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③ 1980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对内蒙古农村“大包干”所做的报道。 (资料图片)　　

图②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耳字壕村“大包干”先行者赵丑女。 (资料图片)　　

图① 经过达拉特旗农牧民几十年的艰苦改造，这里已成为一片丰饶的沃土。 贺 圆摄　　

在达拉特旗大树湾，有的农民变成了渔业养殖户。 (资料图片)　　

达拉特旗白泥井镇侯家营子村温室大棚。 贺 强摄　　

大唐托克托电厂的上马，不仅使托克托县完成了工业化，还使这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火电基地。 (资料图片)

　　编者按 滔滔黄河一路向东，经历百转千回，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后，掉头南下，勾勒出一个大大的“几”字湾。1978年,位于黄河南岸的达拉特旗耳字壕公社康家湾大队，一位叫赵丑女的农村妇女大胆承包了村里的14亩土地;1978年和1979年冬春之交，黄河北岸的托克托县中滩公社，则给社员每人划分了2亩“口粮田”。

　　1978年，安徽小岗村“大包干”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东风第一枝”。而在几千里外，后来被称为“塞外小岗”的耳字壕、中滩的农牧民们，同样在惴惴不安中跃跃欲试。“咔吧吧”，黄河冰裂了;“呼隆隆”，黄河流凌了。不仅耳字壕、中滩，呼和浩特、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市的前身)，乃至整个内蒙古也随之开启了一次历史性的大河破冰。

　　2018年早春，古老的敕勒川上，“绿柳才黄半未匀”。刚刚播种的田野，还是黑黄的一片。惟有托克托县树尔营村水稻育秧大棚里，嫩油油的满目新翠，叫人眼前一亮。

　　当年的托克托县中滩公社，变为中滩乡后又划入双河镇，如今再划归河口管委会管辖。“当年中滩包产到户时我只有14岁。”抚今追昔，河口管委会树尔营村农民李广应无限感慨，“当时的记忆就是吃不饱，如今我们这里成了‘塞外江南’，真像做梦一样”。

　　当年率先分田到户，如今树尔营村又率先把全村的土地集中流转到“美源农业合作社”。像李广应这样的村民，每年除稳定获取一块土地流转费用外，还能在合作社里打工获取“工资性收入”。过去就是种玉米、小麦、杂粮，如今合作社把沿黄盐碱地改造成一平如镜的稻田，稻田里还养上了螃蟹。以前沿黄小水泊只是用来灌溉，如今合作社也全部流转过来，水面养鸭，水下养鱼。“树尔营村不仅成了鱼米之乡，也成了富裕之乡。”李广应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种玉米为例，过去一亩地的纯收入也就400多元钱。去年我们把盐碱地改造成稻田，全村的土地由1200亩增加到2000多亩，种了600亩水稻，平均亩产600多斤。按六成的出米率计算，可产大米360多斤。每斤大米10元钱，毛收入就是3600多元。扣去成本，一亩地的纯收入有2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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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外小岗”与安徽小岗一样，是中国农村改革40年的一个缩影。而当人们对眼前的变化习以为常时，我们有必要把时间的指针拨向历史的起点，去追寻改革的初心。

　　两次不同命运的探索

　　81岁的马义山身板硬朗，别看老人在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刘存圪旦村务农一辈子，但对几十年来农村的改革发展却梳理得清清楚楚，说得头头是道。“经过几次撤乡并镇，耳字壕也划归树林召镇了。但耳字壕搞大包干没有咱刘存圪旦生产队早，安徽小岗村也没有刘存圪旦早!”

