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淑芬和老伴80年代末离开村子去上海工厂，两人结婚后又在上海近郊养过鸡、鸭、猪，一晃30年年过去了。

　　2016年禁养政策实施，朱淑芬的猪场被清退。熟悉的养殖业没法做了，他们便在莘庄农贸市场租了个店面卖早点。不久，农贸市场整改，他们只得换了一家沿街铺面，租金也从之前的一年几千元，涨到了一个月近万元。

　　起早贪黑、周末无休，高强度的工作持续了将近一年，高房租成本让他们没赚到什么钱。“当时忽然一下子感觉自己老了，拼不动了，还是回村里来吧。”

　　同样是外出从事养殖业，张秀英一家的经历更坎坷。在广东、广西两省辗转的十几年里，他们感受最深的两个词就是“听天由命”和“世事无常”。往往一场天灾过后，几年的辛苦就会付之东流。

　　“好比去年刚赚了几十万，一场台风下来，鱼塘全被冲垮了，就一夜回到解放前。养鸭也是一样，一场禽流感，可能就让你背上几十万的债务”。在养殖业的高风险下，两人陷入赚了又亏、亏完继续借钱，身心俱疲。

　　直到三年前，张秀英的老公在重压下得了半身不遂，两人终于下决心放下一切，回村休养。“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活’过来了。虽然还欠着钱，心里却踏实，有空时还去跳跳广场舞。周围的乡亲知道我们家困难，还时不时送种的菜给我们吃。在外面那么多年，现在感觉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

　　与“乡贤”、“返乡创客”群体不同，河阳村为数众多的普通返乡者的故事最易被人们忽略。然而，不仅仅让城市人走得进，也要让一代代农村人回得来，却是乡村建设忽略不了的问题。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