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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进工地——和农民工兄弟掏掏心窝子

2017-01-19 21:00:56       来源:农村工作通讯-中国农村网    作者:《农村工作通讯》记者 牛震

  “就因为这雾霾!”掐灭了手里的烟头,老苗抱怨起北京的雾霾天气。

  “前几天工地上就一直断断续续地停工,从来北京到现在,也就干了20多天的活儿。离春节也就一个来月时间了,看来是没啥盼头了!”苗金顶是河北省定州市庞村镇苏泉村人。2016年11月15日,老苗和同村的16个青壮年劳力,一起包车来到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北京城建集团某地下车库建筑一期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一期)所在地,干起了水泥工人。没承想,到北京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真正干活也就20多天,剩下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工棚的宿舍度过的。20多天里只有十多天是满工日,能拿到每天200到300元不等的工钱,剩下的10多天只能按零散工时计算,每天只能拿到100到150元左右的工钱。“工头和项目经理之前都讲好的,我们来的这些人至少保证一个月有25天的满工日,至今都没有兑现嘛!”提起这些,老苗就有些窝火。

  今年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情况如何?北京市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又如何?带着这些问题,2016年12月18日傍晚,在北京城建集团某地下车库建筑一期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一期)的活动板房宿舍里,记者见到了老苗和他的同乡们。

  50岁的苗金顶:“下半年不如上半年,能多挣点儿是点儿”

  三层高的移动板房宿舍,每个宿舍里有5张上下铺,住了10个人。因为工人们大部分都吸烟,简易的活动板房里弥漫着浓浓的烟味。昏暗的灯光下,塑料水杯、剩饭剩菜和废旧的烟盒杂七杂八的堆满了一桌子。

  项目一期共有6个工程队,老苗所在的第二工程队大概有400多人。停工的时候,没什么事,这400多人除了外出的基本上都憋在这宿舍工棚里。到了饭点就下楼吃饭,吃完饭就回宿舍休息。年轻的,手机无非是最好的娱乐消遣,捧着手机或聊天或看视频;年长的,几个人围在一起,看看移动电视正在播放的电视剧。还有不想打牌睡觉的,傍晚,他们结队来到项目一期的围墙门口溜达。这里有摆摊卖水果的,卖衣服的,单薄衣服20元到30元不等,一双仿品运动鞋50元左右,一件羽绒服最贵也不会超过100元。因为雾霾天停工,最近这段时间,这里成了不少农民工人饭后遛弯的好去处。

  “这下半年还不如上半年挣得多呢。上半年在老家干活时还不错,差不多挣了两万(元)吧。”2016年3月到6月间,老苗和同乡们在河北定州的某工地上打工,因为离家近,生活成本低,省吃俭用下来,每个人都攒了差不多有1.6万元到2万元不等。10月初,通过同乡的介绍,老苗他们又到了河南省鹤壁市的某工地上打工,干了20多天,抛了吃喝去,每个人拿到手的差不多也有1万元钱。鹤壁的工程结束后,回到家里没待几天,老苗与同乡们就包车来了北京。

  “本来还指望能多挣点是点儿,年底了回家给孙子拿个压岁钱,给老伴儿留点抓药钱……谁知道运气这么差呢!”老苗边说着,边吃着治胃病的药:“现在倒好,这两天不知道啥原因连热水都供应不上了,吃药还得就着凉水呢。”

  “老苗,别生气啦!你气也是一天,乐也是一天,可别再气出啥毛病来又得花钱看病……”同乡杨栓成笑着安慰老苗,“不过说真的,这每天都要吃喝拉撒,一天都得差不多30块钱吧,一个月就是小一千(元)呢!”杨栓成在同乡中,打工收入算是高的。与老苗不同的是,杨栓成一直在北京打工,2016年农忙的时候也没回去,来项目一期前,他一直在位于北京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座工地上打工,差不多每个月都能拿到6000~7000元的工资收入。这次老苗他们来北京大兴打工,就是通过杨栓成介绍的。

