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郭祥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指出，重视农业，夯实农业这个基础，历来是固本安民之要。要坚持市场需求导向，主攻农业供给质量，注重可持续发展，加强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形成农业农村改革综合效应，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三农”改革的重中之重。四川是我国传统农业大省，在改革中，他们有什么难点，有什么突破，有什么经验?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四川，走进村民陈友兴、赵泽如耕种的那片土地。

　　“小麦不赚钱，今年我要少种些!”陈友兴老汉说这话时，已经减了1亩小麦、加了1亩油菜。在他身后，是3月春光里金灿灿的油菜花海，“这块是我的油菜，那块是小麦，大伙春天里都种这两样。”

　　在中国，在四川，在德阳市中江县通济镇圣寿村，陈友兴都是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61岁的他，一辈子只会种地。

　　陈老汉的账

　　今年和往年不一样，陈友兴把小麦和油菜做了些调整，“我今年种了3亩多油菜，比去年多种1亩，小麦从8亩多减少到7亩多。”总面积还是11亩，结构有了微调。

　　为什么要多种油菜，减少小麦?

　　“因为小麦不值钱!”老陈想起去年的小麦行情，一阵郁闷，“小麦上市的时候才卖9毛多一斤，比起价钱好的时候卖1块3，亏了4毛钱一斤。我去年收了5000斤小麦，才卖4500多块钱。”

　　4500多块钱是啥概念?

　　“我给你算笔账就晓得了，反正去年种麦子基本赚不到啥子钱。”老陈掰起指头，一笔笔算起了成本账。

　　“去年我那8亩多小麦，请人打整耕地要100块一亩，肥料大概100块一亩，5块一斤的种子要30斤，种小麦农药成本高，治蚜虫、白粉病、条锈病、除草等，要200块一亩，后来，收麦子租农机要120块一亩，请人转运麦子要花200块。我自己在田里劳作还不算钱，你看加一起好多钱?”

　　把一年种小麦的成本加起来，竟达到了4510元。

　　相比小麦，种油菜效益如何?

　　老陈又算了起来：请人翻地100块一亩，种子20块一亩，化肥150块一亩，农药和除草80块一亩，请人收割要150块一亩，晒菜籽等自我劳作不要钱，这样每亩油菜的成本是500块。

　　“我去年种油菜两亩多，亩产400斤，每亩油菜籽卖了900多块钱，刨去成本，相当于每亩可以赚400多。”老陈说，“油菜价格是时涨时跌，小麦就不行，一直是个低谷价，相比还是种油菜划算。”

　　陈老汉的愁

　　为什么11亩地不都改种油菜?

　　“我倒想啊!但我大部分的地是旱地，不适合种油菜，所以还得种小麦。”地理上的“先天短板”，让老陈对调整种植结构感到无可奈何。

　　那为什么不把旱地改种水果等经济作物?

　　“水果那些不得行哦。”老陈连连摆手，“你说种小麦油菜这些，它再跌，价格还有个底，种水果就没得底了，遇到亏的时候，怕是会血本无归，行情不好判断啊。”

　　老陈想起以前种枇杷的经历：“没技术也不行啊，采收只有六七天时间，提前采吃，太酸了，过了时间又掉果，不好把握。另外还有销售问题，你短时间内找不到买家，储运又解决不了，岂不全在屋里放烂了?”

　　想要改变现状，摆在老陈面前的似乎有很多条路，但当他真正走下去，却发现哪条都不好走。

　　“这种地，我算了几十年也没算发财。”老陈笑了，“我们这样的农民，年纪大了，没得劳力，打工都没人要，也没啥子新技术、新知识，不敢搞投入大、风险高的农产品。村里的年轻人又不愿种地，都跑出去打工了。”

　　老陈的经历，反映出农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困境。

　　“我们做过关于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调查，留在农村的人，其年龄、文化结构都堪忧，自2013年以来，情况改善不大。农村缺少知识、创新和劳动力，这对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品质升级、培育新型农民等都是不利的。”四川省农技推广总站副站长乔善宝说。

　　“我只能继续种下去，一是不想让地荒了，二是盼着某一天自己种的东西价钱好，还能赚点。”老陈站在田埂上，满眼都是油菜花，“地不种也不行啊，地荒了，人就慌了。”

　　赵老汉的账

　　距离老陈家200公里开外的眉山市丹棱县板桥村，与老陈年龄相仿的农民赵泽如却望着自家满树的柑橘喜上眉梢。

　　“这是不知火柑，还在挂果儿，是特殊的晚熟品种。”赵泽如59岁，经营着一家不知火家庭农场，他从树上采下一个果子，轻轻一掐便掰作两半，“嗯，又脆又甜，这会儿摘还是早了点，等到3月底会更甜!”

　　老赵的院里有4亩地，全种着不知火。他说，近4年来每亩平均产量在8000斤以上。说起收入，老赵点了根烟，嘿嘿地笑：“这几年，每亩柑子收入4万块左右，去年更卖了6万块1亩。每亩地工钱成本3000块，农药和肥料1万多，再加上苗木成本，每亩地成本总共不到2万块。”

　　这笔账算下来，老赵去年一亩地就净赚4万多。

　　“别看我老，果树这块，我先进得很。”老赵说这话，底气十足，县里能做到亩产8000斤不知火的农户至今也没几个。但在成为行家以前，他也走过很长一段路。

　　1982年，老赵就到村里的集体果园，开始种普通柑橘。1992年，他回到自家这4亩地，又种起脐橙和蜜桔。老赵说：“那会儿这些早熟品种人人都种，比较滥市。外地来的商贩，一两毛钱一斤收我的桔子，还不如大米卖得贵。”

　　老赵饱尝了同质竞争的苦楚。1998年，政府把不知火引进县里，他很快成了第一批种植户：“当时决定种这个，朋友都劝我少种点，要是一亏钱，可就亏完了。我说，要干就干一半!”

