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补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2月23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到，“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整个国家经济社会都在向前发展，农村当然也在不断向前发展。目前，我国正处在“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性目标的攻坚期。能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看短板补得怎么样。“补短板”这个论断，就是在这个关键时期，通过调研分析各方面情况之后，中央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所以才在这个阶段提出来。可以想象，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力度会进一步加大。

　　补短板，要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很重要的问题是，需要认真研究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到底是什么样的，以避免我们在政策上、理论上出现偏差。比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大概最终也走不了像美国一样的大农业发展道路。今年3月6日，《北京日报》第18版发表了一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的文章《小农经济过时了吗》。小农经济这种状态是我们这些东亚国家的基本状态，受制于资源禀赋、人地比例关系等等，这些是不是必然现象，是不是规律性的东西，还是其他什么别的东西，那就需要认真研究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里，都讲到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规模经营，在过去很多人的认识中就是让农民进城，把土地给更少更优秀的农民种，通过土地流转集中实现规模经营，这是一个基本逻辑。但现在看起来很难，发展规模经营的条件是农业人口的转移，而农民工进城的速度在明显下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整体经济增速下降到6.7%，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随之下降。2016年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增长0.3%，仅增长了50万人。这种速度和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何时才能将大部分农村人口转移走?农民转移不走，以依靠减少农民而产生的土地规模经营如何实现?如果农民转移得没有那么快，农业现代化怎么办?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土地流转集中形成的规模经营固然重要，但是通过拓宽和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领域、空间以及方式同样可以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扩大对土地经营的服务规模可能是一种比单纯依靠扩大流转土地规模更好的方式。

　　这条短腿怎么补，就是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我最担心的是，我们现在很多东西是学国外的，但又都是学的些皮毛，最后反而连自己的东西也丢了。比如关于城镇化，国内有很多专家说日本的城镇化率是86%，还有83%、84%、85%的说法。我曾到日本去做过调查，专门请教了他们的主管人员，问日本86%的城镇化率到底是咋回事。他们的说法是，他们国家没有城镇化率这个指标。这就奇怪了，我又问，那究竟是什么指标?按照他们的说法，是人口集聚度，也就是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达到4000人，并且集聚在一起的人口超过5000人，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地方就叫人口集聚区，并不是叫市的就都在集聚区里，叫村的就都不在集聚区里。市的一部分也在集聚区里，村的主要街区也可能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按照这个标准算下来，日本国民居住在人口集聚区的国民比重是64%，而我国2016年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7.35%，但我们的城镇化率跟他们的不是一个概念。

　　所以像这样的问题，要做一些深入思考，尤其要摆脱我们已经形成了的思维惯性。人云亦云，不加思考，不作分析，大家都这么讲，大家也都觉得应该是这样。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我们这种国情、资源禀赋、这个阶段能做到的事情。到底应该做什么，更应该深入地研究这个事情，这才是“补短板”。同时，也要提醒，本来是最短的，弄到最长去，那也会是巨大的浪费。

　　贫困人口、脱贫速度和扶贫标准需要弄清楚

　　非常重要的 “短板中的短板”是贫困人口。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有4335万，比2015年减少了1240万。世界各国扶贫工作的共同经验表明，当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到3%时，基本上不会再降下去，这些基本上都是不具有劳动能力或者是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必须通过社会保障政策来救济，这部分人不应该再归入扶贫对象，而现在中国农村这样的人口至少有两千万。

　　这两千万人是谁?我们能够找出来，村里都有建档资料，而且这类人在2000年以后就被纳入社保了。所以现在考虑解决贫困人口脱贫的问题，还需要将这部分人扣除。扣除这两千万，贫困人口就剩下了2335万。2016年，又减了1240万，是不是再有两年就干完了，恐怕不是这个状况。这实际上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扶贫标准和低保标准的接轨问题。2016年我国农村的低保线已经高于农村贫困线了，这就意味着所有的贫困人口即使不扶都可以通过纳入低保解决了，但显然国家不是这样要求的，农民也不是这种愿望，所以两个标准需要接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二是不能盲目追求速度。一年减少贫困人口一千多万，还有四年，即使不算2017年，还有三年时间，一年解决六七百万，扎扎实实往前推进，我相信是能够做完的。但各级政府往往有层层加码的习惯，中央讲2020年完成，到省里就是2019年，地市就是2018年，到了县里就是2017年。于是就一定会出现数字造假。我很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到贫困地区看看，看看到底能够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才是真正有效的。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如何确定扶贫标准。新的扶贫标准是2011年制定的，是中央经过反复研究的。这个标准是按2010年的不变价计算的，2011年的标准是2300元。以后根据每年的物价变动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变化逐步提高，提高到2016年底的2952元。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舆论认为我国的扶贫标准低了，因为根据人民币跟美元的汇率计算，到不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每人每天1.9美元的标准。我们专门和世界银行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实际上这个标准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推荐标准。最基本的问题是不能拿官方的汇率进行贫困标准的比较，因为各国的汇率制度和外汇储备是不一样的，所以官方汇率有时候会差很多，比如埃塞俄比亚，按他们的标准就没法算了，所以这就不能用。

　　相反，世界银行承认中国的扶贫标准是高水平的。为什么不能用汇率换算比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每个国家的汇率是以它的主要贸易商品比价算的，而贫困人口所需的生活必需品基本上跟外贸没关系，所以套用外汇比价是毫无意义的。世界银行用的是PPP购买力平价，他们给我们测算过好几次，最新的一次测算是2011年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PPP算法，大概的情况是，城市1美元对人民币4块钱多一点，农村只有3块钱多一点。我们把世界银行的中国局局长及世界银行最知名的七八个专家都请到北京来，面对面谈，他们说：“我们很早就承认中国的扶贫标准在世界上是高水平的，比我们现在的这个水平是要高的。”按照他们的说法，有很多内容还没有计算进去，比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社会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这些都在扶贫标准之外。此外，还有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如果这些要计算在内的话，中国的扶贫标准还要高。当然这么说能不能让人信服，是不是科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九周年，我们在认识上、制度上以及对未来的承诺上，做了这么四件大事。第一是端正了对农民的认识，才有后来的一切变化;第二是确定了农村基本的经营制度，保证了在此基础上能够不断发展。最重要的一条，还是要进一步去认识农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是不是农业产业本身的基本要求和客观规律。如果是，我们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就推不倒;如果不是，以后就可能会有大的变化。第三件事，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统筹城乡发展是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些方面都是从大的角度出发的。最后，第四件事，在“十三五”时期，一定要想办法把农村、农业这个“短板”补上去，到时候我们才能堂堂正正跟国人，跟全世界说，中国已经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