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协社科界别小组会上，就职于政法系统的委员就“两高”工作报告与同组委员们进行讨论。 本报记者 孙戉摄

　　在政协民族界别小组会上，委员们就“两高”工作报告与前来征询意见的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进行交流。 本报记者 孙戉摄

　　昨天，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召开全体会议，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上，徐滔代表围绕依法开拓公益诉讼发言。 本报记者 武亦彬摄

　　本报记者 武红利 高枝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下大气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努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让企业家安心搞经营、放心办企业。针对当前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部分政协委员围绕完善民营企业贷款管理机制、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法治建设等为优化营商环境建言献策。

　　叶青委员：

　　完善民营企业贷款管理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叶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青认为，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发展，是我国现阶段的一项基本国策。加强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扶持，则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是，与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相比，民营企业在获得金融资源方面处于明显弱势地位。

　　叶青建议，首先，应结合地区经济结构设置不同贷款比例。银行的分支机构根据所在地的不同，有具体的服务范围，主要服务对象为当地企业，而全国各地的经济结构有差别。“比如温州的民企占绝大多数，而在东北，国企占主导地位，这两个地区如果用一个政策和要求，企业贷款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银行的贷款政策应该因地制宜，把产品做细，逐步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叶青说。

　　如何制定扶持标准?叶青认为，由于民营企业经营范围广泛，对不同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应有所不同，监管部门应该出台具体的执行标准。对小微、三农、扶贫、环保等领域的民营企业应当竭尽所能大力支持。而对房地产、资本性行业和产能过剩的行业则不宜放宽支持。

　　“随着银行对民营企业贷款力度的加大，监管部门对民企贷款审核应给出更严格、更具体的管理办法和指导措施。”叶青建议，应实施“宽进严出”的策略。在授信时按照“一二五”目标，提高给民营企业的贷款额度。而在银行放款时加强审核，对资金用途、还款方式、风险控制进行严格监管，确保每一笔贷款真正用于促进企业经营发展。此外，应针对银行从业人员建立尽职免责、纠错容错机制，激发银行从业人员服务民营企业的内生动力。

　　汤维建委员：

　　将《个人破产法》列入我国立法规划

　　“创业创新是有风险的，创业创新中的‘失败者’需要法律提供‘盾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建议，将《个人破产法》列入我国立法规划，并尽快出台，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解除创业者的后顾之忧。

　　“目前我国仅有《企业破产法》，而没有《个人破产法》。”汤维建认为，制定《个人破产法》，有利于对企业法人和自然人实行同等的法律保护。现代的破产法既有清算功能，也有保护功能。制定《个人破产法》，可以让诚信的破产人享受法律的“红利”。通过启动法律程序申请个人破产，可以保护破产人的自由财产，保障其最低生活需求，帮助其恢复生产经营的能力。

　　汤维建建议，明确《个人破产法》的适用范围，包括法律上或事实上以承担无限财产责任为基础的经济实体和自然人的破产，有民事破产、商事破产以及制裁型破产三种类型，并将遗产破产也纳入个人破产范围。

　　他还建议，规定破产免责制度，个人被宣告破产后，通过破产没有得到清偿的剩余债务自动免除，将来获得财产也无需偿还。但非诚信、存有诈欺行为的债务人不得通过个人破产制度免除剩余债务。同时，应规定自由财产制度，即由法律规定由破产人自由管理、使用和处分的，不得查封、扣押并用于分配清偿的财产，也称为“豁免财产”。

　　高峰委员：

　　共建行业信用体系 破解融资难问题

　　如何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台联会长高峰建议，加强行业信用平台、公示、专栏等建设，建立与国家信用信息平台共享机制，协助金融机构为行业中小微企业提供针对性金融支持。

　　高峰认为，造成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融资渠道少、融资成本高、融资需求不匹配等。他说，行业组织应承担起建设行业信用体系的主要责任，牵头组织开展行业信用建设工作，引导行业龙头企业发挥带头作用，加强信用信息的归集和共享，积极建设行业信用信息数据库，整合专业机构等各种社会力量，采取独立建设、共同建设、共享建设和委托建设等多种方式，提高行业企业信用信息透明度。

　　高峰建议，加强行业信用平台、公示、专栏等建设，建立与国家信用信息平台的共享机制。行业组织应在银行和中小企业融资贷款信用建设中充分发挥市场第三方作用。积极开展信用评价工作，发挥行业自律监管职能，提炼和丰富市场化行业信用表彰、激励和联合惩戒措施。此外，有关部门应积极支持行业组织共建行业信用体系，通过政策指导规范行业组织的信用建设行为，从政策约束转变为政策扶持，出台支持行业组织建设行业信用体系的具体政策，从资金、人才、数据等多方面主动提供支持，从“喊话”支持转变为政策落地。

