做法。之所以把规模定得这么大，当时的领导同志很希望抓住这个机会纠正一些做法，尽可能大规模地将农业整顿好。

　　尤其是邓小平同志恢复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工作后抓全面整顿工作，想趁着这个开会机会好好整顿一下农业，将农业生产搞上去。小平同志也是利用这个背景。没有这个背景，抓农业整顿哪有这个份啊?会议就是围绕这个基调展开的。

　　聆听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

　　9月15日的开幕式，是在昔阳县一个半露天的大厂房里举行的，几千名会议代表，每人发一个帆布做的马扎，坐着听领导讲话。马扎上印有“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字样。散会时，许多代表都把马扎带走，作为纪念。我也带了一个回来，可惜几次搬家弄丢了，保留到现在也算一件“文物”了!

　　陈永贵同志简短地致完开幕词之后，就请邓小平同志讲话。文革一开始，邓小平就被下放，1973年恢复工作后很少在大型的公开场合露面，这是他第一次在全国性场合讲话。一听到邓小平副总理要讲话，大伙儿十分兴奋，全场掌声雷动，久久不息。主席台上的邓小平同志几次招手示意，掌声反而更加热烈。这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热切期盼有人出来“拨乱反正”。也看得出，参会的许多人同我一样，都是第一次听小平同志讲话，并且都对他有一种特殊的尊重和期待。因此，掌声特别的热烈，而一旦小平同志张口讲话，整个会场又特别的安静，大家都埋头记笔记。

　　小平同志的讲话，事先没有准备正式的稿子，但条理很清楚，语言也很生动。归纳起来讲了三个问题：形势、大寨和领导。

　　关于形势，小平同志没有像当时一般的那样，长篇大论讲形势一片大好，而是简单说了八个字：“形势大好，形势逼人”。至今我脑中还能准确地“响起”小平同志用他家乡话讲出的这八个字。然后他说，这个话讲过多次了，今天不讲。接着他就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高度，讲农业的重要性和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照我个人的看法，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四个现代化，最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20世纪末达到四个现代化目标，必须认真注意这个问题。不管工业发展得怎么快，要有农业这个基础的发展。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就可能农业拉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虽然不像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或相当于那次会议。

　　关于大寨，小平同志提出了真学大寨和假学大寨的问题，对大家震动很大。他说，现在跑大寨的人不晓得有多少万，是跑来看风景、游山玩水，还是真正来取点经?所以，有个真学、假学、半真半假学的问题。我希望三千多代表都要真学。当时，全国各地的人都往大寨参观，村一级支书基本都去过了。小平同志这番话，很有针对性。后来会议的讨论中，会议的文件中，都强调要真学，不能半真半假学，更不能假学。许多代表还就怎样才是“真学”讲了具体的体会。

　　关于领导，小平同志特别强调了县一级领导班子的重要性。他说，学好大寨，搞好农业，关键在领导。领导第一是省委，然后是地委、县委，特别要注意县委。县委相当于军队的团，又是领导机关，又是执行机关。有一个好的县委班子，就可以带动公社，带动大队。县委要注意配备好一、二把手，真正能够领导起来，苦干、实干、带头干。不注意这个问题，空喊口号，天天喊学大寨，也没有希望。

　　需要说明的是，小平同志这个讲话内容很丰富，我手头又没有文字依据，以上这些，都是凭记忆讲的，不全是原话，只是个大概意思。我希望有人找出讲话记录，认真研究，因为我觉得许多内容对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小平同志会上展现出的气魄和风采让我记忆深刻。1978年之后，邓小平再次出山，收拾残局，扭转乾坤，成为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入快速持续发展轨道。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借此我也向这位伟人表达一份景仰与缅怀之情。

　　顺便讲一点会场上的“小花絮”。江青也参加了会议的开幕式。原来，在大会召开前几天，她就带着当时文艺界的一帮人去了大寨。开幕式上，江青也上了主席台，好像还有姚文元。会议没有安排江青讲话，但在小平同志讲话过程中，她不断地插话，都是一句半句的，没有啥内容。比如小平同志刚讲第一句：“中央的同志要我来讲几句话”，江青马上插一句“毛主席请邓小平同志来给同志们讲几句”。当小平同志讲到“全国农民人均农业产值只有124元，贵州倒数第一、四川倒数第二”时，江青插上一句：“四川是天府之国”。

