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网红县委书记”陈行甲：

　　人生若是场马拉松高考就在三公里处

　　5月17日，深圳福田，大中华国际金融中心，陈行甲走进电梯，按下35楼。穿着时尚的年轻人涌进来，陈行甲微笑着，被人群挤到电梯的角落里。有一名年轻人看到他，“陈老师好!”

　　在深圳，周围的人叫陈行甲为陈老师，他现在的身份是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研究员、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而在千里之外的湖北省巴东县，人们还称呼他为“甲书记”、“甲哥”。

　　

　　5月17日，深圳。陈行甲，湖北巴东县原县委书记，1988年考入湖北大学数学系。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去年12月2日，陈行甲发文《再见，我的巴东》，宣布辞任巴东县县委书记。

　　这位湖北官场明星“急流勇退”后，沉寂近半年时间，宣布人生下半场专职做公益。

　　谈起从政前的高考和大学岁月，陈行甲有些激动，在办公室里搓着手掌，来回转了几圈，“好，好，我喜欢这个话题。”

　　他说，这个话题，能回答这些天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官不当，要跑来做无职无权的公益?”

　　“因为有些选择，和青春有关。”1971年出生于湖北农村的陈行甲，21岁从湖北大学毕业。他觉得，在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大学塑造了他的性格，辞官投身公益接近他“最初的理想”。

　　“成了公家人”

　　1988年7月7日，我走进考场。那天，天气很热。老师在考场走道里摆了几盆水，水里放着冰块，给我们降温。

　　但还是有人顶不住，第一场考语文，考到一半的时候，有个考生被老师搀扶出去，我看到那个考生流着鼻血，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闷热的天气。

　　那时候，高考制度没有改革，比现在难多了。以我就读的兴山县高中为例，我们上一届考生理科一百多人，录取不到十人，文科几十个人，录取不过两三人。

　　考大学，是名副其实的独木桥。用老百姓的眼光看，过了桥，你的人生就成功了，国家包分配，成了吃公粮的人，一辈子衣食无忧。

　　考试前，老师鼓励我们说，知识改变命运，考上大学，命运就改变了。我不太明白改变人生到底意味着有哪些改变。因为我认识的世界，只是我的县城，我认识的最厉害的人，就是老师。还记得我的化学老师万保知，不用拿教科书，总是精神饱满，上课铃响了，开始在黑板左上角板书授课，下课铃响的时候，他刚好在黑板右下角写完最后一个字，说完最后一句话。我认为，以后能在县城当个老师，就很厉害。

　　为了改变命运，我学了理科。我个人喜欢文科，因为我喜欢读历史，写作文。但文科升学率低，学校为了保证升学率，建议我们理科成绩好的学理科。

　　那时候考大学的欲望比现在还强烈，虽然改革开放了，但我的家乡是山区，上大学，是唯一的上升通道。

　　

　　陈行甲(左一)初中时与家人的合影。

　　我的成绩比较稳定，始终保持在全县前十名。那时候，学习比现在的学生还要拼。

　　我们寝室住十个人，晚自习结束十点多了，回到寝室，大家都还加点学习，为了保证清醒，各有各的办法，我的办法是打一盆冷水，放在床头，觉得困了，就把整个脸埋到盆里，憋气一分钟，再出来，觉得好清爽。

　　有一次期中考试，数学120满分，我考了99分，客观上成绩也不错了。但是我不能原谅自己，因为其中有一个大题，我错过两次，这一次又错了。为了逼着自己长记性，我惩罚自己，一天不吃饭。其实现在回忆起来很愚蠢，后来只是记住当时的饿。

　　高考结果公布，数学120分，我接近满分。一个月后，我接到湖北大学数学系的录取通知书。我们那届学生是兴山县历史上高考成绩最好的一届。理科147个人，上省线19个。那年高考，全国考生272万人，录取67万人，录取率为百分之二十五。

　　我知道，我的命运改变了，成了公家人。

　　去武汉上学的路上，时间足够我联想和激动。

　　从兴山县出发，坐班车到宜昌，7个小时。再坐绿皮火车从宜昌到武汉，12个小时。

　　一路上，我一刻也没有睡，心里像有只小鹿撞来撞去，我设想自己改变的人生，但想来想去，能想到的就是衣食无忧了，已经是国家分配工作了。未来是什么样子，不知道，甚至火车的目的地是什么样子，我都想象不到。这之前，我还没出过兴山县。想到最后，就是发誓好好学习。

