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干部在一线，一根针引千条线，桥梁纽带作用大，包罗万象职能全……”微信圈中传播的一首乡镇干部赋，道出其特殊而重要的职业特点。采访中，不少乡镇干部说自己在努力转变角色定位：以前唱黑脸，要钱要粮;现在唱红脸，送钱送粮送温暖。只是现在这个“服务型干部”的帽子真不好戴。要做的事情实在不少——扶贫、拆迁、低保、教育、信访、维稳、环保、秸秆焚烧、垃圾处理、土地管理、安全生产、危房改造……要当好一名乡镇干部，的确需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且听吐槽：“既当多面手，也做受气包”

　　在基层采访时，不少乡镇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要做好基层的服务工作，既要能当多面手，又要能做受气包。什么工作都能做，什么气都能受，什么责任都能担。

　　“以前我是千条线里的一条，现在是穿接千条线的那根针。”重庆忠县双桂镇镇长郭文龙如此总结自己担任镇长一年多的感受。此前，郭文龙是县林业部门的一名纪检干部。从“线”变成“针”后，他开始体会到乡镇工作的不易。千头万绪，事务繁多，既要直接面对老百姓，又要对接上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工作。郭文龙坦言，作为一镇之长，压力实在不小。各方面工作都有考核，要给上级交答卷，没做好就要被追责。

　　说起乡镇工作，河南太康县一副镇长打开了话匣子：“我们的工作是五加二、白加黑，压根就没有固定时间。乡镇一级政府，什么活儿都得干，不是都能按条条块块说清楚的。要遵守相关规定，也要灵活处理，否则一些事根本办不成。有时有的上级部门要求太死板，我们只能打擦边球。”

　　对于乡镇工作的特殊性，江苏宿迁市泗洪县车门乡党委副书记赵峰也有话说：“早上参加县里的视频会议要点名，晚上7点半还要参加晚点名，周六周日也不休息。”泗洪县天岗湖乡党委副书记董利波则感叹道，“安全生产、食品卫生、环境保护等工作，都会压到乡镇，我们没有执法权，可是出了问题就会追究属地管理责任，有时感觉焦头烂额。”

　　在重庆一乡镇工作了30多年的一位党委副书记告诉记者，安全责任让他感到“压力山大”，毕竟任何领域都存在安全问题。很多上级部门把一些职责委托给乡镇，比如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可很多专业知识乡镇干部很难搞懂，一旦出了事，就要被打板子，甚至被撤职。

　　“不仅工作繁杂、压力大，乡镇干部还常常是受气包。”这位党委副书记说，乡镇工作往往需要村一级的配合，可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严格来说和乡镇政府不是上下级，只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我们对村委会干部只能采用谈感情的方式，以劝解引导、说服教育为主，说得好了还配合，说得不好了干脆不理你。”

　　而一些时候，村民的不支持不理解，更让乡镇干部有苦难言。重庆市永川区宝峰镇副镇长龚恩江说，眼下正在大力推进扶贫攻坚工作，一些群众收入已经提高了，但希望继续享受各种扶贫优惠政策，不愿意摘掉贫困户的帽子。乡镇干部前去做工作，经常遭白眼、被谩骂。

　　河南浚县某镇政府的小代，去年刚被提拔为副镇长，但他最近很郁闷，准备辞职。“镇上工作人员普遍年龄较大，我算年轻的，急难险重的活都给了我，但很多活干到累死也干不出成绩，一不留神还会背处分。”在副镇长位置上不满一年，小代已经背了两个处分。“要是真的因为不努力不认真，背处分也认了，可是这么多活压根没法干，干得越多越容易出错，而且背不背处分有时还要看运气，实在是太窝囊了!”

　　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文胜，曾担任过镇长、镇党委书记，对乡镇工作的酸甜苦辣体味较深。他告诉半月谈记者，有人认为农业税取消后，乡镇干部没多少事可做，这是极大的误解。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矛盾日益尖锐，乡镇工作更难干，更忙乱。县里干部不直接对接群众，村里又是村民自治，很多事情都需要乡镇干部去对接落实，“上面千条线、乡镇一针穿”的描述非常生动贴切。乡镇干部要完成上面布置的任务，要直接面对基层百姓，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智慧，以及科学、人性化的工作方式。在老百姓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的背景下，乡镇干部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这恐怕就是乡镇干部这一群体的特殊性。

　　再听心声：“遇矛盾不能躲，再困难也要上”

　　今年年初，一位农民在工地遭遇意外伤害身亡，家属承受着丧亲之痛，工地建设方也面临着巨大压力。郭文龙带领班子成员分成多个工作小组，一方面尽力安抚家属情绪、协助处理善后事宜，一方面了解双方诉求，从中协调，反复沟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工作一定要十分细致，只有真正体恤家属，他们才会信任政府。”郭文龙与工作小组的同事连续几个晚上都没回家，忙前忙后，终于提出一个双方都乐意接受的补偿方案，化解了一起可能发生的矛盾冲突。

