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者，民之本也。”土地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是农业之本、农民之根。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生产关系，是我国农村改革不变的主线。

　　70年来，从“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到实现“耕者有其田”，从“大呼隆”“大锅饭”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为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我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之路，为解决人民温饱和国家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枷锁，实行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为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以及增加工业化发展原始积累发挥了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冲破重重阻力探索“大包干”，解决了出工不出力、种地糊弄人的问题，给了农民支配自身劳动时间，从事非农产业的自由，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的十八大至今，我们实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顺应了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实现了农民集体、承包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土地权利的共享，为促进农村资源要素合理配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奠定了制度基础，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使我国农村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实践证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处理得好，可以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让农村社会繁荣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反之，就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阻碍和破坏作用，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70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就业。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摇身一变，不断分化出流转经营他人承包地的“职业农民”，户籍在农村、工作和生活在城镇且有承包地的“农民工”，户籍、工作和生活都在城镇且有承包地的“新市民”。这给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带来新的重大挑战。周邦虽旧，其命维新。新形势下，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要以不变应万变，就是要以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不变，来适应土地经营权流转、农业经营方式的多样化，推动提高农业生产经营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使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更加充满持久的活力。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讲的是所有权的权属问题，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是农村最大的制度;家庭经营讲的是承包经营权的权属问题，是实现方式问题，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根”;稳定承包关系从发展的角度，讲的是未来、是预期，是给农民的“定心丸”。这些都是经过了历史检验的原则性和规律性认识，克服了部分土地私有制国家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陷入的发展困境，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自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同时，面对新形势，要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深化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不断激活农村土地资源要素。

　　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关键在于保障农民基本权益，底线是不能损害农民利益。纵观70年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历次重大创新都是从农民利益出发，顺应民心民意，尊重农民首创精神，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有恒产者有恒心。多年来，我们通过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依法有效保障和实现农民土地权益，解决了一些地方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空间位置不明、登记簿不健全等问题，截至2018年6月底，31个省(区、市)均开展了承包地确权工作，确权面积13.9亿亩，超过二轮家庭承包地(账面)面积。我们落实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在保护农民承包权的同时促进土地流转，截至2017年底，全部或部分流转出土地的农户超过7000万户，面积达到5.12亿亩，占家庭承包地总面积的37%。我们探索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缓解农民贷款难贷款贵问题，截至2018年6月末，全国232个试点地区农地抵押贷款余额已达390亿元。不久前，我们修订了土地管理法，允许已经进城落户的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 改变过去农村的土地必须征为国有才能进入市场的问题，直接为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同时进一步规范了征地程序，强化了对农民利益的保护。

　　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的核心，是乡村振兴的动力源泉和关键。70年的“三农”发展启示我们，农村土地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与时俱进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确保土地制度保持生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