　　马义山讲述了一桩往事。早在1973年，达拉特旗树林召公社白柜大队刘存圪旦生产队就曾大胆搞过一次“包产到组”。那年，刘存圪旦全队共有47户、186口人，80个男女劳动力，全部家当有耕地500亩、机井4眼、胶车3辆、牛犁5架、百八十只羊、一个半砖窑，再加上一些基本农机具。该生产队地处黄河岸边，是典型的“白碱滩”，从远处望去，白茫茫一片，耕作一年，连籽种也收不回来。群众有段顺口溜：“蚊子咬，蛤蟆叫，天阴下雨走不了。”当时社员吃的是返销粮，4斤马铃薯顶一斤粮食，困难年景就拿高粱面当主食，腌甜菜叶子当副食，但还是吃不饱。

　　1973年春，公社召开“三干会”，会上给生产队下达了84000斤的粮食任务。要是按老办法，正常的年景也很难完成任务。生产队长马三满银参加了会议，开完会，马三满银回到家对儿子说：“今年我想搞个分组，这样社员的责任心增强，相互竞争，肯定能比现在产粮多些。”听了父亲的想法，儿子提醒道：“那可是犯法的事情呀!”马队长不为所动，“老话说，民以食为天，吃饱肚皮是关键”。于是，刘存圪旦实行了“包产到组”，划小了核算单位，社员们“利益关切度”明显提高，一改过去“打盹熬满天，阳婆(太阳)落了算一天”的状态。一年干下来，粮食产量创造了奇迹，达到113000斤，比计划增产29000斤。除每人分口粮380斤外，还向国家上交粮食5000斤。

　　刘存圪旦粮食丰收轰动了整个达拉特旗，不仅当选公社的先进，还获得了旗里的表彰。就在马三满银和社员们满心欢喜时，却被盟里兜头泼了一盆冷水——路线错误：“路线要对，一粒粮食打不下也不怕;路线不对，打下一堆粮食也不行”。刘存圪旦非但不能作为先进典型，还要当作反面教材。年底，盟、旗、公社三级组成调查组，对刘存圪旦“包产到组”彻底叫停，马三满银也被免去了生产队队长职务。

　　从马义山充满感情的回忆中,我们感到了农村改革探索之艰辛，也听到了民心深处穷则思变的律动，看到了打破死水的那第一轮涟漪……

　　几年后，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赵丑女做出了同样的举动，但她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这是孩子们在报纸上找到的母亲的相片，用手机翻拍下来发给我的。”陈绿师说，“母亲一生勤劳，省吃俭用，没照过几次相。这张照片还是她参加劳模大会时记者拍下的，我一直都带在身上”。说起自己的母亲——鄂尔多斯农村改革的先行者赵丑女，陈绿师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

　　“我们康家湾大队居住分散，当年母亲到队里上工要走很远的一段山路。母亲看不惯大集体时社员出工不出力，自己多劳又不多得，就提出自己来承包家门口的14亩地。”陈绿师说，那时候，山梁上的康家湾虽然封闭，但刘存圪旦生产队搞承包挨处分的事，仍然对康家湾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赵丑女不信邪。她在14亩承包地上打了深井，上了水车，起早贪黑侍弄庄稼。赵丑女承包的这14亩地共分6块，都是山坡漏沙地，粮食单产只有200斤。但赵丑女包种3年，每年平均亩产在500斤以上。3年下来，这位50多岁的农家妇女，一个人在14亩地上产出的粮食，几乎占了康家湾大队50多个壮劳力在80亩土地上产粮的一半。

　　当年的伊克昭盟报文章《赵丑女靠精耕细作致富》这样记载：“赵丑女在漏沙坡耕地上夺高产，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开展水土保持和改良土壤，改变生产条件。她通过辛勤的劳动，把斜坡地修成小型水平梯田，打起了地边埂，用石头垒起了堰子，这就真正把‘三跑田’变成了‘三保田’。她认真改良土地，把鸡蛋大的石块全部拣出去，将草根和作物茬子刨出去，然后铺上黏土，使这十四亩漏沙地变成了基本田。二是精耕细作。种植玉米时，她一窝一窝地点种，种下去土地稍有板结，随时用小锄松土，以防顶芽造成缺苗断垅。第一次锄田，全用小锄一苗苗地细锄，基本上做到了单株管理。所有作物都锄三次以上，追化肥两次。为了多打粮食，多得到经济收入，赵丑女把整天工夫全下到土地上了，对株株庄稼苗她都精心管理，一直到秋收。秋收以后她又下苦功夫搞农田基本建设，为来年生产打基础。由此可见，瘦土薄田年年夺高产，完全是她用汗水浇灌出来的……”

