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6日凌晨1点55分，王郁昭去世，享年90岁。一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因病去世，《农村工作通讯》在当期相关报道中推出了《为农民利益，他愿意担当》。为此，中国农村杂志社社长王太带队采访王郁昭，请王老就万里在安徽推进农村改革的往事进行回忆。彼时，王郁昭老人思维还算敏捷，对于之前与万里一起工作的细节还能较详细地回忆起来，但毕竟年岁已高，写与说已稍显困难，需要其夫人在旁帮忙。不曾想，仅仅一年之后，斯人已逝……7月20日上午8点，王郁昭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

　　王郁昭生前先后曾任安徽省省长、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等职，素有“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中国农村改革先行官”之称。如今，我们简要回顾王郁昭的光辉人生，以纪念这位值得尊敬的老人。

小岗村小岗人代表徐伟民在告别厅外拉起纪念王郁昭同志的字幅

　　1. 搞“大包干”

　　1978年，安徽省滁县地区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粮食大减产，农村经济岌岌可危。那时，52 岁的王郁昭在当地任主要负责人。为搞好秋种和生产自救，滁县召开全区四级干部会议。会议要求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结果，三个悄悄进行的实践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将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实行三包一奖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天长县新街公社在面临棉花枯死的情况下，将棉花包产到户，超产奖励、减产赔偿;来安县将全年的粮油棉生产指标分解，对基层干部实行岗位责任制。这三个公社，在大旱之年实现了普遍增产增收。王郁昭听后非常振奋，认为大旱之年，这三个公社不仅没有减产，反而增产，主要原因是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会后，王郁昭临时到合肥办事，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知道后，通知王郁昭晚饭后到他的住处谈一谈。“这是我第一次与万里面对面地谈话，从晚上7点谈到了10点多钟，重点将三个典型案例向万里作了详细汇报。万里非常感兴趣。”后来，王郁昭回忆说，按照万里要求，他立刻组织人员到这些社队进行调查，随后上报安徽省委。万里看到滁县的报告后，通知滁县可以在全地区各县试点。1978年10月20日，滁县地委发了文件要求各县先选好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到1979年3月底，全地区实行包产到组、包干到组、联产计酬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68.3%。

　　凤阳县城南公社岳林大队岳北生产队将土地承包到组，生产的粮食除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归各组。王郁昭得知后非常支持，将这种方式命名为“大包干”。滁县地委办写了《岳北生产队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的具体做法》，这是“大包干”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大包干”取得很大成绩，随即流行起来，不过，“大包干”仍然不能见光。王郁昭决定，给“大包干”报户口。1980年元月，安徽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王郁昭发言时呼吁：“要求给大包干到户报个户口，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万里在总结讲话时说：“包产到户……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我们的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批准!”

　　1991年，党的十二届八中全会，强调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1993年3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决议，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载入我国宪法。

2015年7月，中国农村杂志社社长王太（右）带队采访王郁昭时，王郁昭同志兴致勃勃地阅读起《农村工作通讯》的一篇文章。

　　2. “九号院”的最后守院人

　　1987年6月，王郁昭离开工作多年的安徽省，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90年5月，王郁昭转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1993年3月，王郁昭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1993年5月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此后，王郁昭曾出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三任会长。

　　“在上世纪80年代，九号院的农村工作机构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迁。第一段即农委(国家农业委员会)时期，第二段为农研室(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时期，第三段为清查和善后阶段，是属于九号院的尾声阶段，这段时间的负责人，即清查清理和遣散分配的主持者，正是王郁昭。”曾给王郁昭做过四年秘书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赵树凯说：“观照王郁昭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聚焦他在县里、地区、省里、九号院的从政经历，某种意义上也是管窥这个变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