　　打那时起，老赵的4亩地里，多了2亩不知火。

　　这个决定看似“莽撞”，但在老赵心里，却有一本明白账：“我是找准市场才干的，常年种果树，我对信息、行情、品种都有所了解。1998年那不知火的果子，是中国农科院柑研所引进的，我听说这果子卖得贵，当然想试试。相比桔子、脐橙，不知火又是晚熟品种，那就是说，它填补了市场空白啊。”

　　赵老汉的喜

　　品种改良的眼光找准了，但技术难题还摆在老赵眼前：“一开始我没经验，找不准不知火的成熟期，结果还没成熟，就把它摘了放屋里，后来这些果子太酸，没人要，有的都放烂了。”

　　直到2000年，老赵才找到突破口：“我了解到了晚熟品种的留树保鲜技术，但我和几个同伴研究半天也没搞明白。”

　　眉山市农业局经作站站长王孝国介绍，“在2003年到2013年间，不知火的种植技术与市场接受度参差不齐，有的农民在1、2月摘，有的农民3月摘，于是有的消费者觉得甜，有的吃了又觉得酸，影响了地域品牌的整体口碑。”

　　老赵没有停止摸索，果子的品质在慢慢改善。2012年，他的不知火卖2块5一斤，比脐橙贵一倍多。老赵的4亩地里，一半不知火，一半脐橙，同样拿去卖，不知火要比脐橙多卖2万块。从此，老赵把脐橙树换了，全部改种不知火。

　　2013年，经过多年研究，农业部门摸清了不知火在当地的最佳成熟期是3月底。老赵经过培训，把准了门道，再加上自己积累的土壤改良、嫁接、有机肥等技术，他的不知火一年比一年甜，产量也在增长。

　　投产见效后，周围的乡亲们都跟着干起来了。此时，新的问题又冒出来，如何让大家的不知火都像老赵的一样?政府想了很多办法。

　　“2013年，政府办起了不知火种植技术大比武，评选果王，促进农民向果王看齐，推广成熟的种植技术。县质监局、农业局、科技局还联合省农科院推出了一个不知火种植技术规程，从植株间距，如何施肥、怎么打药到嫁接技术，提供了标准化规范。”丹棱县农业局多经站站长邱军说，“那年我给农户开了90多堂课，教农民怎么种，这样技术推广才搞起来。”

　　如今，老赵准备再扩大生产：“前年我又流转了68亩地，等到明年就会挂果了。”此时，他的“棱味”不知火，在网上已经卖到了10块钱一斤。

　　干部们的招

　　两位老汉，忧喜之间，折射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一道全国性命题：改革中国农业，说到底要改变中国农民。这方面，要靠农民自身的努力与际遇，也要靠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们的引导与帮扶。

　　除了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外，四川的另一个重要对策就是推广规模化农业经营，使农技推广和资金扶持向规模化农业倾斜。

　　明明散户农民那么多，为何不多扶持散户?

　　“这是因为，针对千千万万的散户进行农技推广效率较低，推广成本高，接受度也不够。而且对散户来说，一年可能只能增加一点点收入，他们参与的积极性不会很高。”乔善宝说。

　　那么，像老陈这样的散户农民，该怎么走向规模经营?

　　“散户多，年龄大，技术少，效益低，老陈的困境，实际上也是整个农业发展的困境。”四川省农业厅副厅长涂建华说，“要解决农业上的分散问题，就必须走上规模化的道路。散户想提质增效，要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引领，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实现规模经营，也需要散户的土地支持。”

　　以老陈为例，在四川，他的11亩地至少有三条路融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涂建华介绍，第一条路是流转土地。老陈流转土地给农业经营企业，这样老陈既可以进入企业务农，也可从事其他职业。中江县土地流转价格是每年每亩地800元，这部分收益老陈少不了。

　　第二条路是搞土地合作社。老陈可以和周围农民把土地合起来，成立合作社，请种植能手或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来经营农业。

　　第三条路是土地入股。比如规模化农业企业盘下当地1000亩地，老陈在其中有11亩地，那他就占11股，老陈可以拿到土地入股分红，他仍可以选择加入规模企业，继续务农。

　　“农业的未来要依靠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之类的规模农业来支撑。散户只有融入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去，被带动起来，才能在技术、品质、效益上走向更高层次。” 涂建华说。

　　■记者手记

　　跳出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老陈和老赵，两位年龄相仿、地域相近的农民，怎么就念出了一忧一喜两本“土地经”?调研发现，两位农民不同际遇的背后，实际是各自农业经营路径选择的不同。

　　老赵只有4亩地，但他敢想敢干，早早深入专业种植领域摸爬滚打，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此时只要政府推一把，给予政策空间，他很快就能实现规模化，转型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但是在中国广大农村，像老赵这样的人实在太少。更多的散户农民，如同老陈一般，只是在自己的地里“循规蹈矩”，长久如此，在技术上、视野上，以及市场思维上无法跳出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也就无法顺畅融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潮。

　　农业的蜕变说到底要看人的蜕变。调研发现，农民若想转型升级，可选择的路子并不少，土地流转、品种改良、技术推广，走哪条路，不仅靠政府奋力推，关键要靠广大农民自主选。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思路不改换，步子就迈不出田边。政府要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道，创造更多条件，让农民想转变，农民也要主动把握机遇，跳出老路，敢于转变、善于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