　　方来英委员：

　　加快建立药品安全追溯体系

　　本报记者 高枝

　　药品安全是“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药品安全不仅是要生产出合格药品，而且还要防止假药混进合法流通渠道，在发生事故时能迅速予以追回，减少患者损失，这都要求药品全程必须可以追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方来英建议，要加快建立覆盖生产、流通、使用全过程的药品安全追溯体系。

　　“我们要科学地看待中国的药品，我们的药品是安全的，质量也是能够让人放心的。”谈及备受关注的疫苗安全事件，方来英认为，此前出现的一些“问题药品”包括“问题疫苗”，是极个例的人为违法行为，不能因为极个例去否定总体。但是，药品安全直接与人民健康相关，哪怕概率极低，都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必须加强监管。

　　一盒药品交到患者手上，要经历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流通等诸多环节，其中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到药品的疗效，最终影响人民生命安全。

　　“如果出现药品安全问题，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迅速使有问题的产品和使用者脱离。也就是俗称的‘召回’，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药品追溯体系。”方来英说。

　　“传统意义上，药品追溯依赖批次和手工记录。这种追溯系统很难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药品安全快速反应的需要。”方来英建议，要实现“一盒一码”“一码到底”，从制造到流通、使用等各环节都能全程跟踪、迅速定位。同时，编制国家药品物联网实施规划，形成在物联网平台上的全品种、全流程追溯。

　　2018年11月，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包括统一标准在内的一系列工作任务，提出“明确重点，分步实施”等有关要求。方来英建议，有关部门应充分行使《药品管理法》授予的行业监管权力，制定和执行适当且有效的奖惩机制。对《指导意见》中提出“逐步纳入”的所有其他品类，要进一步明确为“分环节逐步实施”。

　　“首先要在生产环节进行‘一物一码’的赋码行为，流通和零售、使用环节的‘物码同追’才有抓手。”方来英说，“此外，要尽快明确追溯体系建设的步骤和时间。我希望能在2至3年的时间里取得积极进展。”

　　刘林委员：

　　加快老年教育发展

　　本报记者 武红利

　　近年来，老年人对教育的需求大幅度增长，老年大学“一位难求”已成为新的民生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建议，加快老年教育发展和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让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享受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刘林认为，我国老年群体蕴藏着巨大的人力资源，但由于老年职业教育资源匮乏，老年人就业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不健全，我国老年人力资源远未得到充分开发。他建议，启动老年教育立法，明确政府、社会、老年人自身在老年人教育发展中的责、权、利，推动老年教育进入法治轨道健康发展。修订《劳动法》等相关法律和有关政策法规，补充关于老年人就业人身安全、健康保障、个人所得税减免、企事业单位老年用工税费减免等条款，解除老年人和用人单位的后顾之忧，激励老年人老有所为，激励企事业单位积极开发、合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针对老年教育场地缺乏、经费不足等瓶颈，刘林建议，相关部门及时制定新时期老年教育发展专项规划，并将老年教育、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纳入政府年度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财政预算安排中，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

　　刘林还建议，出台措施，鼓励“互联网+老年教育”“互助式社区老年教育服务”等新型老年教育组织发展，鼓励围绕老年教育、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发展新型专门理财产品、保险服务。并推动建立全国性老年教育行业组织，在老年教育课程体系开发、老年教育服务标准研发与推广、老年教育行业发展与自律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洪明基委员：

　　广泛开展社区居家养老

　　本报记者 武红利

　　如何解决好“老有所养”这个社会保障课题?全国政协委员、合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洪明基建议，广泛开展政府资助、机构主办、连锁经营的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完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让老人安度晚年。

　　社区居家养老是依托社区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多方面服务的养老模式。洪明基认为，与其它模式相比，这一养老方式能让老人更有归属感。

　　洪明基建议，明晰家庭、社会、政府的养老责任，构建政府基本公共养老服务保障体系，探索建立多样化的养老平台，优先满足高龄、失能、失独、特殊困难等老年人基本公共养老服务需求，不断丰富老年人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服务供给。具体而言，要给养老驿站和养老服务中心更多自主决策和运营权利，把补贴经费直接下放到运营服务机构，破除社会保障领域的“双轨制”。

　　马一德代表：

　　将中国打造为“品牌强国”

　　本报记者 范俊生

　　“当今世界，大国博弈和经济竞争已鲜明表现为品牌经济竞争。”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马一德建议研究制定发展品牌经济的中长期战略规划，为中国品牌发展提供引导、支持与保障，让中国成为“品牌强国”。

