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弦弓村今景。图片由作者提供

　　江村是太湖边一个村落的“学名”。这个村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的开弦弓村。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80年前来到小村,进行了一番调查,写成《江村经济》。这本著作成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个里程碑,开弦弓村也因此而以“江村”闻名于世。

　　费孝通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26次访问开弦弓村。今天的开弦弓村,合并了周围三个村庄,人口比过去多一倍,成为一个有着5个自然村落的农村社区。吃饭、增收、办厂、建房等等都已经不再是问题。笔者初冬时节访江村,在费孝通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重访江村的老房东家里住了一夜。我看到,老问题有了新答案,新生活中农民也有新期盼。

　　农民收入:

　　以积累多少衡量“获得感”

　　增加农民收入多少年来是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开弦弓村的老百姓形象地说,只有农民收入增加了,各种政策措施才算“落地”。苏州属于富裕地区,开弦弓村农民年人均收入已过3万元,算得上小康。笔者在访问中发现,收入多了,但农民的“获得感”还有待加强,而“获得感”的增强还要以每年能积攒多少钱来衡量。

　　村边一位谈姓家庭的主妇和我详细计算了他们家的收入。这是一个六口之家。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儿子、儿媳妇和一个刚刚上幼儿园的孙子,管家的是这位主妇和丈夫两口子。这个家庭的收入结构是三个人挣钱,供养全家人开支。儿子、儿媳在纺织厂上班,每月俩人能收入7000多元,一年接近10万元;丈夫打零工,每月工资3000元左右,一年3万多元。80岁的老母亲每月养老金350元,这两位60以上老人每月养老金加起来700元,全家的养老金收入全年有一万多元。这样算来,这个家庭一年收入在13万元到14万元之间。

　　猛然一听,这个收入对6口之家来说够多了。但这位主妇摆了摆支出账,得出的结论是:“所剩无几,并不富裕”。家里每月买菜、买米的伙食开支在1500元到1800元之间,一年20000元左右;孩子上幼儿园学费3000元,买商业保险5000元,每年花在小孩身上的其他生活类开支,如买衣服、玩具、营养食品等还得有25000元左右;丈夫抽烟,每天开支15元至20元,一年就是6000多元;儿子和儿媳妇是年轻人,每年穿衣、出游等生活类开支得2万到3万元。此外,这个家庭每年还得有15000元到20000元的礼仪类支出,用于走亲访友。亲朋好友盖房子、孩子婚嫁、老人生病等等,都需要随礼。全家一年的开支总共加起来,在10万元以上。和十三四万元左右收入相比,全家每年能结余的钱还剩三四万元。

　　这个家庭住在一栋上下两层楼房里,房子是10年前修盖的。当前没有大的开支需求。但这位家庭主妇说,“年收入20万的家庭,在村里不能算有钱”。

　　究竟一年多少收入,农民才能有富裕的“自我认同”?笔者在一位养螃蟹的老乡那里找到了答案。这位老乡叫周文官,已经65岁。9年前,他以每亩地1000元的价格,租赁20亩地,开始养蟹。这是个五口之家,周文官夫妇和儿子、儿媳,还有一个正在读初中三年级的孙子。儿子和儿媳妇每年打工收入8万元左右,而他养蟹收入平均在七八万元。加上老伴在厂里打零工挣三四万,他大致估摸,全家每年收入20万元。他的家庭开支大致与谈家相当,需要10万元。这样,周家每年可节余10万元。老周感觉自家“算得上富裕。”他说,去年刚刚新盖了房屋,上下两层别墅,花费100多万元。

　　周根全与周文官同岁,而且在同一个区域养螃蟹,收入相当。他们算了算收支账之后告诉我:一个家庭每年节余10万元,十年多就可以翻盖新房子。“这样的生活才过得下去。”

　　攒十年盖房,正好不耽误下一代结婚成家,自己生活也不受影响。10年,一个孩子正好从少年长成青年。这是一个农家两代人“更新”的时间。从老周和谈家不同的“自我评价”来看,农民收入不仅是当年货币收入的经济数据,还包含着乡土色彩浓郁的社会意义。只有收支相抵,农户能有一定节余,他们才有“获得感”。而节余多少,就是以积攒十年盖新房这样一个社会消费“指标”为标准的。

