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一包就灵的家庭承包经营制改革，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不仅解决了计划经济时期困扰中国几十年的农业发展问题，而且形成的改革示范效应，给上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的改革也带来可借鉴的经验。正是基于承包制对中国改革的贡献，邓小平将承包制誉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中国改革开放进入90年代末，随着时间的推移，承包制不能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三农”问题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难题。围绕破解中国农村发展难题，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再度发现，在目前所有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最具有生命力方案，仍然是来自农民自身的伟大创造。2014年，全国有200万家农家乐，10万个以上特色村镇，带动了3300万农民致富。游客数量达12亿人次，占到全部游客数量的30%。可以说，农家乐是承包制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举，值得我们关注研究。

　　农家乐是带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龙头产业

　　将农村经济发展定位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我们对破解“三农”问题的重大突破。长期以来，我们将农村发展定位于单纯的农业发展，显然农民通过单纯的粮食生产是无法解决致富的问题。农民要富也必须像城市一样发展二三产业。在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以企业为主体来进行。显然，作为小规模乡村社会，无法通过高度分工与企业化的方式来进行，只能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而被农民创造的农家乐，正是集一二三产业为一体的新业态。农家乐单纯从其业态看，属于典型的服务业。其实农家乐不是单纯的服务业，因为在农家所吃的是农家自产的农产品。城市人不仅吃在农家，还可以购买农家自产的农产品、手工业艺术品。农家乐作为一个窗口，带动了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随着城市居民多样化消费的兴起，乡村有机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乡土文化体验、乡村手工业、乡村养老正在快速兴起，而能够把这些产业整合起来，把供给与需求连接起来的就是农家乐。所以，农家乐是带动乡村一二三产业发展的龙头产业，是农民致富的新兴产业。在许多地方农家乐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农家乐使农民找到了家庭、小农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结合点

　　给农民带来收入，给乡村带来发展的农家乐，并未受到主流专家与政府的高度重视。其主要原因，来自自上而下的对农村发展的顶端设计者，认为家庭这种组织形式，以及依托家庭的小农经济，无法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对此不冷不热，是因为这种家庭经济无法带来GDP增长效应。来自主流的设计者，给中国农村设计的另外一条通向农业现代化的路，是希望通过农村土地流转，打破土地封闭、分散的产权体制，为资本进入农业进行开放的、大规模的现代化经营创造条件，以此实现以企业化经营代替小农式的家庭经营。不可否认中国农业发展需要适度规模，也需要与现代市场深度接轨。但在通过什么途径、如何接轨上，我们更应该关注农民的选择，而不是资本的选择。我们之所以对农家乐看好，因为我们坚信农民的选择是理性的，甚至比经济学家更理性，比诸多下乡淘金的资本更理性。

　　农民之所以更加理性，就是因为农民没有那么多资本，所以他们保守，他们不敢冒险，但也成为他们必须找到最节约、成本最低的理性选择的原因。农家乐就是农民选择的成本最低的经营业态，农民利用自己房子，不需要更多投资，不要雇佣更多人，全家老少都可以参与。对农民来说，没有什么组织能够比家庭更具有效率了。这也正是20世纪80年代为什么一包就灵的原因所在。但是，由于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制经营是单一农业生产，这种小农经济在满足温饱上是有效率的，但要满足家庭货币收入，奔向小康目标却是有局限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承包制表现出无法适应农村发展的滞后性。

　　对于如何破解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的矛盾，当前有两种方案和两条道路。一条是来自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的方案，这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以推动土地自由流转为前提，对分散、封闭的承包制进行改造，实现从小农经济向能够容纳大规模的资本农业、工业化农业的转型。另一条道路，就是农民自己探索的道路，这就是农家乐。农家乐与顶层设计的最大不同，农家乐是在保留家庭经营组织，不是改变组织本身，而改变了经营内容，即从单纯农业转向经营服务业，由此解决了单纯经营农业无法提高货币收入问题。如何解决家庭小农经济与现代市场相结合的难题上，农民比专家、政府更有智慧。顶层专家解决小农经济与现代市场结合，是按照高度分工、有规模效益的工业化经营思维来改造小农经济，而农民却不这样想，他们是通过农村拥有的城市没有的禀赋优势，来满足现代化的城市旅游的需要，实现了家庭经营与现代市场的嫁接。这是农民自己探索出来的成本低、收益大、可持续的经营方式。