　　耳字壕公社康家湾大队又一次轰动了整个达拉特旗。与刘存圪旦不同的是，刚刚走马上任的伊克昭盟盟委书记千奋勇来到耳字壕，不仅对赵丑女赞不绝口，鼓励她继续承包，还把这个典型推荐给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千奋勇与伊盟农村改革》一书专门记录了这个细节：周惠书记特意把一封信带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封信的标题是《像赵丑女这样的包产到户何罪之有?》。

　　“不怕丢掉乌纱帽，怎样增产怎样搞”，后来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协主席的千奋勇的这句话至今流传。鄂尔多斯市委政研室原主任王进勇介绍，千奋勇在当时的伊克昭盟工作期间，几乎走遍了每个旗县的公社。除了树立达拉特旗赵丑女这个典型，还推广了杭锦旗巴拉亥公社的经验，从1979年春季开始，这个公社的新明大队率先搞了“包产到户”责任制，粮食比上一年增产43%。盟委在1979年8月，用十几天的时间组织全盟农业社党委书记从杭锦旗到达拉特旗“拉练”观摩。千奋勇还亲自撰写了《包产到户是伊克昭盟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坦途》，发表在报纸上。即使如此，在当时的伊克昭盟，“大、公、平、穷”等“左”的思想还有市场，围绕“包产到户”发生的争论经历了将近两年时间。遇到顽固势力层层阻挠，千奋勇就鼓励新生力量节节进击。春风一过万重绿。到1980年底，全盟73%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

　　后来，有中央领导同志曾对周惠说过，包产到户是安徽、四川和你们内蒙古先干起来的。周惠又对千奋勇说过，内蒙古的包产到户是呼和浩特和你们伊克昭盟先干起来的。

　　记者旁白：凡人之情，穷则思变。从安徽小岗到“塞外小岗”，地隔千里，资讯不通，却殊途同归地干起了“大包干”，充分证明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而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正是那些勇于改革担当的党员领导干部被人民群众铭记的根本原因。

　　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

　　再把镜头移回黄河北岸的托克托县。在这里，大黑河、宝贝河等支流“万水入黄”，令磅礴的黄河南下，直接劈开了晋陕大峡谷。中滩公社就在黄河和大黑河的冲积扇内,天赐灌溉与舟楫之利,可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群众就是填不饱肚子。“高级社时大跑步，公社化时一刀切，大跃进时一平二调，‘文化大革命’时‘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不把精力放在生产上，老百姓能不穷吗?”当年的中滩公社下滩村会计王兵厚说。

　　资料显示，1976年至1978年，中滩公社的粮食产量一直徘徊在500万斤左右，亩产只有100斤，连续3年没有给国家上交粮食，反而年年吃返销粮。当时，农民一年劳作下来，人均年收入只有30元。其中，河上营大队的几个生产队，不仅分不到钱，还出现了倒挂：谁挣的工分多，谁欠的钱就多。那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早上铜铃铃(高粱面窝窝头)，午饭黄绳绳(用玉米面制作的钢丝面)，晚上碗底照清清(比喻一眼见底的稀饭)。

　　农民出身的中滩公社党委书记马从发知道，大集体时社员“自留地里打冲锋，集体田里养精神”，导致了“人哄地皮、地哄肚皮”。1979年春节前夕，马从发找到了县委书记贾根宝慷慨陈情：“连续3年靠返销，中滩百姓已经吃不饱肚子了，是我这个书记没当好。再不变调(当地土语，意为改革)，我这个书记就干不下去了。”从县委书记默许的眼神中得到鼓励，马从发立即找到公社革委会主任菅光耀，“我想把一部分土地分给社员，你愿不愿和我一起冒个险?”菅光耀表示有难同当，豁出来试一试，但没想到召开三级干部会时，会场炸了锅。有的坚决反对，有的心有顾虑。马从发发火了：“解放这么多年，农民还啼饥号寒，我看该是我们一级党委承担责任的时候了!农时不等人，有不同意见的可以保留意见，也可以不来工作，就是不能和公社党委唱对台戏!”

