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也是自愿选择的过程，应顺应城镇化发展规律，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长。而且，城镇化不只是让农民换个户口簿、进城买房这么简单，还涉及更多的权利和保障。所以，当下最重要的，不是量化考核城镇化率，而是量化考核制度设计进程。

　　日前，《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6》发布，有专家解读说，目前农民实际进城落户进程不及社会预期。笔者认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片面追求和考核城镇化率，而是持续提升转移人口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增强其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很多进城的农民来说，大城市不容易落户，小城市不愿意落户。农民进城落户是个自然历史过程，对此要有耐心，不能急于求成。

　　一方面，一些农民不愿意落户，这主要发生在一些中小城市和县城。农民进城自然会算账，要算离农账、进城账，是否落户要看能带来多少实惠。随着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农村条件逐步改善，农村户口含金量提高，进城落户的性价比逐渐降低。尽管一些中小城市已经放开农民落户限制，由于不落户也不影响子女上学、看病，加之落户后很难再迁回农村，所以，农民并不急于落户，而是选择等等看。

　　不少农民不愿意进城落户，既有情感归属、社会认同和乡土情结的考虑，还有更重要的因素，是不舍得附加在农村土地上的各种权利。中央多次强调，“要切实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农民工落户城镇，宅基地和承包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收回。”可是在实践中，某些地方把放弃土地权利作为农民进城的前置条件，或是搞“宅基地换房、承包地换社保”，影响了农民落户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一些大中城市进入门槛仍然较高，农民不容易落户。户籍制度改革要求，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一些地方过多考虑农民落户后增加的短期成本，忽略其带来的人口红利和远期收益，并非明智之举。

　　当然，把非户籍居民转成户籍居民是需要成本的。农民工需要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都要有财政投入，这是个相当繁重的任务，对其艰巨性要有充分估计。虽然去年有关部门出台了人地挂钩、人钱挂钩配套政策，但截至今年2月，只有16个省份出台了省级财政支持的相关政策，4个省份出台了“人地挂钩”实施办法。由于农民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没有落地，地方积极性也就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

　　总体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也是自愿选择的过程。目前，农民举家进城毕竟是少数，多数是年轻人在城市打工，父母、孩子在农村生活。社会上有些人想尽快完成城镇化过程，但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很难一蹴而就的。农民要进城，但不可能都进城，也不是进城的都会选择落户。顺应城镇化发展规律，就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长。

　　况且，城镇化并不只是让农民换个户口簿、进城买房这么简单，还有更多的权利和保障方面的内涵。所以，当下最重要的，不是量化考核城镇化率，而是量化考核制度设计进程。对有意愿、有能力进城落户的农民工，既要使其顺利落户，也要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对不愿意落户的农民，不能搞强迫命令进城，不能让其“被落户”，要切实维护好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乔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