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不同阶层的人们有不同的饮茶习俗，品茶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帝王饮茶意在享受，文人饮茶意在托物寄怀，僧道饮茶意在参禅悟道，而平民百姓饮茶注重的是消渴解乏。

　　古 代 不 同 阶 层 的 饮 茶 习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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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廷饮茶

　　茶宴 唐代宫廷中常常举办茶宴。每年的清明节，宫中都会举行规模盛大的“清明宴”，用当年的顾渚紫笋来宴请群臣。于李郢的《茶山贡焙歌》就提到了“清明宴”:“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清明茶宴使用的茶来自于各地贡茶，贡茶院为一年一度的清明茶宴专门开辟了千里传递的贡茶路，并称之为“急程茶”。

　　宋代宫廷也常常举行茶宴，君王有曲宴点茶畅饮之例。宋太宗造龙凤茶，以别庶饮。在延福宫举行的茶宴中，宋徽宗亲自注汤、点茶。

　　清代茶宴则是历代茶宴之盛。乾隆时期，每年正月初二至初十便选择吉日在重华宫举行茶宴，由乾隆亲自主持，其主要内容:一是由皇帝命题定韵，由出席者赋诗联句;二是饮茶;三是诗品优胜者，可以得到御茶及珍物的赏赐。清宫的这种品茗与诗会相结合的茶宴活动，规模虽小，但在乾隆年间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称为重华宫茶宴联句，传为清宫韵事。

　　赐茶 历代帝王不仅举办茶宴，而且还把茶叶作为礼品赐给群臣。南朝梁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等启》中讲到:“传诏李孟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脯、酢、茗八种。”可见，南朝时就已有赐茶的习俗了。

　　唐代，帝王以茶分赐臣僚的例子很多，刘禹锡曾写《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臣某言，中使窦某，至奉宣旨赐臣新茶一斤者。”皇帝赐茶给武中丞，武中丞请著名诗人刘禹锡代为谢恩。这种由皇帝遺官宦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很长时期里，成为上层社会一种流行的礼节。

　　到了宋代，赐茶已经是一项很重要的活动。赐茶包括皇帝向大臣们赐茶，朝廷向外国来使赐茶，宫廷游观活动中的赐茶，皇帝向国子监的监官、学官及太学生赐茶，还有在宫廷中的婚丧礼仪中也有赐茶的内容。欧阳修在《龙茶录・后序》中就提到：“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录叙所谓上品龙茶者是也。盖自君谟始造而岁贡焉。仁宗尤所珍惜、虽辅相之臣、未尝辄赐。惟南郊大礼，致斋之夕，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赐一饼。”

　　在清代宫廷著名的“千叟宴”里，赐茶更是一项重要内容。宴会之前，皇帝会给殿内及东西檐下的王公大臣赐茶，其余的赴宴者则不赏。在宴会之后，皇帝再向一部分老臣、王公、显贵赐御茶及所用过的茶具。酒菜大家都可以享用，而“赐茶”只有部分的王公大臣才能享用，可见“赐茶”成了地位、受宠、身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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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饮茶

　　自从饮茶习俗出现以来，茶便与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汉代，有扬雄、司马相如、王褒等文人饮茶的记载。到了两晋南北朝、随着玄学的兴起，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逃避现实，终日清谈，品茗赋诗，茶成为不可或缺之物。同时，文人雅士们还把茶事纳入文学作品之中，张载《登成都楼》、左思《娇女诗》、孙楚《出歌》、王微《杂诗》之中都留下了关于茶的优美诗句。

　　到了唐代，陆羽的《茶经》构筑了一个完备的茶文化体系，极大地推动了茶饮风习的普及和饮茶艺术化过程。许多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嗜茶成癖，乐此不疲。唐代宰相李德裕、吏部尚书颜真卿、湖州刺史李季卿等，皆是当时有名的酷爱饮茶之人。在诗人当中，醉心于茶事，有茶诗传世者，约有百余人。其中如李白、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杜牧、刘禹锡、柳宗元、温庭筠等大诗人，皆有饮茶佳作传世。尤其是诗人卢仝的一曲脍炙人口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用夸张的手法，把饮茶的感受描绘得淋漓尽致，堪称千古绝唱，对饮茶风习的普及推广，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宋代文人士大夫对品饮艺术的追求，较唐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茶所体现出的宁静淡泊、深邃雅致的特性，与宋代文人追求的悠远意境和内省雅致的心理极为相契。

