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诗歌的多元化与传统

 

　　如果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定义为诗歌狂飙突进的20年，那么新世纪的当代中国诗歌逐渐进入了“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壮阔之境。1999年盘峰论战以后，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阵营的分裂，在某种意义上更多是一种诗歌话语权之争，关乎诗歌本身的意义非常有限。随着论坛时代写作阵营内部的进一步分化和博客的兴起，诗歌写作开始走向独立、多元。2004年8月李少君发表了《草根性和新诗转型》的重要文章，可以说是对当时诗歌写作现场的一次观念上的校正，尽管大多数诗人和评论家将“草根性”诗学定位在“底层写作”层面，带有一定程度的阶级分析论的色彩，实际上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从此文强调的写作对象和对形式主义写作的尖锐批评看，它实际上是在倡导一种生物属性的诗学，重申了汉语诗歌的传统，有着清淤疏浚的重大意义。

　　最近10年，当代中国的诗歌写作真正实现了独立、多元的局面。2012年，楚尘文化传媒推出新陆诗丛，把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诗人西川列入其中，标志着知识分子写作和以于坚、韩东为代表的民间写作有了一定的调和。2013年作家出版社推出的标准丛书，作为民间写作的代表诗人于坚跻身于以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方阵，更进一步体现了一种写作观念的包容和艺术视野的开放。在此期间，长江文艺出版社逐步成为新时代诗歌出版的重镇，持续推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批实力诗人的诗歌作品。如陈先发的《写碑之心》、雷平阳的《云南记》、莫非的《莫非诗选》、池凌云的《池凌云诗选》、李少君的《自然集》、草树的《马王堆的重构》、李浔的《擦玻璃的人》等，诗歌出版也摆脱了姿态性和观念性写作的局限，呈现出一种着眼于文本的、开放的视野。其次，每个年度的诗歌年选和诗歌排行榜，也大致追随了这样一种走势，尽管各自的视野依然有着一定的局限。2016年，诗人周瑟瑟主编的《新世纪中国诗选》，更是以省份分列的形式对新世纪16年当代诗人的创作进行了一次鸟瞰式的搜寻和展览，力图以编者的视野所及和作者自选的方式呈现新世纪诗人的代表性作品，但是也许受限于版面和其他因素，这样的选本依然带来遗憾——双重的遗珠之憾，一是不可避免地遗漏了一些优秀诗人，二是入选诗人也没有提供真正的代表作。比如臧棣的《万古愁丛书》和《挖掘丛书》比一些入选作品，就有着更高的艺术成色，前者是对诗人张枣的纪念之作，打破了生死界限而实现的诗人之间的对话性存在，显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元诗写作，其以诗论诗有了鲜活的生命体验和微妙的语言知觉;后者则是在汶川大地震下产生的作品，可以作为一次及物写作的出色范本。作为知识分子写作阵营的老将，孙文波此前写作的《新山水诗》，呈现出广阔的人文视野和语言生态，被忽略实为可惜。安徽诗人杨键2013年前后写作的长诗《哭庙》，以其浩大之“哭”和深入“文革”十年苦难的孤勇，为新时代提供了一个卓越的文本，尽管其思想观念仍带有某种姿态性。而陈先发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在此一时期，当属《白头与过往》《口腔医院》《姚鼐》和《写碑之心》等长诗作品，在词与物的关系上做出了最为夺目的探索。甘肃诗人李志勇进入编者视野，他的写作给坚硬的“边塞诗”带来了柔软，其中更出色、带有异质的代表作，当为《墨水瓶》《红树林》等。于坚在新世纪的写作持续掘进，无论《拉拉》《爵士乐》和《在布里斯本》，还是《波士顿以北》，都不应成为遗珠。他在2018年发表的《莫斯科札记》更是俯身大地倾听，达成语言自发性流动的诗歌生成机制，实为整体性观照和日常性呈现完美结合的杰作。福建诗人吕德安作于2010年前后的《适得其所》和《抚摸》等作品，远远超越了他的早期名作《沃角的夜和女人》，其新作在生命经验和宗教情怀之间，都有出色的语言作为。而在我写作“当代湖南诗人观察”期间发现的湖南女诗人菊女，她的写作在艺术上的自觉和节制，在作品的完成度上，早已是一个成熟的优秀诗人，她的《风葬》《以为》和《古董》等作品，可以说列入当代任何最优秀的女诗人之列都毫不逊色。

