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为了解决小吴家码头村的浇地问题，村民集体修建了电灌站，从河里抽水浇地。图为6月19日拍摄的电灌站。新华社记者邵琨摄

　　小吴家码头村保存的部分村账。新华社记者邵琨摄

　　小吴家码头村保存的部分村账。新华社记者邵琨摄

　　新华社济南7月5日电(记者邓卫华、席敏、邵琨)前几天，当吴文奎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下14户脱贫家庭的扶贫款发放信息时，“小吴家码头村全面脱贫”这件大事也成为村账的一部分。

　　今年72岁的吴文奎是小吴家码头村党支部书记，这个村位于中国东部山东省无棣县濒临渤海处，全村不足600人。从1977年担任村支书至今，吴文奎延续了一个习惯——把村里发生的重大变化都记录在村账本上。

　　时年31岁的吴文奎没想到，就在他当上村支书的第二年，中国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这些账本恰好成为改革开放在这个村庄留下的深刻印记。

　　如今，这样的账本记录了41年，已装满村委会办公室里的大半个橱柜。

　　打开一个账本，就是唤醒一段尘封的历史。从交爱国粮、缴纳各种税费，到发放种粮补贴和扶贫款……小吴家码头村账本上的点滴记录，折射着中国农村40年来的沧桑巨变。

　　3条毛巾、1个口罩共2.5元，一把扫帚1.38元，一盒香烟0.38元……翻开1978年的账目，农村集体经济时期的印记十分明显。吴文奎说，那时候集体资产的每一分花销和收入都记录在册。

　　一本已经泛黄的账本里，夹着一张1978年5月7日的借款凭证，金额为454.5元，用途为“电灌用”。吴文奎说，那时农村水利设施落后，种麦子浇地全靠借用邻村的电灌站一级级地将水从外村提过来。

　　“现在不愁浇地了，农田水利设施越来越完善。沟渠修到了地头，村里人也早就吃上了自来水。”吴文奎走到村委会院子里，拧开一个水龙头，清凉的自来水哗哗地流淌出来。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过去集体缴纳爱国粮变成分户缴纳公粮。村账上更多的是向镇里交公粮的记录。

　　翻开1998年的账本，小吴家码头村当年收到镇里分配小麦征购任务为87061斤，全村人均达到170斤。

　　吴文奎记得，那年小吴家码头村遭受干旱未能及时浇水，小麦减产40%左右。当年6月14日，村委会紧急召开会议，商定尽快赶种生长周期短的玉米品种，以弥补损失，并及时缴纳公粮。

　　上世纪末，中国农村税费负担依然较重，有些甚至严重影响到农户的生产生活安排。在已经泛黄的账本里，记录最多的除了粮食征购外，就是名目繁多的税费。

　　仅在1998年，小吴家码头村就需要缴纳村提留乡统筹、教育还欠、乡镇生产费用、水费、小清河工程还欠、地区债务回收、公路建勤等共计43256元;一份农业特产税缴纳通知书里，小吴家码头村还需要缴纳10998元。

　　农民税费较重的情况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得到彻底改变。2000年，中国决定在安徽省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2年改革试点扩大到20个省市。2006年，中国政府宣布在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终结了这一已延续了2600多年的古老税种。

　　2000年以后的几年，小吴家码头村的村账上关于公粮征购和税费分配的账目逐渐绝迹。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类似小麦良种补贴、棉花种植补贴、60岁以上老人养老金等“发钱”的项目。

　　外表黝黑的吴元山在小吴家码头村担任了20年的会计。他对此深有感触：“以前跑到各家各户征公粮、收税费，几乎跑断腿磨破嘴皮子，人人愁眉苦脸。现在上级拨款扶持农业的项目越来越多，大家都是眉开眼笑地来领钱。”

　　今年6月，吴元山在村账上记下的最新一笔款项，是村里14个脱贫户的帮扶款发放记录，按照生活困难程度不等，他们可以领取1700元至2200元不等的生活补助款。

　　吴文奎说，在政府部门拨款支持下，前年至今村内陆续建了3个光伏扶贫电站，每年可收入十余万元。“村内因病或年龄大失去劳动能力的困难户，通过光伏发电收益分配，就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在陈旧的村账中，还有一种单据很常见，那是这个村从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凭证。有的只有几百元，有的达到数千元。但在外观更新、年头更短的村账中，类似的单据已不见了踪迹。

　　这得益于，近年来中国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农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吴文奎说，通过在临近省道的地方发展商品交易市场，对外租赁商业门头房，小吴家码头村集体收入越来越多，不需要借贷也能满足基本投资需求，前年还花了70万元为年龄大和丧失劳动能力的村民建了一处养老院。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吴文奎在本上写下今年的打算——“土地流转200亩，村西公路垫土，搞好绿化工程……”

　　从改革开放到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农村正迎来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村的账本会越积越厚，乡村发展的本钱也会越来越厚。”吴文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