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在浙江省诸暨市,已经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枫桥经验”,正面临新的挑战,也催生出新的制度供给。

　　“诸暨民营经济发达,大量外来人口就业改变了原本的熟人社会,给基层治理增加了难度;互联网时代又人人自带麦克风,一旦出现矛盾,不但第一时间出了村,出了镇,甚至还出了国。”诸暨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张怀斌说。

　　改变的是社会环境,不变的是对群众路线的坚持。距离市区20多公里的枫桥镇枫源村,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在刚刚结束的换届选举中,骆根土不出意外地连任村委会主任。这是他连续31年担任该村主职干部。

　　作为“浙江省全面建设小康示范村”“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绍兴市民主法治村”,这个基层治理先进村,矛盾调解率达到百分之百,但这不代表枫源村就没有矛盾。

　　4月份,后山上的毛笋已经成熟。按照规定,除了每月5号、15号,村民不能上山挖笋。偏偏有一位村民,擅自上山盗取了4株毛笋。

　　“按照村规民约,(他)要赔200元。如果不愿出钱,可以为村里义务劳动两天。如果什么都不做,就上大屏幕通报。”

　　骆根土口中的村规民约一共28条,凝结了枫源村50多年践行“枫桥经验”,坚持群众路线的集体智慧。在新近一次修改中,对违规行为的惩处,用“赔”代替了“罚”,一字之差的小细节,折射出枫源村不断进行基层治理现代化法治化探索,也是“枫桥经验”走出枫源,在诸暨落地生根、“升级优化”的一个缩影。

　　“发展‘枫桥经验’,思路千条万条,走得通的只有一条,就是走群众的路线。”骆根土总结说。

　　风清气正,是诸暨不少干部群众对刚刚完成的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相同感受。但和很多地区相似,诸暨的基层选举一度“火爆”。

　　一位机关干部对数年前经历的选举场面记忆犹新:特警维持现场秩序,投票箱锁进镇政府保险柜,双方互派代表24小时值守……

　　2017年,这个市从选好配强党组织书记,加大高素质人才挖掘力度,从严处理企图扰乱选举秩序的“村霸”“地霸”和宗族、宗教、宗派恶势力等方面入手,使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以前选举在内的一些乱象,发生在基层,根源在城里。”诸暨市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科科长黄章法说。

　　现在,黄章法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返乡走亲”干部。他的照片、职务、联系方式等,张贴在里浦镇枫林村的党务公开栏里。

　　从枫林村走出来的黄章法,“官”并不大,但村里的亲戚,遇事后往往第一时间想找他“帮忙”。

　　“城里有‘人’,有时让事情变得复杂。”耿直的黄科长说,“我们有些机关干部,亲朋好友遇到矛盾,不但没有积极调解,反而引导他们走上信访之路。”

　　与其暗地里打招呼拼人脉,不如作为一项制度大方落地。诸暨从2015年开始推出机关干部“返乡走亲”制度,让机关干部的“能人”从幕后走向前台,在阳光下参与基层治理。截至目前,已有4000多名机关干部参与其中,收集各类意见建议7000多条次。

　　诸暨为“返乡走亲”干部制定了具体的考核办法:每季度“返乡走亲”不少于1次,除走访联系户外,主动与其他普通群众交朋友、拉家常;掌握群众思想上存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收集的民情信息于走访当月向所在镇、村反馈……

　　坐得下板凳,拉得起家常。除了机关干部“返乡走亲”,诸暨市还组织乡镇干部驻村连心,这是传承“枫桥经验”的另一项制度创新。

　　按照“一般村一人一村、重点村多人一村”的原则,枫桥镇政府干部傅建萍,和全市600多位镇街干部一起,被派驻到全市502个行政村(社区)驻扎。

　　他们把办公场地搬到群众身边,把办公地点设在村办公楼,每周在村时间不少于4个半天;对村两委成员、村民小组长、党员和村民代表做到“找得到门、叫得上名”。

　　2016年年底,市镇两级分层开展驻村干部“民情大比武”,每村抽查30户以上农户,采取实地调查的方式开展“群众熟悉度”测评。结合村干部年终“双述双评”工作,推行驻村干部面向所驻村党员、村民代表和普通群众代表进行述职。

　　通过“返乡走亲”和驻村连心,诸暨市一大批干部“进村赶考”,在基层这个考场上接受群众考评。

　　“通过进村赶考,让干部能够上得了门,说得上话,最后交得了心,这是我们新时期传承‘枫桥经验’的重要形式。”诸暨市委书记张晓强说。(记者刘学奎、黄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