　　如果说，小岗村的大包干是自下而上、农民承担风险，中滩公社则是自上而下、党组织挺身担责。

　　1979年春节刚过，马从发和菅光耀在下滩大队带领群众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给每位农民分了二亩半“口粮田”，在内蒙古地区率先实行了“口粮田+商品粮田”责任制。结果令人欣喜，改革当年，中滩就结束了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摘掉了全县倒数第一的帽子，还上交了16万斤公粮，成功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

　　1980年，在总结“两田”分离经验的基础上，中滩公社又大胆提出了“包干到户”的设想，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年，中滩公社70个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大旱之年仍获丰收，不但解决了社员的口粮和牲口饲料、来年籽种问题，还向国家净交商品粮36万公斤，比上年增加3倍多。这一事件被新华社《内参》披露后，中央领导批示：“这是群众自发的‘治穷改富’的有效探索。”这一年，全县出现了分组作业、包产到组、定额管理和“口粮田”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对此，1980年12月1日《人民日报》以《从“口粮田”到“大包干”》为题进行了报道。

　　10年前，有记者回访中滩，却发现“老典型”落后了：黄河堤坝上泥泞的通村小路，村里的房屋多数破旧老化，虽是收获季节却难见青壮年……这一景象，很难与当年辉煌一时的“塞上小岗”联系在一起。

　　“幸亏没有下雨，不然这条从县城通村的路开车根本进不来”，下滩村党支部书记池秉义充满无奈，“下滩村与以前比确实进步很大，但与周围的一些村社相比落后了。究其原因，是下滩村产业结构调整没有大动作，绝大多数村民观念还没有离开‘种地’。集体经济空壳化，道路年久失修，很多村民的致富脱贫梦想因路而中断”。

　　与下滩村相邻的河口村却是另一番景象。这个村在之前实行“大包干”时，主要的村集体经济也得以保留，并不断培育壮大。曾在1976年至1992年期间担任河口村党支部书记的徐玉河老人回忆说，当时搞“大包干”时，土地、牲畜、农具都分给社员，但有2辆拖拉机、2辆铲车以及一些水利设施没有分。上世纪80年代，河口村在原有的集体经济基础上补充了一批货车、客车，组建运输队为村里创收，一年收入10多万元。1994年，村集体继续调整结构，“淘汰”了竞争激烈的运输业办起了砖厂，砖厂的资产总额达到135万元，让60多名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2007年，河口村又依托地处黄河北岸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开办旅游餐饮业。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河口村村民的自来水、农灌用水、基本医疗保险、兴办公益事业经费等由村委会统一支付，生活用电每人每年由村委会补贴，村民基本实现了“零社会负担”，这个村也被评为全国500强村镇。

　　今年，记者再访中滩，又见到了当年改革的参与者、下滩大队原党支部副支书陶如新。这位年过八旬的老者并不止于怀旧。他说，农村改革就该像黄河的波浪，必须一浪接一浪，否则就算解决了温饱，也实现不了富裕。

　　记者旁白：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无数农民也大踏步跟上了时代。这一切，来源于通过改革主动适应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深刻认知。但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倘若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久则满，满则怠，怠则滞。“改革就该像黄河的波浪，必须一浪接一浪”，这话是老百姓总结出来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跨越从温饱到富裕这道坎