　　费孝通先生在多次江村访问中都谈到了土地问题。“农工相辅”在这个太湖边上的乡村已经成为现实。这里没有“空心之虞”,也没有多少老人和孩子是“留守”的。这种和谐的农村景象让我这样一个熟悉北方农村的人,感到欣慰。同时,我也在想,要巩固“农工相辅”的局面,恐怕将来还需要在土地上提高农业科技含量,技术优势才是形成农业比较优势的可靠“保证”。

　　江村工厂:

　　换代升级“不离乡”

　　理解今天的开弦弓村,工厂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这个两千多口人的村庄,有9个工厂。距离村庄四里路的庙港镇,有更多纺织厂和其他工厂存在。这些工厂是开弦弓村人最大的就业基地。村会计介绍,村里40岁到50岁的劳动力,不论男女,几乎都在纺织厂打工。

　　乡村工厂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农民收入,而且也在改变着农村社会保障结构。我在村部会计那里了解到一个数字:全村70岁以上老人有399人,只有17人参加了城镇社保,其余参加的是农村养老保险。而60岁以下的人,大都参加了城镇社保,他们往往是在工厂参加社会保险的。

　　我走访了晓春针织厂和田园纺织厂两家工厂。晓春针织厂是一个作坊式工厂,在一栋三层小楼里。这个厂一般有10个工人照看数台针织机,最多时15人,其中有5人是开弦弓村的。田园纺织厂规模大一些,庞大的生产车间里,数十台纺纱机哒哒作响,车间外边不远处还有一个职工食堂。厂里会计告诉我,工厂是由开弦弓村人开办的,70多位工人中有20多人是开弦弓村人,其余工人都来自附近村里。纺织厂女工居多,不少外地女工直接嫁到了开弦弓村。

　　开弦弓村的工厂发展了几十年,依然透出“乡土特色”,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农民“兼业”。工厂忙的时候,多增加工人,而生产淡季就减少工人。打工农民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我在织布车间看到有70多岁的老人仍在忙碌着。田园公司一位47岁的倪姓女工告诉我,她从17岁就开始在纺织厂上班,原来是挡车工,一直干到41岁。家里房子盖起来了,孩子也长大了,自己身体不如以前,于是到这里来做织布工。工资虽然少了点,但劳动量减轻很多。

　　田园纺织厂传达室的大爷姓吴,已经74岁。他每天早晨7点上班,下午7点回家,月工资2000元。他和老伴还有养老金收入。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有稳定工作,孙子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老人说:“我们不缺钞票。人老了,不能在家里闲着,所以到女婿的工厂来坐坐看大门。天热了,还要去种种菜,搞点农业。”

　　“兼业”也许是帮助农民充分就业的现实选择。在乡村附近成长起来的工厂,劳动力来源大都是农业效益提高后“溢出”的农民。他们年龄大小不一,文化高低不同,如果追求一种“标准化格式”,必然会把一些人“挤出”工厂。而开弦弓村附近工厂用工的弹性,适应了农民兼业需要,也是“乡土化”的最好体现。

　　如果以纺织机械作为参照物,来考察开弦弓村的纺织业,每个工厂都换了好几代机器。和所有工厂一样,升级换代是这些工厂发展的内在要求。有趣的是,技术升级并没有完全改变工厂管理的乡土化。我找村干部帮忙联系两个工厂去访问,他们让我自己去找。于是,我走到公路边,毫不费劲就进入了晓春针织厂和田园纺织厂。没有接受任何“盘问”,我到了生产车间,在机器旁大声和那些有空闲的工人说话,后来又爬上二楼,找到厂里会计。他熟练地操作电脑,查找一些我问到的数据。植根乡村的那种人与人的信任,在这些现代机器轰鸣的工厂里仍然保留着。田园纺织厂有一个现代化的推拉式大门,传达室吴大爷通过两个按钮,遥控指挥大门的开闭。进入大门,我看到这里还养着两条狗。老人说:“它们也是用来看门护院的”。

