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一套热播剧《黄土高天》中，统购统销制度是丰源村从“吃饱肚子”到“富起来”所要面临的第一道政策关卡，那么我国为什么要实行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这一政策又为何会在后来的改革中被逐步取消?请看本篇解读。

　　秦家当家人叫“秦有粮”，这个名字的寓意一锤定音——粮食是生存的根本，粮食是农民的根基。关于“有粮”还是“没粮”，整个《黄土高天》的剧情里做了大量生动而激动人心的呈现：开篇即是赵秀娟母女因为家乡缺粮而离乡背井，同时，丰源大队因为少粮但得应付领导的视察而弄虚作假。　　

(女主角赵秀娟及其母亲，因家乡缺粮而离乡背井)　　

(丰源大队借用战备粮应付上级检查)

　　当“公粮”和“战备粮”这种字眼进入眼帘的时候，统购统销的简史就被反映了出来。概括而言，统购统销是当年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其消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使然，也是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重大步骤和成果之一。

　　新中国诞生伊始，粮食的产需矛盾和市场供求矛盾就十分尖锐。如果说尖锐的粮食产需矛盾是促进大规模化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之一，那么，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则是当时粮食供求矛盾发展的产物。

　　第一阶段：从“主征辅收”到“统购统销”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国家掌握粮食采用“以征为主，市场收购为辅助”的办法，征是收公粮，也就是收农业税，其他部分则是通过市场收购。1953年，根据测算，当年国家需要掌握700亿斤的粮食，其中通过收农业税可以获得275亿斤，也就是还有431亿斤需要去市场想办法。而根据当时掌握分析的市场流通量情况，这很难实现。

　　1953年上半年，毛主席要求中财委拿出办法。中财委开始搞了七、八套方案。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认真思考，最后采用了“又统又配”的方案，也就是在“农村征购、城市配售”。　　

(1953年浙江嘉兴县农民正将粮食晒干 准备卖给国家)

　　在1953年10月2日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同志说：粮食问题涉及四种关系，即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与消费者的关系，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和地方与地方的关系。上述四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种关系，只要通过征购把粮食搞到手，其他问题就好处理了。同时，陈云也承认，这种办法有毛病，“妨碍生产积极性”。“但不采取这个办法更坏，那就是要重新走上旧中国进口粮食的老路，建设不成，结果帝国主义打来，扁担也要打来。”结论是征购利多害少。关于城市配售，会议认为也是势在必行。

　　关于名称问题，由于“征购”、“配售”是战前日本人使用过的，很吓人，所以陈云同志就说，粮食部长章乃器主张将“配售”改为“计划供应”，我们何不再将“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单地说，新的粮食政策合起来就叫“统购统销”。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　　

(1953年平原省“粮食收购”专用支票，进行统购统销)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四个组成部分。关于计划收购：就是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字将余粮售给国家。关于计划供应范围，包括县以上城市，农村集镇，缺粮的经济作物产区。当时接近2亿人。关于市场管理：禁止所有私营粮商私自经营粮食。关于中央统一管理：无论征收和收购的粮食，由国家集中管理，省际间的余缺调剂由中央调拨。

　　《黄土高天》中，秦学安带着二小队因偷偷“分地”喜获丰收后，张天顺按照规定将社员口粮之外的粮食依照规定缴纳爱国粮;秦学安要大规模种药材、开办加工厂，张天顺最大的担心就是耽误了“交公粮”。 这些都是“统购统销”制度的真实反映。　　

(剧中张天顺担心开厂子种植药材耽误交粮)

　　在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 , 陆续还对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黄红麻、烤烟、水产品实行派购 , 品种多达132 种。与之配套的是，全国城乡居民所需要的粮食、布匹、食油、猪肉等生活资料全凭国家印发的票证供应。票证达十几种，成了第二货币。　　

(你的父母还记得“票证时代”么?)

　　第二阶段：完成使命 退出舞台

　　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这样评价：“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曾起了保证供给、支持建设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它的弊端就日益表现出来，目前已经影响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种评价是客观的。　　

(1985年《人民日报》正式公布中央一号文件)

　　《黄土高天》中，安徽亳州，野生柴胡奇缺，价格飞涨，但药材原产地的金水县却只能就地卖给县里的供销社，价钱远不及安徽，也不允许长途贩运。秦学安作为丰源村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被当地有关部门定性为“搞投机”，远逃北京。　　

(剧中秦学安和赵秀娟决定去北京寻求帮助)

　　统购派购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确保我们国家在当年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将农业有限积累源源不断地输往城市和工业，支持建设和发展;另一方面，也确实造成了农民在分配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严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据理论界有些专家的测算，建国后，农业部门每创造100元价值，通过价格机制转移到工商部门实现的量：1952年17.9元，1957年23元，1978年25.5元，1984年10元。这就是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

　　所以198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对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派购是完全必要的，但品种不宜过多。”到 1984 年底，统派购品种从1980 年的183种减少38种，统购统销开始瓦解。1985年一号文件直接作出“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安排，提出“从今年起， 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从而基本取消了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1985 年底，中央提出了“逐步缩小合同订购数量，扩大市场议购”的新方针。

　　正因为有了这一政策，秦学安得以从北京回乡，不被有关部门追究责任，他不仅可以合法地贩运药材，还可以合法地大规模种植药材。丰源村的药材产业得到了县委甘书记的大力支持，从贷款等各方面给予扶持。　　

(剧中县委甘书记帮助秦学安指明贷款之路)

　　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到 1992 年，各地的库存粮食逐渐增多，放开粮食价格的市场条件具备。至1993年底，全国已有 95% 以上的县 ( 市 )放开了粮食价格。实施近 40 年的市镇居民口粮定量供应办法即城市统销基本结束。      1993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宣布:“经过十多年来的改革，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已经结束，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购销体制正在形成。”至此，作为一种完整的制度形态，统购统销最终成为历史。　　

(左图为1993年2月1日，福建省上杭县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放开粮油购销价格的决定》，右图为1963年当地公社群众送交公粮情形)

　　如果说实行以“大包干”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的话，那么，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及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则无疑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二阶段的主要目标。取消统购统销制度，冲击了计划经济体制，引入了市场机制，从而有利于将国民经济转入市场运行轨道，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重大步骤之一;取消统购统销制度缓解了基层的干群矛盾，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促使政府学会用经济杠杆手段取代以前的行政手段;取消统购统销制度，重新赋予了农民生产经营权、收益支配权，促进城乡居民权利平等，是巨大的社会进步。　　

　　（作者：农业农村部合作经济司司长  张天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