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我们勾画了一幅美丽的未来乡村图景。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及“乡村振兴”，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要振兴乡村，首先要深入认识乡村、了解乡村。当下，农村的现实情况到底如何?产业扶贫发展得怎么样?农村医保落实到位没有?基层民主实行得怎样?农村男青年好娶媳妇吗?……如果没有深入农村，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

　　为了更深入地认识乡村、了解乡村。本期起，新青年版推出“我的乡村观察”系列报道，通过那些长期在乡村工作生活的年轻人之口，讲述他们经历的乡村故事、观察到的乡村现实。通过一个个切片式的观察，展现乡村的现状、问题、变化和发展，力图为读者呈现出一幅真实、辽阔的乡村图景。　    

　——编  者

　　要说这些年官立堡村有什么变化，她觉得大米最能体现。10年前她刚到村里时，插秧、抛秧、收割全都靠人工，一直腰两眼一抹黑，辛苦一年卖稻子也赚不了几个钱;现在农业生产全部机械化，官立堡人也开始卖米做品牌了。农民解放了双手，提高了收入，这些都是质的变化!

　　她是吴书香，是沈阳市苏家屯区官立堡村的第一书记，说起做村官的这10年，她也有了质的改变，从“那个大学生”变成了大学生村官“小吴”。她也没想到，自己从小没在农村生活过，竟然能一下扎根这么久。近日，记者采访了吴书香，听她讲述了在官立堡村的故事。

　　有理还不够，得想办法跟农民把理说通

　　2008年，我从沈阳师范大学毕业，与家人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执。那时，学社会学的我对志愿服务工作充满向往，最希望到大西北当一名志愿者，看看那传说中最艰苦的大西北到底有多艰苦。

　　全家都拗不过我，90多岁的爷爷甚至发了狠话：“你去，我也跟着去!”还是母亲摸透了我的心思，看到“首届大学生村官选聘”的消息，立即给我打电话，“想吃苦，你就去吧!至少离家近些。”就这样，我作为辽宁省选聘的首批“大学生村官”到了官立堡村，从村主任助理做起。

　　那时我觉得自己是大学生，肯定比农民强。然而，“大干一场”的热情，很快被村里“敬而远之”的态度浇灭了。村领导和村民对我都很客气，就是不分配活给我。那时我最大的活就是“看家”，大家都出去办事，交代我在办公室里守着。

　　一开始，我也不愿闲着，为了证明自己，村里开会我也发言，但不管我在上面多激情澎湃地说，下面却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下田干活，结果第一次就把鞋陷在了泥里，听见旁边有人说“这大学生下地还得跟个提鞋的”，心里可不是滋味。

　　赶上村里核发水田地的补偿款，要量土地。我不是本村人，正好能一碗水端平。有几个人找我说情想要绳子松一点，就是为了多得点补偿，我都是一点不让，绳子拽得紧紧的，结果被一个村民当场质问，“你个外来人，想干啥?”村里修边沟，我负责给每户发一根水泥管，一位大爷非要拿两根，两句话没说到一起，他居然一巴掌就把我的记录本打掉在地上。

　　当时村里的人都在观察，这个城里来的大学生、细皮嫩肉的女娃娃，来农村能干啥?我看村里的很多事都不顺眼，明明这么做对，凭什么不?这么做不对，为什么不马上改?我总觉得自己在理，觉得大家都应该跟我想法一致。

　　2009年7月，党员转正大会，有4名党员给我投了反对票。

　　4票“反对”啊!哪怕是弃权呢!我的委屈突然爆发，回到办公室就哭了，觉得自己也挺优秀的，又不是找不到工作，关键是我也一直想要给村里干事，怎么还受这气?干脆不干了，你好我好大家好!

　　当时村主任跟我讲了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觉得你坚持原则是对的，关键在怎么做，有理还不够，在农村得想办法跟农民把理说通。等有一天你当负责人的时候，就能理解了。”

　　村官难做，不是难在地里摔跤吃泥，而是难在让村民心里认同

　　转正大会后，我的心里发生了一场变革：不继续干，污点永远都是污点了。既然是真心想为村里做事，为什么不能让大家理解呢?

　　村官难做，不是难在地里摔跤吃泥，而是难在心里。这次之后，我就把官立堡村当成了自己的村，把村里的活当成了自己的事，决心长期待下去，磨练自己的心态。

　　先当村民，再当村官。我开始学说乡亲们的土方言，干乡亲们的农家活，走水田地、学插秧、唠家常，以心换心。和农民近了，我发现他们有他们的智慧，渐渐也能体会他们的辛苦。当我把姿态放低，不再以大学生自居时，村里人对我的称呼，也渐渐从“那个大学生”变成了“小吴”。

　　“小吴来了啊!”“小吴吃了吗?”我之前不太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体会到这些关心来之不易后，每次听到也会心里一暖。

　　体验了农业生产的辛苦，看到种出的优质水稻被低价收购、磨成大米贴上商标就价格翻倍时，我就替农民不值。我们能不能也磨大米，做自己的品牌?

