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从世情、国情、民情的实际出发，所采取的一系列治国执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和新举措。笔者在学习中央《建议》和习总书记在全会上所做的说明时，特别关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部署和关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要求。笔者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条件，是农业的现代化。因此，必须首先夯实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农业基础，即建设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体系。

　　解放思想，走合作与联合之路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国已经走过了37年改革开放历程。在这37年中，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世界第一。在此期间，农村的率先改革和快速发展，功不可没。今天，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阶段。宏伟的“十三五”规划如何变成现实，全面建成小康之后中国农村还向何处去?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还怎么“化”?对此，我们应当按照习总书记的讲话要求，展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远景目标，做一些长线思考。

　　首先想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规划设想。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在多次阐述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的同时，也多次指出农业的发展要有“两个飞跃”。邓小平强调：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中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在之后的4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邓小平谈“两个飞跃”的思想，比较系统的是1992年7月23日、24日，他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时，同中央有关负责同志的谈话。小平说：“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了集约化问题了。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会提出来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邓小平又说：“我最早提出两个飞跃思想的时候，李先念同志说他都赞成，说这是一个大思想，这个思想一直没有阐发”。

　　邓小平农业要走集约化道路的思想，在这次中央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中有充分的体现。《建议》稿在“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这一条款中提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发挥其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引领作用”。这个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联合与合作”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2月23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习近平要求：“要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这种探索，包括组织和引导农民走联合与合作的道路，解决土地效率不高的问题，实行适度规模经营。目前：中国的2.46亿农户承包着20.6亿亩地，户均耕地8.37亩。超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不利于开展大型农田基本建设，耕地的生产潜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不利于采用大型现代化机械，多年维系的传统的生产方式不可能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地块细碎，不利于安排农作物的规模化生产;单家独户的经营，不利于生产主体抗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出路就在于，通过联合与合作的经济手段，实行土地的有偿流转，因地制宜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只有生产经营主体强大起来，才能达到社会化大生产的目的。这是就农业说农业的道理。

　　我们再从社会发展规律上来分析合作与联合的“真谛”。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说，联合与合作，是人类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如果说：“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合作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毛泽东主席讲哲学，他认为世界是个普遍有机联系的整体。为什么世界上的事物能够有机地联系起来?是合作的功劳。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人在社会活动中不断用合作的方式解决矛盾的进步史。世界上的事物千变万化，合作与联合无所不在。人造卫星能够飞上太空，是化学燃料通过化合作用将热能转变为力学动能的过程，因而是化学与物理学的合作;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科学论断，是政治学与经济学合作的产物;世界贸易组织186席成员之间所达成的各种协议，是各经济体之间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这些实例告诉我们，在农村经济经营形式的选择上，合作大有可为，不能“谈合色变”。

　　以农户家庭承包的土地资源为纽带，或入股，或转包，或租赁，实行新的联合与合作，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尽管是大方向，但不能操之过急，不可搞人为地“垒大户”。就是在条件成熟的地方，也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确保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和收益权不受损害。

　　转变观念，建立新的农业评价体系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观念。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运作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由过去的粗放型发展转变为集约型发展;另一个是由过去的产量一俊遮百丑的量化发展转为质量第一、生态安全兼优的友好型发展。

　　这几年，中国农业在现代化进程中，综合生产能力有很大提高，生产关系进一步优化。但是，传统的自然经济思想束缚并没完全消除。一些生产经营者仍固守着过时的陈旧观念和落后思维方式，生产目的一直处在单一增产的追求中，严重阻碍了产品质量的提高和生产结构的优化。与发展现代农业相悖的观念，主要表现在：对生产过程的合理性、市场经济的开放性、消费需求的安全性、资源配置的经济性、生态恢复的艰难性和市场竞争的残酷性在认识上有偏差，甚至是有盲区。一些不适宜、不正确的粗放发展观念对于集约发展具有天生的排斥惯性，在指导产业发展的经营决策中，一旦形成指导遵循，就会加剧产业粗放发展，从而迟滞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陈旧落后观念的惯性和人为的固守，主要表现在：承袭小生产方式，满足于自给自足;陶醉产量的增加，忽视质量的提高;习惯耗费体力，不懂应用科技;沉湎于敞口开销，不计生产成本。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必须首先革除这些陈腐落后观念的束缚，用现代化大生产的观念主导思维，指导行动。

