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皆可AI”

　　昔日流水线上的工人，成为了教“人工智能”认识苹果、桌子、椅子的第一位老师，把认知事物的经验浓缩进一张张图片中以后，他们对人工智能也开始有了更敏锐的感知。

　　今年6月，张凯第一次坐上了高铁。以前为了省钱，他习惯坐20多个小时的大巴。这一次他兴奋地发了朋友圈，配了一张高铁时速304km/h的图片，说：“这玩意最快能跑多少?”

　　进高铁站时，张凯拿着身份证和高铁票，经过一道需要人脸识别的闸机，摄像头对着他的脸扫描了几秒钟后，显示“请通过”。他突然想到，以前做标注时做过人脸标点，会不会应用在了这上面?

　　两年前，张凯花8万块买了一辆小轿车，出行时，常常用到车载语音系统。现在，他明白了语音系统之所以能顺利运作，是建立在大量的语音采集、标注基础上的。

　　刷到跟人工智能相关的新闻时，张凯也会打开看。他对一个“5G时代高科技抓逃犯”的视频印象深刻，视频里，地铁站的监控能捕捉到每一个行人的面部信息，精准地识别出犯罪嫌疑人的样貌。

　　偶尔，张凯也有担忧和恐惧。前几天，他看到有品牌出了一款能自动系鞋带的运动鞋，他无法理解，连系鞋带这样简单的事都要靠机器来做，那人该干什么?

　　“科技如果发展得太快，会淘汰掉很多东西”，张凯最担心的是，机器会取代掉那些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都会失业。

　　2017年，李开复曾公开表示，“一项本来由人从事的工作，如果可以在5秒钟以内能对工作中需要思考和决策的问题作出相应的决定，那么，这项工作就有非常大的可能被人工智能全部或部分取代”。

　　他预测，翻译、销售、司机、家政等工作，未来10年将有约90%被人工智能全部或部分取代。“但是，还有很多人所特有的、综合素质的技能是无法被取代的。此外，因为人与机器产生了新的协作方式，还会出现新的工作类型。”

　　同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人工智能计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要成为人工智能创新核心。工信部教育考试中心副主任周明曾向媒体透露，中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

　　张凯觉得，像他们这样这些做数据采集和标注的工人，很难被替代。“毕竟机器还要通过我们来学习，想象一下，如果机器会自己学习，那就说明它们已经无法把控了，这很可怕。”

　　刘洋锋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前几天，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他把人工智能产业比作了一个人，“算法工程师他们负责的是大脑，而我们负责的是四肢”，二者都不可或缺。他们公司采集、标注好的数据，要经过一套特定的算法加工，才能喂给机器，算法是人工智能中最核心的部分。

　　刘洋锋也担忧，毕竟“承接的都是重复性的工作”。他想，随着技术的发展，原本需要一万张照片数据才能完成的学习，或许只需要五张照片就能完成，届时，他们的工作量将会面临大幅减少的情况。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刘洋锋开始把业务向高端化、专业化转移。去年，他承接了一项医疗数据项目，需要对病例进行分析，公司的员工都做不来，他在网上找了几十个医学研究生来做兼职。

　　刘洋锋担心被淘汰，他加了很多人工智能相关的学术交流群。来自清华、北大等知名高校的教授和研究生们，常常会在里面更新研究进展，或是转发研究论文。

　　刘洋锋每条消息都会点开看，再转到朋友圈。群里发的很多论文都是英文，刘洋锋看不懂，就用电脑自带的翻译软件一句一句地翻。有些文章的专业性太强，刘洋锋就只看摘要和那些跟数据处理相关的部分。

　　效果很明显，“以前都是工程师们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我至少可以从专业的角度，来和他们探讨一些东西，比如数据采集、标注的具体要求等等”。

　　但碰上算法的问题，刘洋锋就没辙了。一次，员工们忙活了一个星期，做完了一个人脸标点项目，每张脸上标84个点，一共一万张图。对接的部门打包验收完以后，算法工程师却说，有几个点的位置与算法的要求不符，需要调整，必须打回来重做。刘洋锋只好带着员工们多干了一周，并多发了一份工资。

　　在刘洋锋过去的人生中，人工智能神秘、新奇且遥不可及。短短两年，他发现，“万物皆可AI”。比如，手机里的视频软件，录制时的美颜功能要靠人工智能，加特效要靠人工智能，给用户推送的内容也要靠人工智能。

　　和张凯不同，刘洋锋期待那个充满人工智能的未来。创业这两年，公司接了很多无人驾驶的项目，框出了数不清的路标、红绿灯和斑马线。刘洋锋看着这些图片，常常幻想，有朝一日能买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坐进车里，动动嘴，把目的地告诉系统，然后倒头大睡，车子便把自己送到目的地。

　　“那一天一定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