　　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有乡镇企业,今天开弦弓村有多家工厂,加上周边工厂用工数量多,农民就业很充分。村会计告诉我,村里30岁到60岁之间的劳动力,不论男女,都有打工收入。但是,20岁到35岁的青年进纺织厂的已经不多,大部分人从事其他行业。村里人给出的回答是:从事纺织业很辛苦,年轻人更喜欢文案策划等轻松的工作。

　　乡土江村:

　　现代与传统“平衡杂糅”

　　开弦弓村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弄堂深深,透出江南农村的秀美。走在村里,看到的是水乡的景色;走进百姓家,感受到的依然是一派乡土气息。走访多个家庭,我看到的家庭结构多是祖孙四代,六七口之家。熟悉村里掌故的干部姚富坤告诉我,村里750多户,有45%的家庭是四世同堂。现代工业的进入是农村实现增收致富的条件,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如何保持农村乡土气息,成为一个时代课题。

　　我从村里的房子和锅灶开始感受开弦弓村固有的乡土内涵。在上世纪90年代,开弦弓村九成以上的农户已经住进楼房。今年55岁的刘珍上世纪80年代初从老家靖江到吴江打工,1984年嫁到开弦弓村的周家。她的家庭发展直观地反映出村里人房子的变化。她嫁过来时,全家八口人只有两间老屋。当时家里最大的愿望就是盖房子。结婚之后,全家人使劲,在老屋旁边盖了一处平房;没过几年就换成了二层楼房。2004年,他们把砖混结构的楼房翻盖成今天这个样子,那是一栋瓷砖贴墙的两层别墅。

　　今天的开弦弓村,街道弄堂两边,两三层小楼林立。但楼房旁边常常有一处依然盖着黑瓦的平房,那大都是伙房。农家新楼房留有宽敞明亮的厨房,灶台、油烟机等现代厨房设备一应俱全,但村里人仍然习惯留一处伙房。我走进多家农户伙房,迎面是砖头垒砌的灶台,高高的烟囱通向屋顶,更惹眼的是灶台上边的神龛。灶台样式与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所附图片几无二致,所不同的是,费先生看到神龛中供奉着泥塑灶王爷,我今天看到的是一张印刷神像,或者是烧制在瓷砖上的灶王爷像。村里人介绍,祭灶的习俗在这个村落里依然盛行,不仅过年过节家庭主妇在伙房祭灶,就是遇到婚丧嫁娶、盖房上梁、儿孙考试这样的家事,主妇们也习惯于在伙房祭灶。

　　开弦弓村的伙房并不仅仅是传统祭祀的场所,还保存着它的生活功能。我早晨和晚上都看到主妇在伙房烧火做饭的场景,炊烟与小河依然是开弦弓幽静闲适的重要元素。伙房保留着一口大铁锅,主要有两种生活功能:一是日常用来蒸煮食物,每个伙房里都积存了秸秆,主妇们习惯于秸秆烧火;二是过节为全家老少蒸年糕,做大锅饭。这让我联想到村里四世同堂的农户数量。一家四代人过节团聚那种其乐融融的场景,仍然凝聚在这传承了多少代的伙房和大锅里。

　　四世同堂的家庭结构也镶嵌在宽敞现代的农户住房中。开弦弓村农民的房屋结构,往往是一层待客二层住人。进门是高大宽敞的门厅。门厅尽头,左侧有一扇门通往厨房,右侧又会隔出一间房屋。房屋楼梯或者在门厅中间,或者隐居一侧。门厅很大,常常要放进摩托、自行车甚至农用三轮车。

　　故事全在门厅右侧的那扇门里。那常常是留给爷爷奶奶辈老人的房间。把老人安置在这里,固然是为了与儿孙辈相对分隔,给他们留出一个独立空间,更重要的是方便他们进出,省去上下楼梯的麻烦。我探访了两家农户的老人房间。面积大小不一,但都设置有方便的水冲式卫生间,家具摆设也都“上了年纪”,有的还摆放着古旧的木板床。这样的房间布置,一方面营造出老旧气息,符合老人生活习惯,另一方面也方便了老人生活,可以说朴素地体现出农民的用心。

