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庄村年初举行“分红大会”的场景,55岁的张同义历历在目,“张灯结彩,人山人海,好多年村里都没这么热闹过了”。最令他意外的是,“小红本”竟然真的能领钱,很多村民像他一样,翻箱倒柜才从家里找出来。

　　张同义口中的“小红本”实际是“天长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书”,上面清晰地记录着他的家庭股份数。凭着这个“小红本”,这个五口之家每人能得到100元的分红。

　　余庄村所在的天长市是安徽滁州下辖的县级市,这里距离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凤阳县小岗村不过百余里。

　　39年前,中国改革尚未拉开帷幕,18户小岗村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冒死按下了“大包干”的红手印。

　　18个红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并最终上升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打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作为“改革原点”,小岗开启了中国历史的一页。

　　从“大包干”到农村税费改革,再到农村综合改革,安徽始终站在农村改革的潮头。

　　39年后,与小岗同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正是天长市余庄村。中国农业部专家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高度评价:“三十年前看小岗,分田到户;三十年后看天长,分红到人”。

　　过去数十年,观望安徽农村生产方式变化:由“合”到“分”,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然要求;而随着土地流转的不断推进,由“分”到“合”,亦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需求。

　　去年4月,余庄村村民华宏林领到了安徽省编号为001的股权证书。农村资源、资产再次由“合”到“分”,是生产要素分配的重大变革,适应着当下农村生产力的变革。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正是天长股改带来的新气象。通过创设“农权贷”融资产品,天长市允许农民用集体资产股权作抵押,最高可获得股权价值8倍的贷款,目前已发放32笔216.5万元。

　　村民于怀同就以村集体资产股权证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作抵押,获得了村镇银行的15万元贷款,这也是安徽首笔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抵押贷款。有了这笔钱,于怀同打算扩大生产经营投入,在养殖业上大展拳脚。

　　2015年5月,中国29个县市区试点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改革两年来,各地积极探索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让农民得到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农业部经管司司长张红宇认为,东部地区更多的是权能怎么拓展的问题,怎么使现在的100万变成200万、300万;对不发达地区而言,产权制度改革首先是集体资产的保护问题。

　　“条件相对不具备的地区,这项改革也势在必行,改革绝非发达地区专利。”张红宇说。

　　围绕经验“可复制”、成果“可检验”、改革“全覆盖”、群众“可受益”的目标,天长市总结出“十八步工作法”细化流程,探索出一整套成员界定、资产核算、折股量化的可推广经验。

　　2016年,天长市151个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全部折股量化到人,42.63万农民变成股东,村集体资产由过去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管不住”到“既当家、又监督、还分红”。

　　一年多来,变化真真切切地被老百姓看在眼里。过去村集体资源、资产的发包租赁多是村干部说了算,往往价格较低,造成集体资产流失。余庄村200亩水面,原来承包价每年12万元。股改后,对合同到期的资源、资产一律向社会公开招投标,让集体资产晒在了阳光下。重新发包后年收益超64万元。

　　天长市委书记金维加说,突出增收增效,确保群众“可收益”是改革的重点和落脚点,“实现成员权益,不能让集体经济变成‘空壳子’,不能让农民拿个‘空本子’”。

　　天长市专门制定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实施意见,市财政连续三年每年拿出3000万元,设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项基金,投入政府的平台公司,收益用于奖补村级集体经济项目。2016年,天长市村级经营性收益达1411万元,较上年增长61%;

　　群众对村集体资产关注度极大提高,村干部压力大了,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动力显著增强。今年60岁的光华村村民王玉虎每天就没事背着双手,去村部转转,“研究”公告栏,“琢磨着2017年合作社有哪些项目能让村民们分红,还能分多少”。

　　过去一年,天长市共有12个村向成员分红,总分红金额达121万元,最高人均分红150元,促进老百姓增收致富。股改后,“分红”成为天长市农民们茶余饭后讨论的热点话题。

　　从小岗到余庄,两个小村落的一小步,却都书写着中国农村改革历史性的一大步。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试验田”,播种、收获于江淮的“安徽经验”,有望再次走向整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