　　从会场的情况看，大家对江青不断插话，打断小平同志讲话，是反感的。小平同志也是有点反感，曾两次甩下话把她顶回去。比如，当小平同志讲到“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时，江青大声说“是少数”，小平同志立马就回她一句：“个别的也是不得了的事呀!”会场沉默了一会，大概小平同志也觉得话回得太硬，便补充说：“就是个别的，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又比如，当小平同志讲到社员收入有的很少，有的还倒欠账，“这种情况，我们能够满意吗?”时，江青插话说“有些债要取消了”。小平同志当即就说：“那是政策问题，要另外研究!”意思是江青讲的不算数。

　　可笑的是，新华社报道会议的新闻稿中，标题就有“江青同志作重要讲话”。这可给传达会议精神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会后，许多代表回去传达时，许多人都问江青讲了什么，甚至质问“为什么不传达江青重要讲话?”在当时情况下，谁也不敢说江青没讲什么，因此很不好办，就给农林部打电话，希望给个统一的“口径”。农林部的领导当然也不敢表什么态，弄得很烦恼。记得沙风部长还专门找刘堪等人议论过怎么办。后来究竟怎么办的，我就不晓得了。

　　会后大家在昔阳参观了一下。几天之后，代表们就回北京了。期间，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座谈会。

　　10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体大会，华国锋作大会总结(题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华国锋说，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这就是“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最后发出号召，“苦战五年，到1980年，要求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其他的县也都要建成更多的大寨式的大队和公社。”

　　10月19日，陈永贵在全体大会上致闭幕词，宣布大会结束。

　　口号是“普及大寨县”

　　会议的基本调子主要基于当时形势的调研和分析，主要是关于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的情况。基本判断是：自从1970年开展学大寨运动以来，占30%的县学得比较好;50%的县没有迈出大步子;20%的县没有迈开步子。针对这种情况，要加大工作力度，普及大寨县。会议文件的各方面都贯彻这个基本精神。

　　学习的先进县，也就是学得好的县，它们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带领全县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全面专政，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领导带头。简单说就是“一批二干三带头”。就用这来说明基本精神，学得好是这么一个问题。同时强调领导干部要参加劳动，一年要300天。

　　没有迈开步的问题是什么呢?没有迈开步的主要是县委班子存在着“软、散、懒”的问题。原话是这么讲，除了极个别的县坏人和走资派当权以外，主要是县委班子存在着软、散、懒的问题。软就是不斗敌批资;懒就是缺雄心壮志，不蹲点劳动;散就是不齐心合力，甚至勾心斗角。此外还讲了四个方面的具体表现。这些我就记不得了。

　　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要“普及大寨县”。会议提出来一个口号，“苦战三五年，普及大寨县”，强调的就是要把县委班子建设好，特别是解决软、散、懒的问题，主要是解决“软”的问题。当时就是这么个说法。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次会议没有专门强调落实农业六十条。之前我已讲过，批林整风，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就纠正了这些事。文化大革命政策乱的主要还是林彪事件之前那七年。林彪事件出来之后，大批林彪的“形左实右”，说搞这些东西(指不落实农业六十条政策)不是革命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右，把帽子戴上就慢慢落实了这些政策。

　　所以当时的口号很响，叫“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彼时已不是纯粹学大寨运动，而是要普及大寨县运动，而且是要三五年普及大寨县。

　　会上还定下了大寨先进县的六条标准。老实讲，会议准备的时候没有这六条标准。领导同志在会上才提出来的，说，得定个什么标准。大家就研究出了这么六条标准。一是有一个能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县委领导核心;二是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能够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对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监督改造;三是县、社、队三级干部都能够像昔阳县那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四是在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方面，进展快，收效大;五是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穷社穷队的生产和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中等社队现在的水平;六是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增产数量大，对国家贡献多，社员生活逐步有改善。

　　提出五方面的生产措施

　　这次与以往会议有个很大不同。之前的都不讲，或是很少讲生产措施，这次讲了很多的生产措施，而且非常具体。我印象深的，有五方面的措施。

　　一是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重点就是建设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要在1980年实现一人一亩高产稳产田。因为我们的口号提出是“三五年达到”，而1975年到1980年还有5年时间，所以要在1980年要实现。考虑到当年的建设力量和客观条件，办到的难度不小。尽管如此，会议之后，全国大搞普及大寨县,许多地区平整土地,兴修水利，兴起了又一波更大规模建设基本农田的高潮。

　　二是要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也就是要在1980年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目标。这里又有很多具体措施，包括增肥、补贴、购买机械等等。

