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一些地区,农村养老问题不容乐观。近日,媒体的公开报道显示,“由于人们思维观念的变化和外部监督力量的消失或不力,导致孝道在我国农村地区面临式微的趋势,孝道的践行遇到了种种挑战”。研究者进一步梳理认为,一些农村地区孝道式微,不但表现为子辈对父辈止于“仅养”、趋于“不养”、忘于“前养”,而且表现为父辈对子辈的“重养”,对孙辈的“反养”。

　　农村养老难题,在部分农村地区确实存在,但细究其原因,不应简单归咎于“孝道传承”失守。

　　《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白皮书》中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2016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3亿,在总人口数中占比超过16%。目前,我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2400多万,失能、半失能老人近4000万人;预计到2050年以后,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会保持在1亿人这个规模上。而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4亿人——平均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

　　老龄化进程加快,高龄老年人以及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数量的持续快速增长,对家庭和社会意味着更严峻的养老问题。在整体发展相对落后、经济来源相对单一、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差的农村地区,在养老方面面临着客观、现实的巨大压力。

　　“百德孝为本,百善孝为先。”尊老敬老,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乃是为人子女的义务本分。对于具备“尽孝”能力而不愿赡养父母的子女而言,破解“养老难”问题,确实需要从思想观念层面“纠偏”“对症下药”,培养行孝、尽孝的内在驱动力;而对于行孝“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子女,不应苛责其缺少“孝道传承”,而应正视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经济原因。

　　当前,不少农村地区都面临着严峻的“空心化”问题。为了更多的收入、更多的就业机会,大量青壮年流向城市,成为进城务工群体;而孤守村庄的,多是老人、儿童。在此情况下,子女对父母的赡养难免停留于经济上给予一定支撑,无法给予更多及时、充分的关心与照料。因而,媒体报道中所提及的,“提供一定的经费以保障父母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也就是达到‘仅养’的程度”,以及留守家园的父辈承担起“反养”孙辈的重任,这种现象确实广泛存在。

　　不过,此种状况下的“仅养”与“反养”,在主观层面更多地并非由于子女孝道缺失、不愿意承担赡养的责任,而是为了家庭能有更多的收入来源、更好的生活条件等现实动因。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式的耕作,很多时候能“糊口”却不足以更好地“养家”,劳动力走出农村有着客观需求。

　　在记者的调研中发现,“不养”更多与农村地区的发展实际以及抗风险能力相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农村养老面临的现实挑战。一旦老人出现重大疾病,对很多农村家庭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重负。虽然近年来,随着农村医疗保险改革的推进,医疗费用的负担有所减轻,但对于偏远、贫困地区而言,依然可堪忧虑。

　　除此之外,对于部分孤寡老人而言,“不养”则体现于主体不明下的“无人来养”。由于福利机构、养老设施、社会保障相对于城市地区的不完善,让“老有所养”真正落到实处,存在一定困难。

　　说到底,农村养老,关乎乡村治理这一宏观命题;孝老敬老,不只是道德问题,同样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如何让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优化,如何避免“尽孝之心”折戟于坚硬的现实无奈,折戟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痛心疾首,应当是有关部门着力的重点。

　　国风之本在家风,家风之本在孝道。让老人能够老有所养、安度晚年,而不是在孤独、贫苦中度过余生,关乎千百年的传统文化传承,关乎社会道德底线的坚守,同样关乎社会发展进程中百姓“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