　　但我们的大米进入市场后，很快面临同质化的问题。于是在2013年，我想到了“水田招租，私人定制”的订单模式——客户租种土地，每亩3000元，农户提供农资、服务以及休闲农业体验，保证每年年底每亩打出不少于800斤无农药残留的大米，并附有检测报告。

　　但这种种植模式也意味着前期更高的投入以及未知的市场风险。当时，我想要联合其他村发展绿色大米种植的创业项目，已经向团市委申请到了150万元的创业贷款，不料在资金运用上却出现了分歧：团队里的两名核心成员因为对农业投资信心不足，希望把资金的大部分以2分利息在民间放贷。

　　最终我拒绝了他们的提议。眼看项目筹备就要一切归零，一些农户主动提出愿意承担绿色种植过程中的高投入和市场未知的高风险。有的村民还鼓励我，“小吴，你对农业管理挺有把握的，绿色种植是个方向，你带着我们干，这米肯定能卖好价钱!”

　　村民的支持给了我很大的动力，于是我一边发动周边亲友资源，一边自己跑到沈阳高档小区发传单，争取提前拿到更多的订单，然后又拉来生物菌肥的赞助，免费给农民发放。

　　在生产环节，农民几乎是在无人监管的条件下，按照计划的种植方式进行田间管理。记得当时其他家的水稻都已经收割一个礼拜了，我们还在去农药残留，中间如果有任何环节做不到位，最后的大米都可能达不到标准。但秋收的大米不但成功交付，还有剩余，我们又按照每斤4.2元的高价，全部发给了广东的一家订单。

　　村里的杨自凯大爷不会发快递，我就帮他，在我生孩子的前一天还在帮他收米、发货。杨大爷知道后还特意来看我，“小吴你要是亲生闺女，咱都舍不得。”杨大爷还说，他那一年14亩地净挣了七八万，种了一辈子地，也没种出过这么好的大米，卖出过这么高的价钱。

　　我突然觉得，当初想要带着农民一起干、把村里发展起来的目标，兜了一圈，现在离我更近了。

　　一个人大包大揽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要形成致富的模式

　　先做我能做、他们做不了的;再做之前我不能做、他们能做的;最后，啃最难啃的骨头，做之前我做不到、他们也做不到的。这个过程中，我对自己的村官定位在摸索中逐渐清晰。

　　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究竟要做什么?我觉得首先得理解基层工作。在基层要做的就是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一个是工作项目的最后一公里，把党和国家的好政策都落实下去，真正惠及人民;一个是服务人心的最后一公里，让老百姓从心里对共产党认同、支持。

　　这几年，国家对农村的政策扶持力度越来越大，农村发展有很多机会。2013年，官立堡村就是赶上了国家对农机补贴的好政策，农机合作社迅速发展，不但满足了村里的机械化种植需要，还服务到了周边的几个村，平均每亩地节省成本60元，增产50公斤。我那时每天宣传政策、报送材料、争取优惠补贴，有做不完的事。虽然有可以调回沈阳市内工作的机会，但我更想留在农村。

　　农村在发展，我也在不断反思。比如“水田招租，私人定制”的模式，后来没有延续下去，就可以分析出很多原因：前期投入成本高，农民负担不起;市场资源主要靠我去跑，范围太小没有保障;人工管理，质量难以控制。这些问题不是靠我一个人大包大揽对接资源就能解决的，所以现在我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形成模式上。我希望为苏家屯的大米打出品牌来，这样无论谁来做，农民的收入都能有稳定的保障。

　　苏家屯过去叫水鸭屯，有非常好的稻米种植历史文化。现在我们做鸭田米，用小鸭子吃杂草，免除打除草剂或人工除草的环节。如果能把这种绿色种植的鸭田米和苏家屯这个地区联系起来，把“天下第一屯”的品牌做起来，以后米就不愁卖了!

　　在我理解，大学生村官在村里做创业致富项目，大家都富起来了，我们基层党组织就有了凝聚力了。这个过程一点不比其他工作轻松，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一点一滴的积累，一次次重树信心，又一次次把更重的担子扛在肩上。但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份事业，收获了村民们的情感回馈，以及在自我的不断突破和成长中内心的充实。对我而言，做大学生村官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