　　诚然，每一个选本，任何一个诗人或评论家，都不大可能凭一己之见勾勒出新时代诗歌的真正地貌，它的丰富和多样性、独立和多元化，无疑已经来到一片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气象万千的开阔流域，对称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正因为时代的急剧变化，现代文明的累累硕果，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水平，一方面也带来了精神的裂变和伦理的重构，物质主义和娱乐至死，在这个时代成为了一股裹挟精神和灵魂的暴力，放大了人性的贪婪，也放纵了享乐主义的虚无。社会的诚实信用还远没有建立起来。这个时代好比一辆高速列车，窗外的呼啸和风暴，被12cm的减速玻璃隔离了，人们只看见一晃而过的美景，像快速划过的静物画，而诗人们只有把耳朵伸到那12cm以外，倾听世间的真正声音，才能还原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的真相。诗人的使命是什么?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世界守成。不论诗歌如何边缘化，诗人正是在边缘守护着人的精神边界。如何书写新时代?在我看来，既要将现代文明的成果延纳到语言的篮子，也要比常人保持着更大的清醒，关注人类的命运和精神处境。

　　深入当代，言之有物。一个诗人的写作如果脱离了其处身的时代，那么其写作是可疑的，也是无效的。当代诗歌写作已经在观念上彻底排斥凌空蹈虚的抒情，诗歌审美也没有耐心再接受这样的语言灌溉。当然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专业的诗歌写作者，可以说已经完成写作观念的革命，立足于个人性和日常性的写作理念，已经根植于每一个诗人的心中。诗人是语言的媒介，只有个体感受和生命经验的传递，才有可能使语言具备真正的“沟通能力”。在语言层面，所谓言之有物，其“物”一方面来自写作者的个人感受和生命经验，以及对个人处于时代的坐标轴上的具体处境的感知，甚至这个坐标轴还可以向传统和历史延伸;一方面是语言形象，它作为语言形式给予词语以身份，以洞开世界万物的玄妙之门。而诗作为一种对话性的存在，无论这个对话的对象是一个具体的人、自我或潜在的读者，确立它的这一层定义的意义在于，诗人作为一个对话者即便在语言的内部也要保持一种谦卑的精神和倾听者的姿态，具备一种坦诚客观的态度。只有这样，最终才能让诗抵近真实，成为真理的维护者，建立诗性的正义。

　　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背后都站着伟大的传统。只有立足于传统的视野上，才有可能更清楚地看到当代世界的原发现场重重现象背后的真相。没有传统文化的滋养，诗歌语言势必成为无源之水。诗人拒绝传统，发展自己的诗歌流派或发明自己的诗学都毫无意义，壮大自己的粉丝队伍更是百无一用，甚至是有害的，真正需要做的，是不断地自我革命，耐心地俯身倾听。诗只有接受了“舌头的禁欲和苦行”，才有可能抵近词语的神性。曼德尔施塔姆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方，他说词语不是气孔而是千孔芦笛，不断地由各个时代的呼吸吹响。同时一个诗人和词语打交道久了，就会发现词语也有了灵性。所有伟大的古典诗人都在词语里活着，词语保留了他们的气息、体温和语调。词语既在死去的传统上张着耳朵，也具有召唤的本能，一个诗人的个人才能就在于是否具有唤醒词语的能力，而前提是具有倾听的耐性和声音的辨析能力。唤醒词语召唤的本能，语言的聚集能力一旦显现，语言之途的景观就会超越个人和日常而呈现一种共时性的存在，时间、历史、传统甚至宗教的维度都有望洞开，一首诗构建的语言现实就有望转换成一种超越个人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现实，诗也藉此达成它的见证的功能。

　　在城市文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作为一个诗人，面对这个时代最新的“自然”，在高铁和原野之间，在摩天大楼和湖泊之间，在跨海大桥和海洋之间，如何把它们延纳进入自己的语言形象工具库，发现诗意或理趣，断然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些都挑战一个诗人的个人才能，而反过来看，这也是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诗人，面临的巨大的语言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