　　“朦胧诗人像现在的小鲜肉一样令人疯狂”

　　武汉到了，这是个无边无际的城市。

　　记得从初中考上高中第一次去县城的时候，站在县城附近的山坡，妈妈指给我看，那是县城。虽然那是只有千把米的一条街，我当时觉得是个好大的城市了。武汉大到让我敬畏。

　　在火车站，有接站的老师和同学，旁边插了一个写着湖北大学的旗帜。我坐着学校的接送车去学校，心里想，一定要好好学习。

　　

　　大学时代的陈行甲。

　　但后来，我不满足于只是好好学习了。

　　那时候的大学文化，是青春文化。改革开放十年，国家正值青春，这种气息深深影响着大学。

　　原来在大学，不但可以当学霸，还可以当诗人，当歌手。学校里的英雄不但是会学习的，还可以是会写诗的，会弹吉他的。

　　那时候大学流行朦胧诗，朦胧诗人就像现在的小鲜肉一样令人疯狂。

　　我入学刚半年，学校文学社举办了一次征文比赛，我投了稿，拿了二等奖，他们就邀请我参加文学社，我好像是那一届所有理科系学生中唯一一个加入文学社的。

　　我们学校在沙湖旁边。当时，沙湖还有一半没被填掉开发房地产，我们经常在沙湖边开诗会，还请过诗人丁当参加。

　　那时候流行罗大佑、崔健、李宗盛、童安格的音乐。我还和几个同学组建了一个乐队。第一次拿奖学金是95元钱，我在中南路买了一把红色的吉他，现在还在用。当时我们四个同学穿着统一的夹克，在台上唱《站台》，高潮处，把吉他壳敲两下，叭叭，很酷!

　　当时罗大佑的一首歌很流行，叫《闪亮的日子》，只要有一个人唱，就会有一群人和。那时候，每个大学生好像都是诗人、歌手，大家的交流方式也都很浪漫。大家以此为荣，因为当时文艺青年这个词还没有滥掉。那是一段感性的、大胆的、没有框架的岁月，是说唱就唱、说走就走的岁月，个性张扬被完全尊重。

　　我很感谢这段岁月对我的性格塑造，以至于影响我以后的处事风格。在巴东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我在纪委全会上讲话，敢点名一些干部的贪腐现象，其中一些官员还在台上，有些甚至是我的领导。我当时提到一些贪腐现象，尺度很大，比如一个项目投资300万元，承包商送都送出去了120万。这段话后来被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易学习几乎整段引用。

　　我崇尚内心自由，做事趋于感性，有点理想主义，也许就因为我来自那个诗歌和音乐的时代，我永远认为自己是一个文艺青年。有人说我个性太张扬，不适合当官，我也知道。但我更珍惜大学给我的这种个性。

　　“低在尘埃，但梦想着为国家做些什么”

　　1992年，我大学毕业，分到湖北省兴山县燃化局工作。从无边无际的大城市又回到了山里小县城。

　　但内心没有一丝的失望或绝望。虽然低在尘埃，但是总梦想着能够为这个社会和国家做些什么。我记得当时我给大学同寝室的最好的朋友肖立写信，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晚上躺在床上，能听到自己的骨骼咯咯作响。”

　　这种进步的欲望和心态源自于我的大学。

　　那时大学里流行一本书，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很多同学能大段背诵其中的段落，我们开卧谈会谈读后感。孙少安出身贫农，平凡却不平庸、不甘受命运摆布，即使失败了也有勇气重新面对生活。这本书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不比出身，不比财富，我们觉得精神世界的一丝不苟，是最可爱的。