  “废话!不干活挣不到钱,这不就是干耗着嘛。”老苗把药吞下,扭着脖子冲杨栓成说。

  据了解,在老苗他们的老家苏泉村,全村5000多人,人均不到一亩地。往年,过了麦收、秋收等农忙季节,绝大部分青壮年劳力都会选择外出打工。一般京津冀等地的一二线城市是他们的首选,主要是因为离着老家定州近,十几个人包车来回方便。2015年,老苗他们通过进城务工,差不多都能挣到4万元到5万元不等,像杨栓成这样好一点的,可能挣到6万元以上。

  43岁的杨志强:“年底了挣多少无所谓,来年也想搞点农业项目创业”

  正当老苗和杨栓成互侃着有的没的时候,下楼吃晚饭的杨志强和吕进双推门进来:“楼下就听到你俩这大嗓门儿,又在瞎侃啥?有这精力还不如睡点儿觉呢。”

  “哟,这留过洋的回来啦,吃过洋面包挣过外国钱的就是不一样,境界就是高,你快来听听人家这高论。”看到杨志强等人推门进来,老苗边点烟边对记者说。

  同样是苏泉村人的杨志强,早在2012年通过中铁十二局下属某公司的劳务派遣,到安哥拉打工,直到2016年8月份回国。“其实也没啥,在国外打工环境差点儿,主要是治安方面太差,多数时候面临的是人身安全问题。”据其介绍,在国外的4年时间里,由于工作认真,比较负责任,同去安哥拉的中国工人,每个月差不多都能拿到合人民币1.2万到1.3万元的工资。有一次,因为安哥拉当地的一次军事事件,杨志强等人还受到了总统卫队的特殊保护。“虽然担惊受怕,也算是开了眼界吧。”提起这件事,杨志强很是自豪。

  在国外因为语言不通,平时也没什么消费,出国打工让杨志强还是攒下了30多万元的存款。回到老家,先是花了十几万在城里购置了商品房,还了几年来因为老人看病欠下的债务,给孩子交了学费,剩下还有十几万元存进了银行。“这次跟老乡们出来找点儿活干,本来也没想挣到什么大钱,年底了挣多少无所谓,出来了总比在家闲着等过年强吧。”杨志强说。

  “听说现在搞农业项目很有前景,等来年也想搞点好的农业项目看看,手里有点儿闲钱,也算是创业吧。你是常年跑农口的记者,有啥靠谱的项目吗?养殖的,种植的都行,关键是要赚钱……”杨志强问记者。

  30岁的薛会峰:“带上另一半南下,找个环境好点的城市落脚”

  正当记者想回答杨志强的问题,一直躺在床上玩手机的80后薛会峰突然探头下来:“老强子,你就光想那赚钱的好事。哪有那么好的项目等着你从国外回来干呢?有好项目早就被别人先下手了。”

  “我就这么一问,人家记者朋友兴许有啥好项目呢!”杨志强回头对记者说:“你别看这小子年龄不大,啥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国外也是没少跑。我就去过一个国家,他可是走过好几个了,在俺们村也是见过大世面的,是吧?”

  “就是呀”“人家这小子走过的路比他年龄还长呢……”吕进双和工友们七嘴八舌开起薛会峰玩笑。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挣得比较少吧,每个月合人民币只有8000元左右,在阿尔及利亚稍微好点,每个月差不多有合人民币一万元的收入。”1986年出生的薛会峰高中毕业后,在老家工地上干了两年散工,后来也通过劳务输出走上了出国打工的道路。跟杨志强不同的是,在国外打工期间,年轻人喜欢玩,消费的机会也多,薛会峰却没攒下什么钱。在每个国家都没有待时间太长,少则三五个月,多则大半年,每次几乎都是干不长时间就回国。

  “项目一期的活儿实在太少了,比不了隔壁的工程。人家每天都是马不停蹄,加班加点地干呢,干一天就结一天的钱。再等两天看看吧,实在不行,我想通过老乡介绍去那边的工地找点活儿干。”薛会峰告诉记者:“北京的空气实在太差了,动不动就雾霾天,工地上的活儿也跟着停工。等来年吧,来年看看,不行就去南方,找个环境好点的城市落脚,听说到南方打工收入也不低,就是离家远点。”

