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杭州5月11日电 今年浙江各地村级换届中，“老板当村官”正成为越来越常见的选择。于农村而言，“老板”可推动发展，但其易引发一些问题也是可能。该背景下，“老板村官”如何更好发挥作用成为引人关注的话题。

　　能人“上位”优势多

　　“李老板是大能人，村里接下来肯定能大发展。”说起新的村书记，浙江长兴县中山村村民莫中华说。

　　其口中的“大能人”是当地民企中山化工董事长李步高。不久前，经当地镇党委上门求贤、获得全村党员认可，李步高有了村书记这一新身份。

　　选择“老板”回村任职，当下已是高频率事件。如今年浙江共选举产生新一届村党组织班子成员96632名，有创办企业、务工经商、规模种养经历的68649人，占71%，较上届提高5.7%。

　　“老板”因何持续成为“香饽饽”？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说，“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新形势新要求及农村群众的强烈发展愿望、诉求相关，企业家能力特征可匹配该趋势。此外部分地区村官任务重，报酬低，后备村干部人选相对紧缺，‘老板’自身生活有保障，综合素质好，故成为重要选择。”

　　从实践看，“老板”当村官有着诸多天然优势，这也是其对农村的“利”之所在。

　　首先是意愿优势。经营防滑链企业的浙江临安白牛村党总支书记金土根说，“生活好了就想帮助村子和乡亲致富”。这种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乡土观念、情怀，在地缘相亲作用下，成为推动农村发展的一大动力。

　　其次，是“老板”群体的能力与资源优势。

　　五年多前，浙江武义县青坑村还是一个村集体收入为零的贫困村。当年，开办茶企的俞学文当选村委会主任，他用市场意识带领村里开发土地，种植千亩油茶、茶叶等经济效益高的作物；利用公司“市场+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增收；前后自掏200余万元用于村基础建设；其还主导建起了村合作社，作为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新思路。如今的村子一片向好。

　　“农村没有人和钱什么事都做不了。企业家能带来农村需要的东西，改变村民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现是全国人大代表的俞学文说。

　　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王景新认为，“老板”最大的优势就是手上有资源，如现金资源，可为发展提供启动资金；他们有资源动员能力，把周边资源组织起来；“老板”的市场开拓和经营管理能力都在企业得到了检验，管理更有活力。

　　此外，“老板村官”具有一定的廉效优势也当看到。

　　黄祖辉说：“他们相对富裕，廉政风险相对较小，还有部分人比较慷慨，用自己的资金扶贫济困，在村内有较好的口碑威信。”

　　“老板”特性亦有隐忧

　　事物皆具两面性。“老板当村官”利好于农村，但同样其身份特性也易带来一些隐忧。

　　最易想到的，无疑是“老板村官”是否有足够精力兼顾企业农村发展。

　　这是杭州彭公村村主任俞国富的“烦恼”。经营某食品加工企业的他说，“村合并以后，小村变大村，管理要求提高了，明显感到精力不够用。”

　　此前利用标准化生产和品牌优势，其企业迅速壮大，带动了村民就业与增收。但随着村务增加，企业渐渐开始走下坡路。

　　俞国富感叹：“村干部和企业主存在一定矛盾。村里引来了一竹制品市场，我全心投入到相关工作中，忽略了企业经营，个人利益也受影响较大。”

　　采访中，多位“老板”都对精力不足表达了同感。这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此前各地因“顾此失彼”导致的村官处理村务时间不多、群众办事找不到人等问题时有出现，应引起注意。

　　此外还有些隐忧同样被关注。

　　一基层组织干部坦言，隐忧在于“平衡与索取”问题上。村干部是为村里服务，企业家以盈利为目的，如利用村务之便为自己谋福利，就会影响村的发展。隐忧还可能发生在农村基层自治与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和规则的矛盾中。“当好企业家的人不一定能当好村干部，企业化管理未必适合基层。”

　　黄祖辉还提到了政治意识问题。“极少数地区为解决村官人选，存在突击入党或审查把关不严现象，存在一些合法合规、党纪廉效方面的隐性风险，也容易出现重经济轻党建问题。”

　　这种警示有很多：浙江台州东山头村原书记周某此前把几个村班子成员串到一条利益链上，共贪污挪用资金1200万元。有村民评价其“把村里的当成家里的，再把村里的变成家里的”。

　　谈及潜在隐忧，王景新强调了“产业风险”。“老板总想搞些事情，搞主导产业，但失败了会有产业风险，老板不当村干部可继续做老板，但产业风险就转到百姓身上。”

　　制度、监督、激励不可或缺

　　于各地而言，讨论这些利弊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发挥好该群体作用，才是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

　　村干部有他们的思考。如金土根说，要讲政治、讲团结、讲奉献，一切从集体利益出发。如俞学文说，要重视农村长远发展。“做强合作社模式，对村民实行公司化管理，让农村形成可持续发展模式。”

　　他提到：“发挥好‘老板’作用还要政府鼓励，主要是精神、荣誉上。加强培训也非常重要，如党校、组织部定期培训。”

　　黄祖辉认为，除定向教育培训和形成激励机制外，各级党委政府要健全管理、监督机制，实现“老板村官”治村规范化，形成优奖劣汰的用人机制，对不合格的村干部及时调整、处理。

　　他建议：“要进一步帮助农村健全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治理机制。在倡导能力治村与制度治村并重前提下，逐渐转向制度治村，形成农村治理长效机制。各地还要加强以‘老板村官’为对象的村干部后备队伍建设，对有意愿，能力强，群众认可度高的企业家，预先列入后备干部队伍，定期教育培训。”

　　王景新则强调了审计督查的作用。“审计督查及时发现问题，比算总账好。假设其工作成功了，贪欲心可能就出来了，这时候通过审计及时发现问题就能止于萌芽状态。”

　　对于产业风险规避，王景新认为，农村规划一定要经过研究调查论证，经过市场调查、部门把关、专家论证等减少风险。一旦规划得到认证，地方政府要给予一定支持，使其不至于夭折，帮助解决一些其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

　　结合当下趋势，他也给出了两点提醒。“‘老板村官’虽有诸多好处，但不应一窝蜂地都把村官变成老板。地方刻意提倡、引进老板村官并不合适，应顺其自然，否则也易违背村民自治原则。此外村子经营不能靠‘老板’一人，要培养与其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大体一致的精英团队。基层党委政府一定要有强烈的培养农村精英团队意识，有了意识才有规划，有了规划才会在选举、村官调配等方面综合考虑，利于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