　　与广大西部地区农村一样，通过第一轮农村改革，农民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之后通往全面小康的富裕之路并非坦途。特别是像鄂尔多斯这样自然条件差的地区，发展现代农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毛乌素沙地、库布其沙漠占了全市总面积的48%，干旱硬梁、丘陵沟壑占了总面积的48%，只有4%的宜农土地。年降水量350毫米、蒸发量却达3000毫米，水保专家称为“地球癌症”的砒砂岩裸露区，每年每平方公里侵蚀规模高达4万吨。

　　生产体制和经营机制的红利释放以后，虽然解决了口粮问题，但那里的村庄依然如歌里所唱，“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收获着微薄的希望”。出生在达拉特旗的赵永亮对此感受最深。

　　改革开放头20年，通过发展羊绒产业，赵永亮得到了人生“第一桶金”。1996年，他在家乡达拉特旗成立了东达蒙古王集团。不差钱了，赵永亮更有精力审视日益逼近家乡的沙漠。每年春天，这里的沙尘暴滚滚而起，遮天蔽日直达华北平原，且强度一次比一次猛，范围一年比一年大，频率一年比一年高。“我对故乡最深刻的印象是，春天种了一坡，秋天收了一车，场上打了一笸箩，回家煮了一锅。”赵永亮的顺口溜，源自他对当地生活的深刻理解。

　　向沙漠进军，发展沙产业，赵永亮把试验品种定为沙柳。这种沙生植物，在年降雨量350毫米以下的沙区非常适于生长，抗风沙，耐干旱，具有平茬复壮的生物特性。如果不平茬，反而会枯死。正如老乡所说“一年绿，二年黄，三年见阎王”。东达蒙古王集团先后投资8000多万元在福源泉、中和西乡、永隆泉开发建设了30万亩沙柳种植基地。他们采取“公司+农户”的方式，总投资4亿元在10条黄河一级支流的小流域建立了32个库布其沙漠沙柳综合治理区，迅速辐射形成1200万亩的沙柳基地。东达纸业公司一期建成年产10万吨的沙柳制浆配抄挂面箱板纸项目，产值达3.2亿元，农牧民增收6000多万元。

　　尝到沙产业甜头，赵永亮正式开始了“沙漠上再造新农村”。

　　位于库布其沙漠东缘的风干圪梁，是达拉特旗白泥井镇一处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因风大沙多、干旱缺水而得名。2006年，赵永亮曾在此举办灯会演出活动，在集会上，他慷慨激昂：从今天开始，风干圪梁将变成风水宝地!

　　赵永亮给乡亲们掏心窝子：我之所以把召沟村整村搬迁，把风干圪梁改名为风水梁并培育发展产业，就是为了解决更多农村剩余劳力无处用、基础设施无人建的问题。乡亲们无土移民、拎包入住、养殖獭兔，我们保设施，保种兔，保饲料，保防疫，保收购。农牧民收缩转移、集中发展，腾出的沙地成为企业的沙柳基地，让兔舍成为企业的第一车间，昔日的农牧民成为企业的产业工人……

　　再造新农村就要大手笔布局。认为“不就是集中养兔子嘛”的老乡，前来一看就被震住了。一期工程建设了4个园区：一是以汽车修理、汽车配件、加油站、冷库、特色餐饮、住宿、文化娱乐为主，发展大运输、大物流、大服务的第三产业。二是建设移民住宅、养殖棚圈、蔬菜大棚，发展特色种植和特色养殖业。三是以沙柳深加工、粮食深加工、獭兔皮肉深加工的循环经济。四是以幼儿园、学校、卫生院、民俗文化村、伦理道德教育基地等公共基础设施。从2006年11月9日第一批100户移民入住新村开始至今，已陆续有5批移民集中入住风水梁新村。移民中，不仅有达拉特旗整村的或零散的村民加入，还有来自黑龙江、吉林、河南、四川等全国12个省区的移民。经过10多年时间的建设，新村现已有移民3103户，常住人口1万多人。