  “你别听这小子瞎说。啥环境差点,他是担心他媳妇跟人跑啦”“就是呀,这小子是个‘妻管严’,离不开媳妇……”老苗和其他老乡在一旁插话。原来,薛会峰的妻子在南方的某个城市打工。就刚刚工友们聊天那会儿,薛会峰还和远在异地的妻子通了电话,商量了下回家过年的时间。

  “啥叫离不开呀?我出国那几年不一样离开了嘛,说到底还是你们这些人,一个个就知道围着北京、河北跑,你们才是‘妻管严’呢。”薛会峰为自己辩解。

  一片哄笑声中,有人开始提议玩牌。“反正今晚也没啥事,明天也没啥事,又不用起早上班,可以玩个通宵了吧。”此时,隔壁宿舍的不少工人陆陆续续来到老苗宿舍,不断加入牌局。

  “常年在外打工确实累,可是没事的时候也没啥好消遣的,只能打牌扯闲篇儿。”差不多晚上八点,记者起身告别,一直在旁“观战”的杨栓成送记者离开。“对啦,刚才杨志强问你的那个事儿,请你平时帮忙给留个心,有啥好项目、好消息了跟我们言语一下。我们也想在家门口做点事儿,离家近,又能照顾老人孩子,谁不想呢,是吧?”

  “好的。”在得到记者的答复后,杨栓成和记者再次道别。透过雾霾,记者临行前依稀发现杨栓成并没有马上返回宿舍,而是在昏暗的路灯下,掏出手机给家里打起了电话……

 

  记者手记

  如何让农民工实现稳定就业?

  因为常年在不同城市之间漂泊,有人曾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比作“城市里的候鸟”。据相关统计,截至2015年底,我国农民工总数约为2.8亿,其中在当地乡镇企业就业有1.1亿左右,在城市就业的有1.7亿左右。

  每年春节前后,当农民工们像候鸟一样从城市返乡,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陷入了“半瘫痪状态”,出现不同程度的“用工荒”现象。不论给出的工资有多高,企业都无法在劳动力市场上招到合适的工人。很多人把春节期间出现的“用工荒”归结于传统习俗,而忽视了城市对农民工竖起的种种屏障,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养老、教育、医保、住房等基本保障制约着农民工长期稳定就业。

  如何让这两亿多“候鸟”停下脚步,实现长期稳定就业,真正安居乐业?笔者以为,应从三方面着力。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让在城市实现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变成市民。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给予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对接,特别是实现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农保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对接,尽快完善城乡居民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

  创造更多就近就业机会,让农民工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有利于均衡区域经济,缩小城乡差距,也可以有效缓解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各地应为农民工就近就业创业创造更多机会,引导农民工依托地方优势产业发展,参加种植、养殖等特色农村实用技术等技能培训,实现转移就业一批。同时,鼓励农民工自主创业,对有创业意愿并具备创业条件的农民工给予一定创业帮扶。

  好的举措要落实,当然也需要政府出台系列政策的支持。201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推动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紧接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体现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发展理念。实现这一目标,要求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农民工不再成为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迁徙的“候鸟”。2016年7月,人社部联合五部门下发《关于实施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培训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力争使有创业要求和培训愿望、具备一定创业条件或已创业的农民工等人员都能参加一次创业培训,有效提升创业能力。2016年11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对农民工、中高等院校毕业生等返乡下乡人员到农村开展创业创新给予政策支持……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不断完善,让农民工就业创业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春天。

  从“能人引路”到“政府引导”,再到“全面开花”,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大军逐渐壮大,返乡农民工成为农民工创业主体。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创业的农民工累计注册个体工商户2505 万个、农产品加工企业40多万家、休闲农业经营主体180万家、农民合作社147.9万家。这其中,有70%是由返乡农民工创办的。这一波创业大军通过5年以上的打工经历,积累了一定的资金、经验和人脉资源,这些为他们创业道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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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薇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