　　如果登上二楼,就能看到生活的“隔代变化”。二楼的卧室完全按照城市生活样式,隔出不同房间,住着两代甚至三代人。父母的房子相对简单一些,儿辈的房间则保留了很多结婚时的物品,孙辈的房间明显地标示着孩子的年龄,墙上贴着识字图画或摆着布娃娃。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走,似乎在翻阅一户农民几代人的“生活编年史”。

　　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乡土气息也会产生“摩擦”。早晨走在开弦弓村的街巷间,我看到一种原始的炉子放在空地上。那是一种类似木桶样的炉子,放进柴火点燃,再把一只水壶放在上面烧。过去,这是农户常见的设备,现在的新式楼房显然没有给这种设备留出空间,于是,老人们就把炉子拿到门口来。我曾经问一位正在烧炉子的老人,炉子烧水和煤气烧水有什么不同,他的回答是:“习惯了”。这样的“习惯”在上年纪人那里一定还有很多,我限于走访时间,没有能够做出系统全面的观察,但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农民生活的改变是一个缓慢过程,也许要经过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变化。

　　开弦弓村顽强保持着现代文明与传统乡土气息的“平衡”。

　　江村养老:

　　层次分明的“保障之忧”

　　走访开弦弓村,和到其他农村一样,遇到的多是老人,养老问题自然引起了我的关注。

　　开弦弓村的农村老人享受两种社会保障体系。一种是城镇社保,一种是农村社保。参加城镇社保,每月要缴纳618元,分别是432元的养老保险和216元医疗保险,每年还要缴纳60元大额保险。按照这个数字,每年需要缴纳的钱是7216元;参加农村社保,每年要缴纳的费用是1200元,每年3月到6月一次性缴纳。

　　参加不同养老保险,领取的养老金也有差别。参加城镇社保满十五年,每月可以领到800元保险金,而且增加一年,每月多10元钱;参加农村社保的人60岁以后每月领到的养老金是300元,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以多领50元敬老金,90岁以上的老人敬老金增加到每月200元。

　　负责社保的小陈介绍,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还有一项措施,可以一次性缴纳补充保险,费用为10800元。如果交了这项保险,每月发放的养老金增加150元。

　　开弦弓村70岁以上的老人399位,只有17人参加了城镇养老保险。而60岁以下的老人不少参加的是城镇社保。这些老人大都有企业打工经历,赶上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许多人参加了城镇社保。

　　我在走访中发现,不同年龄层次的老人,对养老保障的感受不同。这与他们在不同年龄段的收入变化和所承担的家庭责任大小有关。

　　60岁以上的老人,养老金收入并不占大头。这个年龄段的妇女一般是在家里照顾第三代,除了养老金没有经济收入;而男人则依然在工厂打工,或者从事养殖业,每月平均收入在3000元至4000元之间。村里谈姓人家的主妇和两位姓周的养殖户都给我算过支出账:一个六口之家每月日常伙食开支大致在1500元到1800元之间。这个年龄段的老人要支付日常伙食开支,周末和年节还要张罗伙食改善,给孙辈买零食等。家庭生活责任虽然没有减少,但收支相抵,他们大都不感到生活紧张。

　　感受最强烈的是7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群体老人参加城镇社保的人少,养老金数额不高,按照两口计算,每月700元。而70岁以上打工的人就不多了,即使出去打工也不会挣到太高工资。他们的家庭责任却并没有减少,仍然需要给全家人买菜买米,准备一日三餐,支付孙辈日常开支。在村部办公室,我曾经向四位年轻人“求证”这个问题,他们都没有向家里老人交过生活费。只有一位年轻妇女说承担了水电费,“因为水电费可以用支付宝缴纳”。

　　8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领取养老金4200元,他们已经卸去所有家庭责任,不再负责一日三餐。在谈家,81岁的老妇人给我算了她一年的开支:因为患高血压,要吃500多元常用药;余下的是春节给孙子外孙发压岁钱,每人100多元,全部开支不到1000元;另一项大的开支是遇到晚辈生孩子或者上大学,发红包,一个红包最多发1000元。这样算下来,每年4000多元养老金足够花销。

