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一直以来，解决好“三农”问题，被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的美好愿景，成为各界关注此次中央农村会议的焦点。

　　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作为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六大战略之一，乡村振兴战略如何实施落地，被认为是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重点。

　　会议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而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会议给出了七条答案。一是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二是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三是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四是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五是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六是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七是必须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其中，如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被认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难点。会议提出，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2017年12月24日，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陈锡文在一个乡村振兴论坛上强调：农业的现代化至少提出了三方面大的要求：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对于农村的现代化，陈锡文指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下一步农村的现代化就要全面实现这五句话的要求。如何保证产业兴旺以及乡村的治理有效，是下一步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其中两个关键是农民的就业和收入问题，以及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具体来看，会议提到了包括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产品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职业农民制度、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农村金融体系等多个需要重点建立和完善的农村制度。

　　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廖洪乐看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最大的制度障碍是城乡二元结构。

　　廖洪乐认为，乡村振兴需要整合乡村和城镇力量，重点强调城乡互动、城乡融合、优势互补，既要借助城镇支持，也要充分挖掘乡村内部潜力，发挥乡村和农民的主观能动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此前在媒体撰文称，城乡开放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融合发展和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必须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实际上，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也被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放在乡村振兴原则的首位。那么，城乡融合发展，与过去的“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有何不同?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此次会议在谈及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提到了一句“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

　　有受访专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与此前的“清除阻碍要素下乡各种障碍”等表述相比，这句话的主次关系发生明显变化。

　　廖洪乐指出，这反映了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农村工作的政策导向开始从照顾农村、帮扶农民，转变为放开对农民的束缚，放手让农民去进一步闯市场。“给农民充分自由、自主，比什么都重要”，廖洪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