　　除了达拉特旗的赵永亮，在托克托也有一位远近闻名的人物叫郝争平。每次从“胡服骑射”雕塑前走过，郝争平都要驻足良久。“这个雕塑是在‘大包干’后树立起来的。县里赋予它的含义就是要不断改革。”托克托县河口管委会郝家窑村支书郝争平说，“郝家窑原来也是中滩公社的辖区。在中滩公社为粮犯愁、为粮奋斗、为粮局限的日子里，我一度离开了这片土地。当初背井离乡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饿的”。

　　郝争平由中滩公社的“首穷”成为今天的致富带头人，正是在一波又一波的改革发展大潮中实现了自我超越。“大集体时我家劳力少工分少，口粮都领不回来。最惨的时候一家人喝了3个月的葫芦汤。”如今，郝争平家430平方米的自建别墅，开窗就能见到黄河。别墅后面，是沿山修建的古色古香的窑洞，旺季每天能接待1000多人的“吃住行游购娱”。“中滩公社分田到户时，我已在呼和浩特学木工，后来又当建筑小工。饭是吃饱了，却品尝了另一种艰苦，住的平房特别冷，钻被窝后得一件一件地脱衣服。”

　　咬得草根，百业可做。郝争平先后当过瓦工、油工、电工，在呼和浩特干了几年又转战包头，成了“包工头”，终于有了经济实力。土地到户20年后，家乡的父老也就是解决了温饱。许多人到包头找他想跟着干的时候，郝争平却一个也没收。一伙乡亲说他“人一阔、脸就变”，郝争平笑而不答。随后，郝争平回到郝家窑，告诉乡亲们：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

　　有了积累、开了眼界的郝争平率先开始搞“黄河乡村旅游”，先后在郝家窑带领乡亲干起了米面加工、池塘养鱼，并果断地把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全部种上葡萄。2000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他的“示范效应”更加凸显，目前全村种植葡萄1500亩，果实成熟时无需推销，靠游客“体验式采摘”就销售一空。目前，郝家窑村已有33户农民开起“农家乐”，吸纳了全村120名村民。2017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了26500元。

　　昔日种田吃不饱肚子的郝家窑如今已将耧、犁、石碾等农机具全部搬进“黄河湿地民俗馆”，全村人把土地流转集中建设“沿黄旅游休闲中心”，打造“旅游+民俗”“旅游+体验”等田园综合体。

　　在达拉特旗，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视察内蒙古，提出完善龙头企业与农牧民利益联结机制要求之后，达拉特旗对辖区内龙头企业逐户进行调查研究，按照“一企一档”原则对全旗45家涉农龙头企业进行重新整理分类，引导更多企业与农牧民建立利益联结，确保形成一个产业有一个典型龙头企业，一个产业有一个典型联结模式，有效保障农牧业健康发展、农牧民持续增收。

　　目前，达拉特旗已经形成服务协作增动力、规模经营提质量、订单合同促保障、股份合作共当家、订单贷款解民忧等多种联结方式。以东达公司为典型，积极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把养殖户生产作为自己的第一生产车间，变养殖户为产业工人。以正时公司为典型，采取“政府牵头、农民出租、企业承包、返聘工人”的模式，通过政府引导，经村集体协商，农牧民将土地以整村出租的方式流转给正时公司集中经营，流转出土地的农牧民可被优先聘用到正时公司打工，既增加财产性收入又增加了工资性收入。截至目前，达拉特旗共注册涉农企业568家，其中培育形成国家级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家、自治区级10家、市级33家，农民合作社1415户。

　　记者旁白：40年前，“大包干”精神成就了“小岗梦”。如今，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农村的繁荣发展、农民的全面小康依旧是全体国人的期待。这其中，需要工业反哺，资本助力，但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持之以恒的改革。跑好全面小康这场马拉松的关键一棒，是对“小岗精神”和改革开放的最好纪念。