　　开弦弓村所属的七都镇有一个养老院,但因为每月费用数千元,并没有人去。四世同堂的家庭是传统农民向往的生活,也承担了开弦弓村的养老保障。

　　坐在宽敞的房子里,与村民交谈,往往会有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安静地坐在旁边,那一定是家里的长辈。因为我不太听得懂方言,老人间或插话,我就得凑上去细细打问。这样的场面让访谈充满了温馨,也让我感受到四世同堂带给老人的精神满足。但也有“例外”。我看到一位89岁的老人独自生活,三百多元养老金是全部生活费。两个儿子兄弟不和,都不愿意接收老人住在自家,这就给老人生活带来了不尽的忧愁。

　　养老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包含着社会文化内容。农村养老面临的困难,有农村家庭结构变化的因素,也有乡土文化缺失引起的矛盾。开弦弓村因为实现了“农工相辅”,家庭结构仍然留存着浓郁的乡土传统。老人生活固然需要一定经济收入来作为保障,但依然离不开农村社会文化,尤其是家庭孝道教育。没有传统孝道的传承,简单计算老人生活的支出和收入,是难以让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感受幸福的。

　　江村新题:

　　新生活提出新问题

　　年人均纯收入3万元,90%以上的农民住进楼房,村里通路通水。从经济数据来看,开弦弓村早已迈入小康生活。在村里走访,听到的是轻声细语的江南方言,看到的是开弦弓人不动声色的浅笑,我感受着人们对富足生活的满意。走访了十多位乡亲,他们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不愁工作。但坐下来整理自己的访问笔记,我看到,人们依然有新期盼,而这些期盼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新问题。

　　小清河弯曲着流过村子,与北塍港交汇。清河似弓,北塍港像搭在“弓”上的“箭”,开弦弓因此得名。现在,小清河两岸整治一新,但沿河走下来,有些地段依然可以看到杂草和漂浮的垃圾。

　　开弦弓村有两条文化弄堂,富有江南农村特色。曲曲折折的弄堂,细长幽深,两边的粉墙上写着标语,透出乡土文化特有的气息。在村里走了一圈,听到农民对新居建设的新想法。很多“抱怨”是从汽车开始的。现在村里80%以上的农户都有汽车,而且有的人家保有两三辆汽车。但村里没有统一的停车场,有很多人家住在弄堂深处,汽车无法开到家门口。我在村里的公共活动室遇到一位68岁的老人,他经历了草房到砖瓦房再到上下楼房的变化,今天又有了盖房子的愿望。他说,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把楼房盖成别墅,还能有一个可以停车、能够种菜的小院子。

　　再一个比较集中的话题是公共厕所。开弦弓村现在的面积是4.5平方公里,目前还没有一座公共厕所。农民都已经住进了楼房,卫生间设置在家里,行人的如厕就成为一个问题。曾经做过村干部的一位谈姓村民告诉我,修建公共厕所有“两难”:一个是难在用地,村里公共用地有限,要征用百姓宅基地几乎不可能。况且,谁家也不愿意在自家附近建厕所;另一个是管护难,公厕建起来之后,谁来管护、管护费用怎么出等都是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好办法。

　　吃饭、住房、就业这样一些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就增强了。我梳理在开弦弓村听到的“抱怨”,可以说都与公共利益有关。老百姓把村干部“天然地”看作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和建设者,因此谈到这些“不满”,他们自然讲到村干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欠缺和百姓对公共服务的不满足,往往会形成百姓对干部的“误解”,从而影响干群关系的和谐。

　　我在村里遇到一位老者。他抱怨农户在翻盖房子时擅自扩大了地基,侵占了原来弄堂面积,所以街道弄堂曲曲折折,狭窄难行,汽车也开不进来。他甚至直接把这种“侵占”归因于建房者“给村干部送了钱”。我与老人仔细交谈一番,才发现,他找到的原因都是“推想”,而推想的动因是他对汽车开不进院子的不满。

　　像开弦弓村这样富裕起来的农村,农民的关注点早已迈出自家院落,更多落在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上。现在看来,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还跟不上百姓需要。乡村不仅没有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而且许多时候也没有公开合理的解释,这就容易让群众产生误解,矛头对准基层干部。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这可能是富裕起来的农村当前提出的又一个紧迫问题。(特约撰稿魏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