　　很多人的偶像就是书中的孙少安。那时候，没有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概念，当然也没有屌丝这个词，那时候，我们都把自己叫做草根，草根不像屌丝，他不绝望，内心有成长的渴望。那个时代，社会急剧变化，躁动，但不浮躁，大家机会平等，每个人都能积极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北京大学提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以及清华大学提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001年，我在湖北省兴山县水月寺镇担任党委副书记、镇长。我又参加了一次比高考还要艰辛的考试，报考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我白天工作忙完，晚上看书，坚持了一年多时间。我当时自己住一个单间，房间里一张床，一张桌子，除此之外，几乎啥都没有。我经常在窗前看书看到天空泛白，窗外影影绰绰的山的轮廓至今还印在我的心里。

　　考场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到第二天，不知吃了什么，拉肚子，头天晚上上了四次厕所。我怕第二天考试的时候出意外，不敢吃早餐。走进考场的时候感觉脚底在发飘，当时那种挑战命运的悲壮感甚至让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按照一般的思维，我年纪轻轻已经是镇长，已有本科学历，不读研照样会晋升，但是我就是内心里想做这件事。

　　2005年，我又经过层层考试，以当时湖北省的最好成绩，被公派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

　　“仿佛若有光”

　　从头到尾，我没有想过要当官，我只是听从内心，坚持磨炼自己，想做更好的自己。

　　我想给晚辈们分享一些人生体验。第一，我觉得在大学里，除了学好知识，还要锻炼自己的心境，还是要有一点理想。第二，目标不要太具体。太具体，就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你得到了，就容易懈怠;你得不到，就容易气馁，得到和得不到都不好。目标就是要像一束远远的光，你朝着光的方向走就好了。就像陶渊明笔下的“仿佛若有光”，模糊一点好。这样就不会失落了。第三，你自己简单了，社会就简单了。有些人为什么觉得社会复杂，因为他们有太强烈的上升愿望，这个时候就有矛盾了，就复杂了。

　　我的心态没有变过，和大学时的想法一样，我从来没想要惊天动地，我只是想做自己，做普通人。当官的时候，我说，我不想当大官。当时有人不相信，连我的直接领导都不相信，“当了官的人怎么会不想当更大的官呢?”

　　我最后辞职了，现在做公益，我和同仁发起成立的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主要做儿童大病救助，希望为这些极端弱势的人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大学的时候，我熟背过罗素的话，“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弱势者的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人生，因为与我青春时的理想呼应。这很纯粹，没有掣肘和牵绊，只对自己的内心负责。

　　为了这样的人生，我辗转了许多年。

　　我从小就比较感性，幼时跟着妈妈在地里劳作，总是天快黑才回家。小学时，一篇课文《山那边是海》曾让我心生憧憬。两年前，人民日报“领导干部谈读书”栏目找我约稿，我连夜写了一篇《读书，带我去山外边的海》，我喜欢大海，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到厦门出差看到了真正的海。12年前，我去美国留学，在波士顿旁边的罗德岛，看到了最美的海，悬崖下面蔚蓝的海在我眼前一望无际地展开，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我看到了我童年的海。

　　有些选择，是渐远的青春时代就注定了的。我记着幼时从地里收工回来走夜路时妈妈常教我的一句话，“往前走，别回头。”

　　【高考关键词】

　　高中会考制度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单一高考对承担“双重任务”的高中教育导向的偏颇，高中教学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愈演愈烈，高考升学率成为评估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唯一依据，高考落榜的高中毕业生被视为“失败者”。为了抑制这种不良现象，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决定改革考试制度，建立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将水平考试和选拔考试分开。1990年6月6日，原国家教委发出《关于在普通高中实行毕业会考制度的意见》，从此，一种新的考试制度诞生了。高中会考成绩开始作为评价学校教学质量和招工、招干、参军的文化成绩依据。

　　1991年1月27日，全国考试工作会议在南宁举行。会议确定“八五”期间全国将普遍实行高中会考。

　　【同题问答】

　　1 新京报：推荐几本影响最大的书?

　　陈行甲：《平凡的世界》、《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家书》。

　　2 新京报：你最深刻的高考记忆是什么?

　　陈行甲：上战场的感觉，对改变命运的渴望带来的兴奋和期待。

　　3 新京报：什么事，你高考后才明白?

　　陈行甲：原以为那是改变命运的决战，之后慢慢明白，那仅仅是一场人生的小测验而已，对人生格局的影响其实很小。如果人生是场马拉松，高考顶多在三公里处。

　　新京报记者 安钟汝 深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