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东南飞”，如今“凤还巢”，返乡或回乡创业，正在成为一股潮流。他们或是从城里回乡创业的农民，或是大学毕业生、退役士兵、农村能人等群体，头脑中武装着新知识、新技术、新理念，带来了资金、项目、产业，和以往的“海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被称之“城归”。他们是农村带头致富的领头人，更是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推动者，对于许多地方而言，“城归”现象是一次加速自身发展的机遇，能不能让“城归”回得来、留得住、创得成，决定着农村经济社会嬗变的成色。

　　“城归”引领“归雁”经济

　　2012年初从百度辞职回乡创业的谢松良，在经历一番挫折迷茫后，就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农业之路。2016年11月，谢松良与德鲜蔬菜专业合作社共同投资成立了湖北农知鲜农业有限公司。公司实行“订单农业”模式，与农户签订订单协议，根据市场价格优先统一收购订单产品，市场价低于保底价的按保底价收购。目前，农知鲜通过“公司+基地+种植大户+农户”模式，带动发展合作社28家、家庭农场3个、种植大户13户，基地遍布湖北荆门及周边地区，每年吸纳周边农村富余劳动力1500人次。

　　不少“城归”虽然还是从事粮食蔬菜、苗木花卉以及禽畜水产养殖等传统产业，但他们已脱离传统的生产模式，朝标准化、规模化新模式靠拢。

　　2009年返乡种田的凌继河就把流转的1.9万亩土地分给16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确定一个基本产量，除每月领取工资外，年底超额完成产量还可领取奖金。这是他根据自己在外20年经商积累的管理经验制定的生产模式。今年1月，他的江西绿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90多位种粮农民颁发了308万元“年终奖”，极大地激发了种粮能手的积极性。此外，公司还通过水稻种植、机械服务、统防统治专业合作社，为周边地区农民提供土地托管服务，带动3300多户农民增收。凌继河说，这种模式不仅破解了“谁来种田”难题，还推广了良种，规范化肥和农药的施放，可以保障食品安全。

　　有着在城市里历练升华的思维视野，有些城归返乡后推行诸如休闲农业、有机农业、民宿经济等与传统农业不可同日而语的生产经营方式，成为新产业、新业态的拓荒者。据农业部统计，在返乡下乡人员创办的项目中，有80%以上都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产业融合项目，这已经成为农民就业增收的新渠道、新亮点。

　　6年前，简佳强从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毕业。毕业那年，简佳强注册成立公司并启动“绿蔓庭休闲山庄项目”，项目位于国家5A级景区云水谣，专门做生态休闲旅游。目前农场有100多亩地，种植了十几种水果，四季鲜花环绕，还有仿生态贵妃鸡养殖、鱼塘等。按照简佳强的规划，滑草场、卡丁车赛道、土楼民俗体验区、会议中心、美食城、娱乐中心等也将陆续建成，全部建成后，每天可接待游客1200人次。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指出，帮助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绝不意味着忽视一般小农户，要引导返乡下乡人员与一般小农户联合与合作，不仅自己要富起来，还要带动更多农民富起来。

　　在江西井冈山南麓的黄坳乡洪石村，“城归”黄小华返乡后担任了村支书，带领村民把当地的小河鱼、干辣椒、香菇木耳等土特产搬到电商平台销售。他还借助电商平台，组织贫困户将闲置房屋改建成乡村旅游民宿点。在2016年4月举行的井冈山国际杜鹃花节期间，平均每天在民宿点吃住的游客有200余人，给10余户贫困户家庭每户带来直接收入上千元。

　　乡村治理问题、村集体经济空壳化在返乡创业人员回乡后也有了一定解决办法。1955年出生的廖仁旺从上世纪80年代就外出做生意，成为县里首批富裕起来的农民。在他返乡前，他的家乡毛俊村问题成堆：村集体收入无来源、干部报酬无着落、公益事业靠摊派，村民怨声载道;宗系矛盾、派系矛盾突出。2005年，村里反复联系他，镇里的干部也找他，想让他回村任职。镇村干部也是看上了他见多识广，有决断力、懂法、也会用法的优势。