　　农家乐是中国传统乡村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的桥梁

　　乡村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之载体、文化传承之根基、中华文明兴衰密码的携带者，决定了中国文明传承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而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必然是乡村文化赖以存在的乡村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的活化传承与延续。在中国乡村，承载着乡村生产、生活与交往方式的最基元的组织就是家庭。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孔子在《大学》中所讲治国之道的逻辑起点，是从修身、齐家开始，因为家庭是中华文明机体的细胞。但是，当代中华文明传承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城市文明的冲击。因为构成城市文明机体基元组织不是家庭，而是企业。如果中国农村和农业现代化，按照城市文明模式来改造，让企业替代家庭，让大规模现代化农业替代小农经济，那么中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则面临着一个巨大的代价，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失去载体和生发之根。既要让农村跟进城市化主导的现代化，又要保留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可以说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中遇到的超级难题。然而，令我们想不到的是被中国农民创造的农家乐破解了这个难题。

　　农家乐破解这个难题，不是让乡村文明变成城市文明，而是在保留乡村文化赖以生发的家庭组织的前提下，架起了连接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与文化交流的桥梁。被城市人消费的农家乐不是单纯的农家饭菜和住宿，而是农村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乡村文化。如果单纯就农家乐的饭菜品质和居住的舒适度而言，无法与城市星级饭店相比，农家乐之所以吸引城市人来消费，就是因为农家乐有一种城市没有的家文化、乡土文化蕴含其中。

　　中国农民并不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才搞农家乐，他们是为了生计而搞农家乐。恰恰是这种基于生计方式的农家乐，以市场需要为导向的农家乐，却找到了在现代背景下，活化保护传承中国乡土文明的新路径。因为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就是根扎于乡村社会生计方式之中。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还必须依托生计方式来复兴。而农家乐就是中国农民在新时代找到的能够与现代城市文明链接的新生计方式，也是一种新商业方式。集合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农家乐，不仅使他们恪守的乡土文化转化为财富，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也找到了做农民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反过来，还会使他们更加自觉地保护与传承他们的文化。

　　农家乐是顺应生态文明时代的绿色经济而生，借互联网+的分享经济而兴的新时代经济

　　在今天的中国支撑农家乐蓬勃兴起与发展的深层原因是时代的需求。从经济学看，农家乐作为乡村旅游的一种新业态，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就是因为当代中国城市的中产阶层中出现一种新消费。这种新消费不是从工业文明经济延伸出现的消费，恰恰是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诸多问题倒逼出来的新消费。这种新消费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满足健康需要的生态消费。在城市病、雾霾、有毒食物等诸多问题倒逼下，如何获得新鲜空气、有机食品、安静的生活环境成生态消费新内容。二是满足精神需求的文化消费。目前正在升温的文化消费，除了流行于城市的多媒体文化、博物馆、文化体育等外，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满足修身养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消费，这种消费主要表现为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要素的古董收藏、手工业、家具、手工艺产品、书法、茶品等消费。三是满足信仰的心灵消费。在物质主义盛行时代，当代人不仅精神需求不足，而且也严重存在着满足心灵需求的信仰缺失。由于信仰回答的是人生价值问题、回答的是以什么样的宇宙人生观认识人类终结关怀的生死问题。所以，满足心灵需求的信仰问题，不是单纯的文化、知识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表现为对道德与智慧的需求。

　　在当今中国，能够以低成本满足这种三种消费的地方，不是城市，是乡村。可以说正是在城市衍生出的绿色消费、文化消费和心灵消费，才是农家乐兴起的深层原因。乡村无法承载现代工业，没有就业机会，没有规模市场，无法满足工业化时代的需求。所以，从工业化需求看，乡村是落后的，但是乡村却有满足生态文明时代兴起的生态消费、文化消费与心灵消费的禀赋优势。乡村特有的清新空气，安全有机食品、休闲体验的观光农业、自然景观等资源，具有满足生态消费的优势;此外满足城市人对传统手工业、手工艺产品生产优势也在乡村;乡村是离天地最近、离祖先最近、离传统乡土文化最近的地方，也是满足现代人心灵需求，实现修德开慧的福地。