　　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中，制新茶、饮佳茗、吟茶诗、作茶赋、著茶书，成为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北宋大臣丁谓、蔡襄先后任福建转运使，他们别出心裁，精心造茶入贡，分别创制出了大小龙凤团茶。大文豪苏轼，精于煮茶、品茶，对茶史、茶典故、茶之功用都颇有研究，创作出不少脍炙人口的茶诗词。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曾与其夫赵明诚饮茶作押，猜典故以较胜负，素来被传为美谈。宋代涌现了众多的茶文学作品，其中所蕴含着的文人茶情，尽在不言中。

　　明清时期，是中国茶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散茶勃兴，团饼茶退出历史舞台，品茗风尚也为之一变，简便的散茶瀹饮法取代了唐宋时期繁琐的煎茶法。明代文人茶事活动的特点是，人们已不再注重饮茶的程序和形式，而是把日常生活中的饮茶活动当作一种艺术审美过程和人格修养方式，使普普通通的饮茶包含了深邃的精神内容，展现出了无比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时代特征。在明代文人的心目中，饮茶不是一种单纯的生活需要，而是“林下一家生活，傲然玩世之事”，又是“云海餐霞服日之士”的共乐之事。通过品茶等一系列的修养活动，可以“扩心志之大”，“副内炼之功”，“有神裨于修养之道”。明初朱权等著名茶人的出现，为整个明代文人茶事的繁荣定下了基调。之后的陆树声、许次纾、罗廪、喻政、陈继儒等人又写下了多部茶学著作。

　　入清以后，明代简约、雅致的茶风，仍然在文人雅士之间流传，一直延续到清末。

　　无论哪一个朝代，都有无数的文人墨客投身于茶事活动，他们热衷茶事、精研茶艺，从而产生了一桩桩品茗佳话，演绎出无数深沉隽永的文人茶情。同时，文人饮茶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实际上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它贯穿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显示了中国文人所特有的人生哲学和审美理想，更多地表现出饮茶的精神内容，集中反映了茶文化“雅”的一面。历代文人参与品茶、精研茶艺、探究茶道，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茶文化体系，规范着茶文化的发展方向，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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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道饮茶

　　道教与茶结缘由来已久，道士很早就对茶的保健功效有了认识，他们将茶当成修炼时的辅助手段。南朝梁代丹阳土大夫、道教领袖陶弘景在《杂录》中说:“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是说汉代道人丹丘子、黄山君服了茶后才得道成仙的。道教推崇茶，《说郛》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馀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瓯牺之馀，祈相遗也，’因具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道教名士钟情于茶，道教把茶叶视作“灵芝草”，将茶作为养生之道。温庭筠的《西陵道土茶歌》就传神地描述了道士煎茶饮茶的情景:“乳窦溅溅通石脉，绿尘愁草春江色。涧花入井水味香，山月当人松影直。仙翁白扇霜鸟翎，拂坛夜读《黄庭经》。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

　　佛教在中国兴起以后，由于坐禅需要，与茶结下不解之缘，并为茶文化在中国和全世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核心是“茶禅一味”的理念。

　　唐代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佛教认为，茶有三德：一为提神，夜不能寐，有益静思;二是帮助消化，整日打坐，容易积食，喝茶可以助消化;三是使人不思淫欲。

　　在一般寺院中，常备有“寺院茶”，并且将最好的茶叶用来供佛。寺院茶执依照佛教规制，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这种习惯一直流传至今。一些虔诚的佛教徒，也常以茶为供品，向寺院佛祖献茶，这在我国寺院中时有所见，特别是在西藏寺院中最为常见。

　　在宋代，不少皇帝敕建禅寺，遇朝延钦赐袈裟、锡仗时的庆典或祈祷会时，往往会举行盛大的茶宴，以款待宾客，当时以“径山茶宴”最负盛名。径山茶宴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固定、讲究的仪式。举办茶宴时，众佛门子弟围坐“茶堂”，先由主持亲自调初香茗“佛茶”，以示敬意，称为“沏茶”:然后由寺僧们依次将香茗一一奉献给赴宴来宾，为“献茶”：赴宴者接过茶后必先打开茶碗盖闻香，再举碗观赏茶汤色泽，尔后才启口在“啧啧”的赞叹声中品味。茶过三巡后，即开始评品茶香、茶色，并盛赞主人道德品行，最后才是论佛诵经、谈事叙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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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饮茶

　　日常世俗的饮茶淳朴自在，百姓用茶解渴，用茶待客，饮茶习俗千姿百态，各具特色。

　　客来敬茶 是中国的传统礼节，在中国流传至少已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据史书记载，早在东晋时，中书郎王濛用“茶汤待客”、太子太傅桓温“用茶果宴客”、吴兴太守陆纳“以茶果待客”。