　　未来中国的农业，能否出现像邓小平所期待的“第二次飞跃”，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需要按照正确方向的要求坚持改革，也需要在自觉进行观念更新的过程中，主观能动地接受现代文明。在生产目标上，应从单一的产量观念转向质量、效益、生态、安全四项并重的轨道上;在生产规模上，由狭小分散的土地低效配置转到规模化、集团化、社会化大生产的轨道上;在生产方式上，由主要依靠体力和增加化学品投入转到依靠科技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在经营形态上，由产品经营转到产品经营、资本经营和品牌经营的轨道上来;在交易眼界上，由实体市场向实体市场与互联网市场相结合、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两兼顾的轨道上来;在产权组合上，由个体组合转到多元组合的轨道上来。我们可以断言，在农业发展中，生产经营主体挣脱低效、封闭、落后观念的束缚之日，就是农业发展方式开始转变之时。

　　国民餐桌消费倾向和市场供需条件的变化，促动着生产目标的变化。与此相适应，必须重新审视，并且相应调整对农业产业发展的评价体系，建立起具有现代特征的评价体系。新的指标评价体系，应满足五个条件：一是具有先进性;二是简单明了;三是应有区域共性;四是应切合实际;五是应准确界定外延。

　　根据上述要求，新的农业产业评价体系，应由四方面组成。一是反映产业经济存量和经济增量指标;二是反映农产品质量和安全的标志性指标;三是反映产业生产条件和手段的生产力指标;四是反映生产经营结果的效率和效益指标。评价现代农业的指标体系，应该是动态的，可视变化情况进行阶段性调整。但是，也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只要符合大的原则要求，就不要轻易变动。

　　建立现代农业评价指标体系，一定要把优质、生态、安全纳入评价标准。所谓优质，就是农产品的优良率，包括外形、口感和营养物质含量;所谓生态，就是要按照自然规律组织农业生产，考核生产过程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所谓安全，就是农产品中所残留的农药和各种添加剂等指标达到安全食用标准，让人们吃得放心。

　　高产，不是现代农业的唯一。只有高产、优质、生态、安全四位一体，才是现代农业的真正追求。

　　调整土地配置，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农业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的发展。没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整个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就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城乡发展的一体化也就化不起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由多方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理想结果，其中就包括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除了要求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确保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使用者经营权外，还对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提出了至少四条统筹发展的新建议。

　　(一)实行粮—经—饲的作物种植结构。多年来，出于解决温饱和确保粮食产量的需要，耕地的利用长期处于粮食——经济作物二元结构状态。多次的调整种植结构，也主要体现在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的此增彼减。在粮食与经济作物二元种植结构下，用肥沃的土地生产玉米，再用玉米作禽畜饲料，与腾出部分耕地种饲料饲草，再用饲料饲草来发展畜禽养殖业相比，后者要比前者的报酬率提高几倍甚至十几倍。同时，采用粮—经—饲的作物种植结构，还有利于作物的换茬轮作，培肥地力，消减病虫害的威胁。

　　(二)扩大退耕还林还草。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出于改善生态保护环境的需要，实行了退耕还林还草。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大量的事实足以说明，这样的一“退”，退出了过去十分渴求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次全会决定要扩大退耕还林还草，笔者的理解是，国家可能有持续政策支持，把25度以上的坡耕地全部退出粮食种植，用于植树造林。可以设想，再有5000万亩的坡耕地退耕还林，若干年以后所创造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将是目前无法估量的。因此，中央的这条决定，是个大政策。

　　(三)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中国是个人多耕地少、粮食安全保障任务十分繁重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提出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是决策层思想十分解放的举措。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做一些深层次分析，就会得出这样的决策是有客观依据的。

