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在深化农村改革，加大制度供给，消除不利于乡村发展的制度制约，以“活业”带动“活人”，实现“活村”，全面复兴乡村空间，使乡村和城市相得益彰，共融、共生、共荣。

　　改革生产要素配置制度，促进城乡互动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转换、消费需求升级、乡村经济活动变化，我国的城市化已经从要素向城市单向配置转向城乡互动。改革过程中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对流与配置，将为乡村振兴创造巨大机会。

　　眼下，我国大规模土地城市化阶段已经过去，对于农村土地而言，减少强制低价征地对农民土地权益的损害恰逢其时。此时改革土地配置制度，有助于实现乡村与城市平等发展权。

　　城中村是城乡融合的重点区域，应加大城中村地区的土地制度创新，利用土地价值增值捕获原理实现城市更新中的资本平衡、土地所有权利益以及土地增值收益合理分配，允许城中村农民集体利用集体土地提供租赁房，解决进城农民在城市的体面落脚和居住问题。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从事非农建设，享有出租、转让、抵押集体建设用地的权利。

　　乡村振兴不仅要保障乡村发展权，还要保障乡村发展空间。应按照城乡融合的空间形态，在用地类型、标准、规划编制上保证多功能、新产业、新业态、新形态在乡村落地。

　　我们面临着土地城市化、农民却没有跟上实现市民化的问题。实现农民城市权利，就要促进农民市民化，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住权，鼓励大城市利用集体土地建立房屋租赁市场，向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开放。

　　同样，我们要向城市开放乡村权利，鼓励城市社会资本下乡，解决乡村发展资本不足的问题。

　　完善农地权利体系，促进农业转型

　　农业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我国农业正处于历史转型期，农民对农地的经济性依赖下降，消费需求变化促使农业告别“吃饭农业”，农业的内涵、功能、要素组合、经营和服务规模、可盈利性等都呈现势不可挡的变化，农地权利安排和经营制度变迁决定着农业转型的成败。

　　明晰农地集体所有权十分重要。对未到户集体资源进行全面确权，明确归属和利益分享机制;推进清产核资、资产量化、确股到户的集体产权改革，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在此基础上，还可探索实行承包地股份合作制，在确保农户土地基本权利前提下，实行农地资源重组与配置。

　　随着大量农民离土出村，相较于长辈，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与农业的观念产生很大变化。我们要顺应这种变化，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实行农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保障集体成员对承包地的按份占有权、收益权、地租权、转让权。对于已经获得城市户籍的农民，给予承包地有偿退出权和一定期限内的可赎回权。

　　应在农民自愿、依法、有偿原则下推进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探索国家土地信托制度，进行闲置低效利用土地的收购、整理和发包，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服务主体、合作组织和市场主体，以农业服务规模化和区域种植规模化、市场化实现农业规模收益。

　　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促进村庄转型

　　随着人口城市化、农民代际变化和城乡互动的到来，村庄的分化势在必行，宅基地制度改革是促进乡村活化、阻止乡村衰败的重要抓手。完善宅基地制度改革，可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一是改革宅基地的无偿分配制度，可以考虑用时点划断的办法，对时点以后集体成员在保障宅基地资格权前提下实行宅基地的有偿获得。

　　二是赋予农民宅基地财产权。在保障农户宅基地占有权和居住权前提下，以宅基地财产权交换福利分配权，农民宅基地可以有偿退出，可出让、转让、交易，从事乡村相关产业。

　　三是对外村人和外来资本的有序开放。在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实行村庄宅基地、农房和闲置空闲地对外来人和外部资本开放，实行乡村资源与外来资本的有效组合，显化乡村价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四是改革宅基地管理体制。将乡村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控制和锁定村庄宅基地总量，明确村庄功能，有关部门对宅基地实行总量和规划管制，村内宅基地使用和处置权交由村集体组织管理。(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