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之痛

　　蒋能杰家的黄色小楼，矗立在村头。这栋“名声在外”的小楼，一层是小卖部，二层的一间则是汇集了各方捐赠的图书室。如今这里成了村里孩子新的聚集中心。

　　蒋能杰和他的助手是村里少见的青壮年。村子比蒋能杰小时候更空了，这个群山环绕的湘南村庄原本有1700多人，但其中900多人外出打工，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现在，村里10个孩子中就有8个是留守儿童。蒋能杰本人也曾是其中一员，他上小学4年级时，妈妈南下打工，10年后，爸爸也去了广东，当了一名建筑工人。

　　1984年，蒋能杰出生的前一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松开了农民进城务工的口子。第二年，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一下子突破了2000万，比改革开放初期高出10倍。也是在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亿多吨，增长到了4亿多吨，建国以来首次出现粮食过剩的供求波动。

　　这是实行“大包干”带来的生产力解放，但也对农业人口产生挤出效应。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当年出台进城松动政策的一个大背景。

　　上世纪90年代初，进城风吹到了蒋能杰所在的湘桂交界的小村。蒋能杰的父亲记得，1994年前后，村子出去打工的人开始增多，到1996年，蒋能杰的母亲也南下到广州的一间玩具厂工作。

　　城乡收入差距急剧拉大，从1985到2006年，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比从1.73∶1扩大到3.27∶1。这个差距足以让农民骨肉分离也再所不惜。

　　1994年分税制改革，农民的实际税费有所加重。同时，农村福利体系随着人民公社制解体，新的福利制度又未跟上，农民的教育和医疗负担也加重。1994年到1996年，农民种地基本不赚钱，有的甚至还倒贴钱。

　　有一年蒋能杰的母亲过年回家，11岁的小儿子吃饭时说：“我8岁没到你就出去了，我都没有得到过母爱。”“我听了很伤心，眼泪都要掉下来。我说，我是在外面给你们挣钱啊。”蒋能杰的母亲回忆道。

　　农民向城市迁徙，产生留守儿童，各国如此，“但中国与其他国家最大的差异是户籍制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Rana Flowers曾对记者说，这让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变得更加深刻和复杂。

　　中国的城市户口附着了住房、医疗和教育等诸多社会权益，不是城里人就会遇到种种限制，让你待不住留不下，尤其是孩子入学，成了城市控人的重要手段。因此，分居城乡成了许多打工家庭的无奈选择，也由此诞生了无数骨肉分离的痛苦记忆。

　　问答网站知乎上曾流传一篇讲述留守经历的万字长帖，迄今已收获了3000多个点赞。作者这样写道：

　　每次从城里回来，都要一个星期疗伤，我不停地哭，很多次心痛到无法呼吸。默默吃饭的时候也忍不住啜泣，这会招来外公的大发雷霆，他大概不懂或者是因为无能为力。

　　有一次我爸妈说要回来看我，从得知消息的那天起，我就坐在院子里望着马路上的大巴车，当我察觉到大巴车好像速度慢下来的时候，我就屏息凝神，而当它从我面前驶过，我内心又布满失望，然而，没走几步，它好像停了下来，我又重新燃起希望，但是最后却发现，下车的并不是父母。这种情绪上的起伏时常折磨着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爸妈回来看我，我晚上总是会搂着妈妈问她，能不能再多待一个太阳升起的时候?她说，只要我把课文背熟，她就会回来。

　　所以，小时候语文课本里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背得滚瓜烂熟。然而，她并没有回来很多次。

　　有一次，我弟弟过生日，那天下着大暴雨，早上上学时外公告诉我，爸妈今天会回来，我记得那天中午最后一节课是一个小测验，我拼命做题，提前交了卷，冒着大雨往家里奔，但，当我回去的时候，爸妈已经带着弟弟刚离开。我追着车子奔跑，边跑边哭，这种感受，实在太痛苦了。

　　谁又不想把孩子带在身边呢?实际上，相当数量的进城务工家庭尝试过让孩子进城生活，但大多数孩子最终还是返回家乡，成为“回流儿童”。据公益组织歌路营统计，现有寄宿学校中回流儿童已占到22.5%。

　　“来回拉锯，其实给孩子带来的心理伤害更大。”专家们写道，“那是更深的一种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