　　三是加强科技，特别强调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提出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农业科技推广网络(农业科技网)。其实“农业科技推广网络”就是在那时才提出来的，后来一直强调它。

　　四是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壮大集体经济。毛主席说社队企业是我们光明灿烂的未来，希望之所在，所以纪登奎、华国锋都特别强调要发展社队企业。

　　五是支持穷社穷队。后来又加了一个对象——山区。所以完整说法是，支持穷社穷队山区。支持它们，实质就是现在的扶贫。那个时候没这么讲，就是说对穷社穷队，要给它们大力的支持，每个省都要花力量去帮助它们。

　　这五方面的措施很有意思，对于促进生产也很得力。

　　还有一些其他措施，是当年流行的那些东西，但我已无印象。

　　一通让我后怕的电话

　　关于这次会议，我个人还因为一通电话，后怕不已。现在回头来看，也算躲过一劫。

　　开始说代表中要有10位特邀代表，就是基层党支部书记这些人。其中就有一位是天津小靳庄大队的支部书记王作山。为何打算特邀他呢?主要因为当时天津小靳庄是江青抓的一个典型。小靳庄的人会说书，他们写了很多革命诗歌。江青当年就喜欢抓这些东西。不知怎么地江青知道了那个村，然后很自然地就把小靳庄作为她发掘树立的典型。定特邀代表时，有人推荐了王作山。

　　裴润让我给天津打电话。我打电话告诉天津方面，这个会议设有特邀代表，小靳庄的王作山要作为特邀代表。考虑到代表名额紧张，我特意讲他就不占天津代表团的名额。

　　不想，在国务院业务小组讨论代表名单时，有领导同志就提出不同意见。他讲，这个小靳庄蹦蹦跳跳，能跳出粮食了?明确表示不赞成小靳庄作为典型。领导就跟我说，你再打个电话。我又给天津打电话，说：“会议不设特邀代表了，王作山同志参不参加会议，你们自个儿定，参加的话就要占你们的名额。”天津的同志一听就明白了，情况有变。最终王作山来没来，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这事在后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不知道被谁给抖落出来了，说这是翻案复辟的表现，是针对江青去的，否定江青的典型。哎哟，给我紧张得要命。要是有领导批示查这件事，肯定立刻就会抓了我，要我交代是谁说的，是怎么回事。万一被抓，我怎么交待?我在提心吊胆中熬过了一个礼拜，幸好仍然没有什么情况，我这才放心。我那时很清楚，新华社动态清样领导每天都看，要是有领导批示早就会下来，这么长时间没有动静，看来没有领导批示。我也算躲过了一劫。不过，现在每每回想此事，仍有冷风吹背，后怕不已。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花絮。在讨论文件的时候李先念“骂”张春桥等一伙人，说他们是“天桥把式只说不练”。北京的天桥把式，就是旧社会耍把戏的，净耍嘴皮子，不来真的。后来写文件的时候，刘堪就把这句话用上了。文件这样讲，“有些县委书记，有些县，我们地方有些同志，天桥把式只说不练”。李先念就说，“嘿，你们把我这个话给用上了。”

　　再就是批“通渭没治论”。通渭是甘肃省最穷的县之一。他们的县委书记之前讲过一段话，意思就说通渭这个地方，我是治不好;就是别人谁来，也治不好。就被人总结为“通渭没治论”。会上这位县委书记自己带头批自己的“通渭没治论”。

　　会议成果不大

　　准备会议文件，领导讲话文件稿，主要是刘堪、裴润和谢华三位负责;改稿子、定稿子也是他们;最后的写会议文件还是他们。

　　会议最终的文件不长，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形势。第二部分讲要普及大寨县。第三部分讲政策。政策很少，主要讲措施。第四部分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第五部分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基本调子还是我前面讲的那些，就是讲学大寨先进县的根本经验是什么?学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措施就是那五个方面的措施。

　　会上的简报特别多。每个省的书记，每一位县委书记都发了言，介绍各自的情况，也讲了参加这次会议对照各自地方的情况，研究制定回去后怎么建设大寨县的计划。

　　会后全国又掀起了基本农田的建设高潮;“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也成了一个口号，各地纷纷争创大寨县。

　　老实讲，后来实际上没有贯彻好这次会议精神，因为1976年4月5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紧接着就搞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对邓小平。两天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决议”的第一个内容是，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内容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邓小平再次被“打”了下去，大家又不敢说了，更不敢干了。

　　这次就讲这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