　　开启转变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

　　自从耳字壕公社、中滩公社激起第一朵农村改革浪花，达拉特旗、托克托县，乃至鄂尔多斯市、呼和浩特市正逐步改变过去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发展方式，转为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和，迅速掀起一轮又一轮新的改革浪潮。

　　改革开放是最大的天时。顺应经济规律，“与天和”，广大农村地区终归要迎接工业文明的曙光。

　　“有学者说，黄河哺育的是农耕文明。我想说，作为母亲河，黄河一样能孕育出工业文明的硕果。”托克托县委书记郭志刚说，“我们这里‘地下没宝，地上没草’，怎么搞工业?改革的先行者就利用邻居准格尔旗的煤炭、国家的黄河水指标，上马托克托电厂，为全县的工业化奠了基。”

　　托克托县建设坑口电站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县内地势平坦，交通便利，距鄂尔多斯市黑贷沟煤田仅60公里，流经县内37.5公里的黄河可提供充足的地表水源。托克托电厂是国家“十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是国家规划的准格尔能源基地和“西电东送”北通道重要的大型电源项目之一，是向京津唐电网送电的大型坑口电厂。从最早的规划设计到正式投产发电，走过了整整20年。如今，10号机组也于2017年4月底试车发电，托克托县成为世界最大的火力发电基地。随着大唐托电的建成投产并网发电，托克托县发生了凤凰浴火般的重生——由传统农业县向新型工业县的历史性转变。随着大唐托电的开工建设和正式投产发电、托克托工业园区建成，托克托县的经济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依托资源而不依赖资源，鄂尔多斯从高起点、高科技、高效益、高产业链、高附加值、高度节能环保入手，着力改变“傻、大、黑、粗”的地区形象，把地方煤矿由1900多座压缩到200多座，把平均回采率由不足30%提高到80%以上。构筑起“大煤田、大煤电、大化工、大循环”四大产业体系，形成了以煤炭、电力、天然气为主的能源产业集群，以煤化工、天然气化工和氯碱化工为主的化工产业集群，以绒纺、制衣为主的羊绒服饰产业集群，以汽车、发动机制造、煤炭采掘机械为主的制造产业集群，以中蒙药、生物制药为主的现代医药产业集群，以沙柳造纸、甘草制药、沙棘食品为主的沙草产业集群。

　　顺应自然规律，合理调整生产力布局，成为鄂尔多斯“与地和”的重要抓手。

　　过去的伊克昭盟给外界的印象是荒凉、贫穷、落后，8个旗县中有5个国贫县、3个区贫县，广大农牧民千百年来靠天吃饭、广种薄收，脆弱的生态环境不堪重负，年均向黄河输入泥沙1.6亿吨。确立建设“绿色大市”目标后，鄂尔多斯规划确定了优化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启动建设无人居住的生态自然恢复区，以退为进，促进生态自我修复。通过转移农牧民和发展沙草产业，植被覆盖率由不足30%提高到75%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30%，累计减少入黄泥沙5亿吨。全市着力改变传统落后的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变“靠天养畜”为禁牧舍饲，变广种薄收为集中建设沿黄现代农牧业经济带。沿黄3000多平方公里冲积平原上，如今已形成60万亩规模化节水农牧业示范基地、10万亩高效农牧业基地、百万亩肉羊养殖基地、万亩标准化温室种植基地。

　　在达拉特旗，全国种粮大户王五命成了“明星人物”。自幼务农的他和妻子吕金荣在土地上刨生活，一年下来，手里基本没有余钱。进入园区后，王五命坚定了种粮的信心和决心。他开始大规模承包土地，以工业化生产模式扩大种植面积，先后投资130多万元购置了多台农机具。到2016年，王五命的种植面积突破了4100亩，粮食产量达到1700吨，创下了种粮户家庭年收入80万元的全旗最高纪录。“以前考虑到土地承包期快到了，我们想改良土地都不敢随便投入。”52岁的王五命充满喜悦地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我还要放手大干一场!”