　　唐代颜真卿的“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宋代杜耒的“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清代高鹗的“晴窗分乳后，寒夜客来时”等诗句，表明我国历来有客来敬茶的风俗。实际上，客来敬茶，对客人来说，饮与不饮无关紧要，但对主人来说，敬茶是不可缺少的。

　　施茶 是民间常见的慈善活动。在夏、秋天气闷热时，邻近山村古道旁的山亭内都有一个大木桶盛着满桶茶水，供过路行人、商贾消暑解渴。无需掏茶钱，只管大着胆猛喝，直喝到人们心满意足为止。施茶是自愿之善举，每年都有好心人施茶。施送的茶中有时放有姜片、苏梗、薄荷等，具有防暑解热功效。

　　吃讲茶 是一种古老的民俗遗风。那时，人们遇到麻烦事，如遗产继承、债务纠纷、婚姻失和、权益侵占、人格伤辱等。为了息事宁人，又为了讨个公道，当事人双方约定在茶馆，邀请有名望的人士来裁决纠纷。通过充分说理，调解人不断劝导，理亏者赔礼道歉，财物损害者赔偿。有进有退，各归和好。吃讲茶就是民间公开场合调解纠纷的好方式。我国许多地方都有吃讲茶的习俗，由于地域差异，吃讲茶也有不同的特色。

　　安徽黄山茶乡叫“吃茶讲壶”。乡亲邻里，平日因小事结下疙瘩，在调停人的牵线下，双方带上茶壶，坐在一块儿喝喝茶，讲讲理，气就消了。这个“吃茶讲壶”实际是“吃茶讲理，品壶言和”的意思。

　　扬州人遇到纠纷，往往是矛盾双方先到茶肆，请人主持公道，主持公道的人叫“中人”。在茶肆里，“中人”居中而坐，双方各坐两边，开始时双方茶壶的壶嘴相对，表示双方意见不合。若矛盾化解了，则由“中人”把两只茶壶的壶嘴相交，表示和好。若一方仍有异议，还可将自己的茶壶向后拉开，再行“叙理”。最终还是由“中人”评判，把双方茶壶拉到一起。若“中人”判一方理亏，则把一方的壶盖掀开反扣，以作裁定。这次“吃讲茶”的茶资，概由被翻开壶盖的一方支付。当然，对方也可表示善意把自己的壶盖也反扣过来，茶资就由双方各付一半。

　　上海也有吃讲茶的习俗。但“吃讲茶”解决纷争这一方式曾被帮会和黑道利用，“吃讲茶”也叫“斩人头”，帮派间发生争执的双方事先约定在某茶楼，请双方公认的的人物居中调停，如果双方达成协议，言归于好，便当场请调停人将红、绿两种茶混在其中，双方各持茶一饮而尽、以示了结。如谈判不成，则“吃讲茶”失败，调停者退出，双方以刀光剑影论是非，拼个你死我活。有不少茶肆就成为约定俗成的“吃讲茶”地点。青帮头子黄金荣开办的“聚宝茶楼”，也是“奉宪专办讲茶”的地方。

　　茶馆也是四川人用来调节纠纷的场所。四川有该谚语说:“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乡间发生纠纷，当事人就各自意请一帮朋友到茶馆评理，邀请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做中间人。在场的每个人都有一碗茶，调节结束后，理亏的一家就得付茶钱。

　　寄茶 中国古代民间还形成了寄茶习俗。唐代诗人卢仝收到在朝廷做官的孟谏议寄来的新茶时，写下了流芳百世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诗，“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诗人卢纶在《新茶咏寄上西川相公二十三舅大夫二十舅》诗中写道:“三献蓬莱始一尝，日调金鼎闻芳香。贮之玉合方半饼，寄与阿连题数行。”玉盒装的名茶，诗人仅留一半，另一半寄给远在京城做官的二位妻舅，足见茶已远远超出了本身固有的物质功能，它已载着深情厚谊在亲友间来回传递。所以，这种“寄茶习俗”一旦形成便很快被百姓接受，且世代相传，直至今日。每当新茶上市，各地人们总要选购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名茶寄给远方的亲朋好友。

　　清代，在民间帮会中盛行着“茶碗阵”。“茶碗阵”是一种暗语，由茶杯、茶壶等按不同方式排列组合表达一定意思的交接办法，有的专家学者认为“茶碗阵”是在闽南功夫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