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于1966年的十年“文革”让上至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下至黄帅、李庆霖等普通百姓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巨大冲击，即使是这场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如林彪、陈伯达也深受其害，这期本报将为您介绍几位现在听起来有些陌生，但在当时都如雷贯耳的人物，我们希望用他们个人命运的坎坷揭示这样一个道理：在“文革”中没有谁是赢家。

　　1李冬民：支持邓小平的红卫兵头目 现为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

　　李冬民，1947年出生于河北，他的父亲是一名老革命。解放后，李冬民随父母来到北京。

　　1966年“文革”发动时，当时仍在北京二十五中的李冬民对既有的教育制度提出疑问，因此他受到当时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打击，遭受全市的批判。不久，红卫兵运动兴起，工作组被撤，李冬民得以平反并成了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这期间，李冬民作为红卫兵的优秀代表，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称李冬民为群众领袖，并调侃地说：你的兵比我的多。

　　1966年11月，李冬民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的接见。1967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经过毛主席圈阅同意，李冬民当选为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当时他年仅20岁。1968年，李冬民因不服从“中央文革小组”命令被撤职并被安排下乡插队到了内蒙古，不过他没有像蒯大富等红卫兵头目一样遭受到隔离审查。李冬民下乡不久就入伍，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李冬民复员回到北京，在北京重型机械厂当工人。

　　“文革”初期，李冬民曾经造反，但是后来渐渐醒悟。他在1976年清明时节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周恩来活动。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周年之日。这天，在首都长安街西单商场墙上，李冬民带着十多个青年打出横幅：“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震惊全国。2月25日他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并被打成“李冬民反革命集团”头目。

　　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当年70号文件，为李冬民反革命集团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出狱后他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1985年，李冬民创办了中国大陆首家社会调查机构—中国社会调查所。该所主要从事民意调查与社会调查，在客观反映社会的同时，积极关注民生，而李冬民至今一直担任所长。

　　2王海容：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 “文革”后居闲职现退休在家

　　说起王海容，经历过“文革”的人一定不会陌生，那时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报纸的头版上和电视的黄金时段见到毛主席身边的她。王海容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祖父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

　　1965年，王海容由周恩来指示安排在外交部办公厅工作。“文革”初期，她出入中南海，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名位，但其“活动的权力”则等同于高级干部。从1971年起，王海容三级跳，接连被任命为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当时毛泽东由于身体等原因，基本不见任何人，连江青见他一面都很难，王海容是少数能见到毛泽东的人，毛泽东的很多指示都是通过她向外界传递的，可见她当时的地位之高。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被宣布隔离审查。王海容也由于她的特殊关系，被宣布停职，并在外交部接受审查。从1978年起，她的工作关系从外交部撤销了，移交到中共中央组织部，1984年，王海容被重新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的副主任，仍保留她的副部长级待遇。

　　王海容虽一直没结婚，但她并不孤独。和她居住在一起的有她的5个亲人：母亲肖凤林，弟弟王起华，弟媳裴震坤，侄儿王宇清，侄女王宇丹。她家就在中南海旁边，是一座欧洲风格的小楼，显得格外清静。现在的王海容，过着远离政治而格外悠闲的生活。

　　3遇罗克：发表《出身论》抨击血统论被处死 2009年雕塑被立于北京

　　“文革”期间，对国民的阶级出身进行等级式划类是一个显著的特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在“文革”初期的中国流行的一副对联，被称为“血统论”。这种“血统论”直接导致后来很多的悲剧，很多人仅仅由于出身不好就惨遭了杀害。

　　而在当时那个狂热的年代，就有那么一个人站了出来公开质疑“血统论”。遇罗克，北京人，父亲遇崇基曾以公费留学生身份赴早稻田大学就读，母亲曾到东京女子高等商科学校读书。因父母1957年均被打成“右派”，遇罗克高中毕业后，于1959年、1960年先后两次参加高考，尽管成绩优秀，但不被准许进入大学。

　　为了了解社会，遇罗克到南郊农村当农民。但在农村，遇罗克看到，“血统论”的现象更为残酷：一些地主的亲属都被斗死。1967年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公开发表了长篇论文《出身论》，原本印刷的三万份报纸在北京街头被抢售一空，不得不临时加印六万份。《出身论》对“血统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也因此赢得千百万人的强烈支持。他在文中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文章的核心呼唤平等与尊严，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离经叛道的。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被捕入狱。当时牢房里有个名叫张郎郎的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问他：“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回答：“值得。”他对张说：“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遇罗克还说，他没有想到一篇《出身论》影响这么大，有这么多来信。“我永远忘不了，有姐妹俩哭着找到我们，一再说：收下我们吧！哪怕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为了他们，值得死。”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27岁。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2009年清明节，遇罗克雕像在北京通州宋庄美术馆落成。

　　4戚本禹：1968年即遭审查的“文革”干将 现为上海某公司高级顾问

　　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位“文革”干将在当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们在“文革”初期都曾权倾一时，但不久就纷纷被捕入狱，并开始了他们长达几十年的牢狱生活。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终年75岁。关锋也于2005年春天病逝，而戚本禹是三人中唯一在世者。

　　戚本禹祖籍山东威海市，但是在上海长大。1949年入党。由于戚本禹年轻（18岁），有文化（高中生），他入党不久就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他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给李秀成扣上了不少政治帽子。

　　这篇文章的发表，可谓一“文”惊人，立即在文坛上激起了千层浪。此时，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四句否定李秀成的话：“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这下子，戚本禹真正出了名。戚本禹就此进入毛泽东的视野。不久，戚本禹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邓小平、康生、彭真等一些党内元老都曾是杂志的编委，而毛泽东又十分喜欢研究历史。戚本禹能成为历史组的组长，在当时已经非同一般了。

　　1965年，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但这篇文章发表后，各地响应者寥寥，这使毛泽东极为不满。正当此时，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矛头直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这篇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起到了南北配合的作用，因为这篇文章，戚本禹再次受到毛泽东的肯定与重视。

　　1966年，戚本禹已经成为实际掌管中央机要的重要人物，又是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秘书，戚本禹开始走上权力的巅峰，不久他又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但是好景不长。在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O事件”爆发之后，戚本禹与王力、关锋因主张“抓军内一小撮”、“带枪的刘邓路线”而让毛泽东大为不满，毛泽东由此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王力、关锋很快被隔离审查。但毛泽东指示对戚本禹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他一下。但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还是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之后他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对“王、关、戚”三人重新进行了审理，王力和关锋被开除了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中央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党籍，还决定起诉至法院。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戚本禹的刑期，从1968年初算起，到1986年，正好18年。1986年戚本禹被刑满释放。释放后，戚本禹被安排在上海市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现在，戚本禹在上海某公司任高级顾问。据见过他的人说，他精神很好，还是像从前一样，为人处世，仍然有一种“戚大帅”的味道。（摘编自《1978大记忆》《党史纵横》《福州晚报》《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