　　他说，中国品牌的影响力与我国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很不相称，“国际市场20%的国际知名品牌拥有80%的市场份额，但在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的2018年‘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品牌只有38个。”

　　马一德建议，瞄准知识产权，完善品牌经济制度供给，突出企业在品牌经济中的主体地位，通过为优质名牌产品开通行政审批“绿色通道”、给予财政税收优惠等手段，引导企业树立品牌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提高品牌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提升商标领域话语权，还要参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商标领域国际规则体系。”马一德建议，积极参与多边、双边自贸区商标领域规则谈判，为中国品牌“走出去”构建更加公平的国际营商环境，提高中国企业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数量，引导鼓励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打造全球知名品牌，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他还建议，为中国品牌注入文化创意元素，提升美誉度，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消费需求，用中华“和”文化提高中国品牌在当地的适应性和美誉度，彰显中国品牌软实力。同时扩大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其他国家商标主管部门合作，鼓励我国企业与国际品牌合作乃至收购海外知名品牌，通过创新“互联网+品牌”营销模式、积极参加国际展会等渠道，用国际化的表述方式讲好中国品牌故事。

　　陈军代表：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本报记者 高枝

　　开展医疗联合体建设，是深化医改的重要步骤和制度创新，有利于调整优化医疗资源结构布局，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和医疗服务体系整体效能，更好实施分级诊疗和满足群众健康需求。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台盟北京市委主委陈军就进一步推进专科医联体建设和发展提出建议。她认为，要完善专科医联体建设的顶层设计。在法律层面，明确专科医联体的法律定位，明确医联体内部和外部责任、权利义务。在政策层面，出台完善相应的医保政策、医疗机构人财物配置政策、药品价格政策等，保障专科医联体建设在向下扎根的过程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力可施。在体制机制层面，探索打破医院行政区域、隶属关系等体制壁垒，理顺医联体内部关系，构建紧密型专科医联体。

　　陈军建议，借助地理区位优势，跨区域与内蒙古、山西等周边地区的医联体建立合作关系，开展创新型协同研究、技术普及推广和人才培养。引导京津冀周边地区的医疗机构、学术科研单位、社会公益组织及相关医疗行业企业、技术平台，共同参与医联体合作，提升京津冀周边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

　　此外，可以借鉴台湾全民健保补偿机制，引导民众形成基层就医的意识和习惯，营造更有序的就医环境。

　　陈军建议，打通医保支付通道，适时推进以病种付费为主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扩大部分病种在核心医院和合作医院就诊的挂号费、诊疗价格以及报销比例的差距，采用经济手段，以达到分流目的。在医联体范围内，进一步统一各级医疗机构用药范围、品种、品牌，完善药品供销机制，保证各级医疗机构药品的同质化。

　　此外，建立专科医联体合作评价体系，科学制定评价指标和标准，兼顾效率、质量和公平，在考虑如何评价三级医院分级诊疗成效时，应该依据患者来源和疾病诊疗疑难程度，建立监测指标体系。

　　程京代表：

　　加快推进糖尿病等慢性病筛查

　　本报记者 范俊生

　　“我国现有高血压患者2.7亿人，而高血压的控制率只有15%;糖尿病患者人数约1.14亿，位居全球之首……”全国人大代表、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程京在发言中呼吁，在做好癌症筛查的同时，加快推进糖尿病、高血压两大慢病筛查工作。他还透露，今年将在北京市东城区和密云区试点，启动总规模10万人的糖尿病、高血压筛查。

　　程京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施癌症防治行动，推进预防筛查、早诊早治和科研攻关”。实际上，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发病人数远高于癌症，对家庭和个人的伤害，包括带来的一系列并发症也远远超出普通人的认知。因此应将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也纳入到筛查范围中，真正实现卫生健康工作重心从疾病治疗转向健康管理。

　　做好慢性病筛查能带来什么好处?程京举例说，我们在重庆市开展了10万人的社区人群糖尿病筛查。结果发现，糖尿病患者自知率只有8%，不自知的有10%，还有可能演变为糖尿病的糖前人群占了17%。经过卫生经济学分析与评价发现，通过筛查及早发现、提前干预，平均每人花1元钱就能直接省下14元钱，加上减少的间接经济损失，总体经济效益将高达25元。

　　程京建议，提高慢性病主动筛查率，降低在医院的被动接诊率。坚持以防病为主的方针，对现行医保支付方式进行相应调整，加大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力度，让医保支出实现从治病到防病的转变。同时，要坚持中西医并重，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