　　在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新时代，乡村不仅不落后，恰恰是属于这时代的。而将古老的乡村与新时代链接起来的通道就是农家乐。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安吉调研时，就富有远见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十年过去了，今天安吉县已经实现了绿色发展新模式，在安吉的绿色发展模式中，最具有生命力的龙头产业就是农家乐。安吉县的农民仅仅依靠青竹和白茶两类绿色资源和农家乐带来收入，2015年农村人均收入达到21562元，比全省的19373元高了2189元。安吉仅仅是中国绿色发展在乡村的缩影，目前在全国各地快速兴起的农家乐经济就是乡村独有的自然资本、乡土文化资本与城市绿色消费相结合的产物。

　　农家乐不仅是现代绿色经济发展的受益者，而且也是“互联网+”的受益者。绿色发展使农村拥有的自然资本、环保资源禀赋优势得以发挥，而“互联网+”让农家乐如虎添翼，使远离城市市场的乡村资源通过互联网实现与现代需要的链接。互联网+农家乐已经成为乡村旅游的新模式。

　　以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认识农家乐、扶持农家乐、发展农家乐

　　一个已经发展到规模超过200万家、年接待游客12亿人次的农家乐，却未能像当年的承包制那样，受到主流理论、社会与政府高度关注，其根本原因不在农家乐的本身，而是我们的认识。在这样一个转型的时代，小小农家乐挑战着我们的认识高度和思维广度。

　　首先，要走出工业文明思维的惯性，从生态文明的高度认识农家乐。按照现代工业化的经济学思维，农家乐成不了大气候，它不符合高度分工、大规模协作的现代企业的标准，不能做大做强。中国的现代化农业不能依靠农家乐。从工业经济学逻辑看，确实如此。但是从生态文明和绿色经济发展逻辑看，农家乐是链接乡村资源与城市市场最有效的现代业态。做大做强是政府对GDP追求的需要，不是农民的需要。小而优、小而美的农家乐，不仅给农民带来最佳模式，也给乡村旅游消费者带来最好模式。农家乐一旦变成了大酒店，那就不是农家乐，也就失去乡村旅游竞争力。

　　其次，要走出唯GDP思维，从历史与文明、文化视角认识农家乐。从现代化经济标准看，农家乐没有技术含量，无法进行标准化管理。从政府看，既不能创造GDP效应，也没有税收，所以他们对农家乐不冷不热。所以，他们热衷于高科技的现代化农业、做大做强的大规模农业。但是如果我们把农家乐放在中华文明与文化传承、乡村文明发展的高度来看，乡村的农家乐，虽然不能像大企业那样给政府带来税收，但它却负载着中华千年文明与文化活化传承的功能，这是其他企业无法替代的。

　　第三，要走出单级的城市化思维，以东方系统智慧、以互联网+思维认识农家乐。农民不是哲学家，但中国的农民却以哲学家的系统整合智慧，把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链接在一起，把农村的一二三产业、把文化与经济、历史与现代融合在一起，创造了农家乐。以农家乐的思维看中国城市，城市不能代表先进，农村也不能就是落后，城市与农村各有优势，农民想进城，需要消费城市、认识城市是时代潮流，城市人下乡想认识乡村、消费乡村也是时代潮流。所以，农家乐所需要的城市化，不是城市替代农村的单级城市化，而是需要城市与农村双向需求、双向流动的城市化。走出单级化思维，站在中国乡村看城市化，乡村农家乐的发展，需要更多城市人下乡到乡村去;站在城市看乡村，城市人需要更多、更富有传统文化内涵、服务更好的乡村农家乐发展。农家乐带动乡村文明与城市化是城市与乡村双赢的城市化，是双赢的新农村建设。

　　总之，乡村有乾坤，事关天下事。小小农家乐，沟通两文明。我们需要站在时代高度，以新的思维认识中国农民伟大创举的农家乐，让农家乐像当年承包制一样再度成为新农村建设新起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新路径、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示范、成为城乡双向流动城市化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