　　拆迁、建房、信访等工作也容易引发矛盾冲突。胡建华是重庆巫溪县文峰镇副镇长，分管城建工作。他说，城建工作内容并不复杂，但规划控制是个很大的难题，“像我们这种小镇，人情味很重，在规划上稍微不注意，乱建乱搭很多，执法时来说情的也很多，推进工作要顶着很大压力。”

　　2014年，文峰镇有两户村民联合修一栋楼房，超过规划红线一米，修成后将会影响整个镇街的市容市貌，挤占人行道和绿化用地。镇政府执法检查时，村民已经投入20万元建好了地基。在执法过程中，村民坚决不拆，双方陷入僵持局面。村民甚至一度放出狠话：“要是强拆我们的地基，那你们以后在外面走路可要小心了!”胡建华数次与村民交涉，苦口婆心，反复疏导，最后终于说服村民拆除了原来的地基。房子建好后，胡建华及时安排工作人员帮助村民办理了房产证。“村民很感动，认识到干部不是有意为难他们，理解了我们的苦衷。现在有时在街上碰面，大家都挺客气的。”

　　胡建华说，工作中遇到矛盾和问题不能躲，只能迎难而上。“我们的底气就是依法行政，守住法律底线，在此基础上进行人性化服务。没有这个底气，城建执法工作根本没办法开展。”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汤志华曾经对乡镇干部情况进行过深入调研。他认为，绝大部分乡镇干部在发生急难险重情况时，都能响应党委政府的号召，主动开展工作，积极处理矛盾冲突。他们勇于担当的品质，也得到了基层群众的认可与称赞。

　　复听信念：“能帮到群众就值，担风险也不怕”

　　“只要能真正帮到群众，就值了。”采访中很多乡镇干部发自肺腑地说。

　　2015年，为了实现精准扶贫，西部一个县对全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了重新摸底和评选。分管扶贫工作的一名副镇长告诉记者，他们抱着对百姓负责任的态度，严格评选流程，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进行初评，村里召开村民代表会和党员代表会，对评选出来的名单再次筛选，同时在村里进行公示，然后报给镇里，镇里核实后，在全镇公示。

　　“这项工作从启动到结束总共花了3个多月，工作量太大了。当时县里对扶贫工作进行督查，说我们进度慢，给了个最低分，还受到了批评。”说到这里，这名副镇长摆摆手，“虽然被批评心里不好受，但我们觉得，扶贫对象无论如何都要找准，哪怕慢一点，也一定要把该评选的都评选出来，该纳入的都纳入，对贫困群众要负责。”

　　记者在广西采访了解到，2016年底，原本由县里多个部门负责的烟花爆竹监管工作，被下放到乡镇政府。虽然乡镇政府没有对应的机构，但许多乡镇干部为了群众的利益宁愿担一些风险，而不是将危险系数较高的烟花爆竹经营摊点一撤了之。负责监管的乡镇干部在互联网上学习烟花爆竹设点的安全知识，每天逐一查看有没有靠近居民点的摊点，消除安全隐患。

　　唐忠超是重庆永川区宝峰镇城建办主任，主要负责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这项工程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资金配套进行补贴。按照政策要求，D级危房(整栋危险)应拆除重建，C级危房(局部危险)应修缮加固。“但实际上一些C级危房结构有问题，危险程度较高，而且不少墙壁已发生倾斜，仅仅修缮加固无法消除隐患，有可能一两年后就成了危房。”可是按政策每户农民只能享受一次危房改造补贴。唐忠超说，针对这种情况，他们决定鼓励有关村民重新建房，彻底排除危险源。

　　“房子建好后，我们补助了农户7500元。严格来说，这是不行的，因为政策规定C级危房改造的补助款只能用于修缮加固而不能用于重建。”唐忠超坦言，“当时我压力也很大，但转念一想，只要把钱用在刀刃上，真正帮老百姓办了实事，就不用怕，如果一定要承担责任，那就承担好了。”让唐忠超欣慰的是，后来上级审计部门来审计时，对这一做法表示了肯定。

　　广西龙州县龙州镇党委书记黄子珍说，其实，基层情况复杂，老百姓很多事情都需要“吹糠见米”“见子打子”、灵活机动地去处理，这样才能符合实际，见到实效。如果上级部门的管理规定过于拘泥，乡镇干部就很难去执行和落实。(采写记者：沈洋 周楠 韩振 何丰伦 廖君 赵久龙 付昊苏 柯高阳 喻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