　　顺应社会规律，“与人和”的突出的表现就是城市反哺农村，向农牧民延伸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10年前的一天，鄂尔多斯东胜区泊江海子镇石股壕村农民张美失眠了。搬进城里本应高兴，可是“幸福的担忧”也来了：过惯了土里刨食的日子，城市生活能适应吗?工作好不好找?孩子去哪上学?和张美一样，患上“进城焦虑症”的还有鄂尔多斯几十万农牧民。

　　“纵观世界，由城乡分割逐步走向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各国推进现代化必须经历的过程”，时任鄂尔多斯市市长、如今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杜梓对此深有研究，“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经济复合系统，涉及产业发展、城市布局、观念融合等各个方面。鄂尔多斯成功转移农牧民40万人，关键是做到了四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统筹城乡人口布局、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和统筹城乡公共服务”。

　　后来，张美搬进了新城康巴什一个由政府出资兴建的移民小区，住进了96平方米的单元房。丈夫参加了政府办的免费就业培训班，并在铁路上找了一份工作，张美自己则去了一家羊绒衫厂打工，孩子进了离家不远的一所中学就读。“现在一个月收入就有5000多元，比过去在村里一年的收入还多。”

　　管理创新也向农民倾斜，鄂尔多斯推出了短缺时代才有的“粮票”和“房票”。

　　所谓“房票”，就是“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房屋兑换证”。“房票有1平方米、2平方米、5平方米、10平方米、20平方米、50平方米、100平方米7种面值，房票正面是平方米数，背面印有几类地段、单价、评估价，还有二维码信息，有住户姓名、身份证号、发放日期，可以做到全程跟踪。”东胜区房屋与土地兑换凭证管理结算中心业务大厅主任耿涛告诉记者，“东胜区把农村棚户区改造和房地产去库存两篇文章联合起来做、两道难题一起解，房票结算中心负责棚户区拆迁户房票的发放、兑换、转让、结算，房屋运营管理公司负责房屋的运营、分配、使用，构建了涵盖拆、移、售、租、建、补的完整工作机制”。

　　乌审旗实行了粮食产后服务的“五代”模式，即利用粮食部门自身仓储经营条件，为农户提供粮食代储存等有偿服务。在通过契约方式保障农户粮食所有权的同时，将粮食经营权以“定期”或“活期”的形式让渡给企业，农民可按约定提取粮食或折现，有效解决了农民存粮难、卖粮难、粮贱伤农等“丰收的烦恼”。

　　前不久，无定河镇河南村村民赵怀义来到乌审旗宏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办理“粮票”，一个写有自己名字的“粮食存折”。“粮油公司新开的这项业务利民惠民，粮食收获后存放在自家，不仅占地方，还容易霉变或被老鼠等糟蹋发生损耗。”赵怀义高兴地说：“服务中心就建在我们村里，存粮食很方便，不仅有利息，还能随时提现提粮或者兑换其他商品农资。”2017年赵怀义家收获了9万公斤玉米，向粮油公司销售了7万公斤，这次在服务中心储存了1.8万公斤的“粮票”。

　　记者旁白：重温改革历程，并不是为了自我陶醉，而是重温改革当初为了什么而出发，依靠什么而成功，想要走到哪里去。归根结底，是为了在新时代深化改革、继续开放。面对改革进入深水区，面对众多难啃的“硬骨头”，更需要我们振奋锐意改革、大胆改革、创新改革和持久改革的信心和勇气，奋力将改革进行到底。

　　结 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注内蒙古的建设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比喻，“蒙古马虽然没有国外名马那样的高大个头,但生命力强、耐力强、体魄健壮。我们干事创业就要像蒙古马那样,有一种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精神。”如今，“塞外小岗”乃至整个内蒙古都在以这样的精神，持续推进农村改革，努力绘就亮丽的祖国北疆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