　　一番集中治理后，毛俊村被侵占的集体资产陆续收回，帮派组织也全部解散。廖仁旺利用自己这些年闯荡市场积累的经验，开始主抓村里经济发展。如今村集体经济收入逐年增加，到2016年已超过400万元。村民增收路子也越来越宽，人均纯收入比2005年增加3倍多。

　　“城归”扎根还需“肥沃土”

　　载梦还乡，耕耘人生。返乡下乡人员在实现自己创业梦想的同时，也给家乡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据不完全统计，到2016年年底，各类返乡下乡人员已达700万，其中农民工480万。他们被国家寄予厚望。中央多次出台文件给予支持。201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扶持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将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摆到重要位置。舆论普遍认为国家实实在在给返乡下乡人员送出了政策大礼包，将掀起新一轮返乡下乡创业创新浪潮。

　　各地也都在主动适应这一趋势，“请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已成一种共识。很多地方开辟了“绿色通道”，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提供财政补助、土地优惠、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等优惠政策，这种“洼地效应”对“城归”现象的出现，发挥了极大的助推作用。

　　众多的优惠政策也让返乡创业者回家的决心更大了。2015年，当听到家乡镇政府要建设一个返乡种植创业园，沃长辉当即决定返乡创业，在大棚内种植多肉植物。在沃长辉的带动下，当地不少人都养起了多肉植物。

　　但要引导发挥“城归”作用，乡情只是一根线，一头是城归，另一头还要更多人一起来牵。返乡创业，尤其是农业领域，投资大、见效慢，特别需要当地及邻近村民支持配合。

　　天津蓟州农村电商平台“乡村之家”负责人穆艳双对此深有感触。农民缺乏市场经济规则意识，对她创业形成了一定阻碍。她介绍说，农业银行曾希望在其平台上开设乡村游版块，用户通过农行卡预订支付农家院住宿，可享受优惠，但是平台不敢与银行合作。原因是不少农家院主若遇到有游客现场加价，便不顾线上预订就把房间租出去，“这样会影响整个平台的信誉”。

　　此外，在争取财政项目资金上一些创业者也遇到了一些障碍。湖北一位“城归”就遇到了这样的苦恼。他家乡所在的村还有近300户贫困户，结合当地气候、土壤条件，发展大棚蔬菜与特色农产品种植，可帮助乡亲们脱贫，也是他回乡的主要原因。投入300万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后，项目资金链吃紧，他找到村集体与乡镇政府，希望能通过产业扶贫方式，争取部分资金。结果却被拒绝，原因是扶贫资金只能用在异地搬迁、光伏发电、村庄美化中。他说：“前两项我都没意见，但大量扶贫资金花在农房墙面改造，而我们这些能够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的项目却无法申请，让人很恼火。”他希望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能够更接地气一些。

　　用地指标落实慢，也让有些创业人员心灰意冷。2013年中部某省贫困县村民马国青返乡创业时，县领导就承诺提供建设用地，但没料到，受制于用地指标紧缺，一直到2016年，建设用地指标才批下来。但办房产证又遇到了新问题，到现在一年过去了，房产证还没办下来。马国青说，身边一些回来创业的乡亲也开始打退堂鼓，或者干脆又出去了。“一些投资环境好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之后，会派专人负责所有的土地证、房产证等事项办理，根本不用企业操心。”

　　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朱庆认为，地方政府筑巢引凤，不是引过来就完事儿了，破陈规、送服务、强支撑、搭平台，既要形成合力，更得持续发力。

　　为扶持返乡青年创业，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在搭平台、送服务方面就摸索总结了一套经验。该区在全国率先组建了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以“农业企业为龙头、家庭农场为基础、农民合作社为纽带”，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联合体”为初创阶段的家庭农场提供技术、资金、社会化服务等全方位的支持，起到创业孵化器的作用。在“联合体”的支持下，一批“新型职业农民”脱颖而出，他们在创业的同时还带动了周边村民致富，由此实现了返乡后的人生价值。

　　正如一位专家所说，返乡下乡人员到农村创业创新，要顺应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创新的大方向，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结合起来。据介绍，“联合体”孵化出家庭农场主，他们发展壮大之后，又反过来促进了“联合体”的发展，当地创业青年段德杰近期组建了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加入“联合体”中来，在统一调度下为成员农户提供机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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