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03 10:53:46 来源: 作者:
有时候,乡镇干部李欣恨不得砸了自己的手机。当年买手机时,他总觉得32G存储空间足够了,现如今却有点吃不消,里面安装了太多APP,卡顿越来越明显。
除了一部分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李欣手机里工作方面的APP倒占了多数,有的每天要签到,有的自从下载安装后,就再也没打开过。他所在的县调研发现,市县部门要求每名干部职工下载或关注的党务政务APP和新媒体平均6.8个,乡镇(街道)达10.8个,四成的受访干部对此表示反感。近日,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工作意见,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点整治四个方面12类突出问题,政务APP运行“僵尸化”,正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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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压下来的任务
李欣最近又要下载一个APP,用于开展重要会议、党课知识、政策法规等内容的学习,上级已经发了文件,当地机关、事业单位、公有制企业所有党员干部,具备应用能力的农村(社区)党员、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员要全员参与注册,注册情况还要纳入基层党建工作考核内容。而他在社区工作的朋友,用的是上级配发的手机,拿到手机时很多APP已经在里面了。
一开始,对于行政强推的党务政务APP,李欣还有新鲜感,但随着其数量越来越多,他和同事们产生了一种天然的抗拒。新媒体之势与各类考核相互促进,造成一些地方急于上马、一哄而上,甚至形成了攀比之势,以行政手段层层分解。为了数据好看,一些地方甚至花钱购买下载注册量,甚至疏通相关网络公司技术人员更改数据。
去年7月,中国社会扶贫网开办的APP在全国正式上线,其本意是搭建了一个连接贫困人口和社会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的网络服务平台。但在落实过程中,爱心人士的注册量成了某些基层企事业单位和乡镇党委政府考核的硬杠杠,电商平台甚至出现了代注册爱心人士的“抢手生意”。每注册一个“爱心人士”,价格从0.3元到1元不等。据报道,按照销量排序,当时排名第一的店铺月销量超过3万笔。随后,国家扶贫办严批“有偿代为注册扶贫APP”,要求不得摊派指标。一年多过去,记者在电商平台仍能找到不少政务APP代注册业务。
“手机容量不够还可以扩展,亲戚朋友不够就不好找了。”北方某市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刘栋告诉记者,有时候指标任务太多,还要发动家人朋友去下载,有的人同时接到两个不同朋友的“摊派”任务,还非常不好意思,搞不好是要得罪人的。
在手机APP应用商店里,个别党务政务APP的评论数屈指可数,不少还是“实用内容太少”“为了完成数额任务,朋友强迫帮忙下载”等类似的观点。
“在‘赶时髦’的心态下,有的领导就觉得必须得有一款属于自己单位的APP,由此就会形成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刘栋举例,在国家层面研发运行了一款全国党建云平台APP后,一些地方的省、市、县各级党建APP就相继问世,但其实功能都大同小异。为完成对这些平台信息的维护,大量基层一线干部不得不付出大量的工作和生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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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对付的硬杠杠
一次工作之余的小聚中,李欣和上述朋友相互吐槽,朋友所在的社区把APP的点击浏览量也列入考核范围,落后了面子上肯定过不去,同事们在单位里,没事就不停地刷机,有时还要参加互动,上传操作情况截图。
在李欣看来这不算什么,他的一部分工作任务也要在APP里完成,签到还是小事,某些APP需要上传巡查轨迹,一般需要几公里的数据,上级相关部门就以这些数据进行考核,遇上村里没事的时候,走路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走程序”。
不仅如此,李欣还要帮助年龄较大的同事完成操作,不少经验丰富的老党员干部,却在巴掌大的屏幕上一次又一次犯难。而下乡参与扶贫工作时,还要教会村民们掌握APP的用法,甚至贫困户的注册工作都要他们来完成。记者曾在基层采访中发现,有的基层号称实现了APP联动工作,村民足不出户就能办理很多事务,但事实上,村民并不知道怎么操作。
“很多党务政务APP其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监督举报方面,关键是要考虑群众的接受程度。”在刘栋看来,上一级部门单位为增加平台参与率,对基层进行考核排名,但忽略了重要的一点,一部分群众还是更喜欢、更信任面对面办事。
而在这种考核机制下,工作量增加的同时却并没有提高实际成效。在刘栋的单位里,大多数APP后台维护人员由同事们兼职,功能单一不说,发布的政策和工作动态等信息大部分为转载,原创比例只有三成。
而有的单位没有发布信息的安全评估和管理维护机制,从而产生风险隐患。刘栋告诉记者,辖区内某县配套开发APP平台要求收集群众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由于设计缺陷未合理设置查询权限,要不是及时发现就成了公开信息。
事实上,党务政务APP的过度考核只是缩影。今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指出近年来督查检查考核工作不断加强,激励鞭策的指挥棒作用有力发挥。但也存在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重留痕轻实绩等问题……必须下决心加以解决,把督查检查考核工作做得更好更有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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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思维同样不可少
从事APP开发的业内人士张琳指出,如果决策者的观念不转变,再好的包装也只是一张皮。多数情况下,拍板项目的并不是系统的实际使用人员,而是单位领导,所以需求有时候是不真实的。张琳告诉记者,很多地方信息化基础基本是零,但很多客户好高骛远,为了外观丰富就要求做出一些不实用的功能,上线之后就放一边了。“不管是哪个领域的APP,用户思维都必不可少”。
另据报道,一些地方单位或部门过分“痴迷”于APP的力量,为了获得想要的数据或信息,不惜花大价钱研发一款信息采集的APP,然后行文或以其他方式要求基层一线干部安装或者绑定该APP采集信息或数据,以此替代原本应深入基层调研的工作。用如此APP采集来的信息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就不言而喻了。
“电子政务只是手段,改变制度设计,重构官方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才是需要探寻的道。”张琳说,突破技术的瓶颈很容易,难的是突破行政体制的障碍。
有“知乎”网友分析,从动力机制上看,政府部门推动信息系统建设的动力不足。相比较企业而言,企业进行信息系统建设可以大幅度减少人力成本,但是在政府部门由于编制和人事的稳定性,信息系统就算减少了某几个对口部门的工作量,但是没有整体上进行人事调整,单位整体的人力成本并没有改变。另外信息系统天然的监控能力也让一部分人感觉自己被束缚住了手脚,从而不愿意接受。
采访中,不少基层受访者都表示,现在党务政务APP那么多,各自为政,建议有关部门能牵头,把这些APP功能整合到一起,很多信息就可以共享,他们也能从繁琐的各项考核评比任务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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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廉政瞭望”(ID:lzlwzz),原文首发于2018年11月20日,标题为《变了味的政务APP》,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