　　第一点分析：粮食安全十分重要，但也不可“草木皆兵”，认为“狼时刻都会来”。因为在目前的中国，“狼来不了”。粮食生产的“十二连增”，给土地的休养生息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第二点分析：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贸易谈判权已经今非昔比，经济运行已经完全融入世界。国库外汇储备充足，国际粮价低于国内粮价，用外汇去美国、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买大豆、小麦和玉米，去泰国、越南买水稻，就等于进口了土地。用中国制造创造的外贸顺差来确保粮食安全，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衡量，都是明智的。我们开足马力生产物质产品，换回美元投资美国国债，美国出自于自身利益再开机加印货币，再回头买回我们的产品。这样的往复循环，美国得到的是能够扩大生产和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物质产品，而中国在这个周而复始的经济循环中得到的只是“货币符号”。目前世界经济是透明的，但主政集团的政治韬略不可能透明。如果美国有经济危机，总是有让全世界来买单的嫌疑，尽管这种“买单”是隐性买单。进口粮食，我们的担心是卖方打“政治牌”。其实这种担心值得研究。因为世界总体处于和平和发展时期，在经济领域是美中有中，中中有美，不但是粮食，即或是军火，美国商人都千方百计想成交。

　　第三点分析：“磨刀不误砍柴工”，“休耕不误增能力”。“藏粮于地”，总比掠夺式经营高明。中国粮食生产的“十二连增”，对于确保有效供给，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实现社会稳定的目标，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粮食生产处于投入快速增加、成本快速上涨、土地生产力严重透支的状态中。出于要产量，导致化肥、农药面源污染加剧，土地有机质含量下降，理化性能变劣，地下水长期超采，水位下降，水资源全面紧张。目前的耕地、水源、劳力，都十分迫切得到休养生息，生态环境十分迫切得到恢复。在这种客观情况下，中央提出“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是一项高瞻远瞩之举。虽然提出的是“试点”，但是，不难看出中央的实事求是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操守，也不难看出对经济形势分析的准确把握，更不难看出中央在破除循规蹈矩的政治勇气。

　　(四)“划定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保护红线”。农业的科学发展，潜藏着保护生态、改善环境的功能。稻田，是天然的湿地;植物，呼氧吸碳，净化空气;油菜，给生活添彩，有利于昆虫的生态平衡。而农业的短期行为，无论是对土地还是对生态环境，都可能是一种破坏。农业资源利用如果超限、超能、超采，就会给国人带来难以补救的遗憾。因此，农业的发展，既有目标也有约束。发展是好事，但要讲科学发展、平衡发展、协调发展。农业的外延，要有边界;内涵，要有质量。出于农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中央提出“划定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保护红线”，这又是一个大战略。农业的空间红线在哪里?笔者认为至少有四处：

　　一是停止开垦，保护湿地和丘陵。在不得温饱时期，人们认为“一寸耕地一寸金”，急于填饱肚子，万事此为大。现在的情况变了，虽然仍要十分重视耕地，但保护湿地，维护生态平衡比开荒种田更重要。因此，应停止一切开垦。粮食的增量，应主要靠应用科技、提高单产来解决。

　　二是减量施用化肥，增施农家肥。化肥本身是农业科技进步的成果。但在促进农业增产的同时，也带来破坏生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问题。对于发展以优质、高效、生态、安全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农业，减量和控制使用化肥，不是讨论可行性的问题，而是应该立即施行。同时，应全面推广配方施肥，推广使用农家肥，竭力减少农业的面源污染。

　　三是下调农药用量，推广物理方法和生物技术防治病虫害。超标准大剂量使用农药，是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的罪魁祸首。因此，生产者应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呵护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科研单位应列项，专攻物理和生物技术来防病灭虫，尽早找到替代技术和方法，从根本上解除对农药的依赖。

　　四是节制淡水开采，涵养地下水源。北方缺水区，不应再推广“小井种稻”，所有农田都应取缔大水漫灌，全部采用根下滴灌技术;蓄积雨水，补充农田用水的缺口。农业部门应大声呼吁：节约用水，要成为生产经营者的良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