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不是一个‘穷’字就可以回答的。”

　　常熟童工事件背后：回不去的学校和乡村

　　本文首发于总第784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6年11月21日，梨视频拍摄制作的“常熟童工”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在今年9月，拍摄者老韩卧底于常熟市的一家服装制造作坊5天，拍摄了多家劳务中介介绍童工的情况，并记录了几位童工的生活工作状况。

　　视频中，童工们在弥漫着烟尘、棉絮和服装纤维的小作坊里工作。他们每天工作15小时，每月只休息2天，月薪仅2000多元，而且每月的大部分工资还被老板扣押到年底才结清，甚至还存在老板扣押身份证、银行卡、没收手机，乃至使用暴力的情况。

　　当天，常熟市政府连夜开展排查，共排查了近2000家小作坊和100多家企业，发现童工10名，他们均来自贵州、云南、河南等地的贫困地区。《中国新闻周刊》见到他们时，他们已被相关部门安置在某宾馆，等待讨薪结案后返乡。

　　“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不是一个‘穷’字就可以回答的。”拍摄者老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流水线上的孩子

　　2016年11月25日，江苏省常熟市迎来了入冬后的第一波寒流。在宾馆内，记者见到了四名童工，他们是14岁的韦军胜、14岁的黎一隆、16岁的刘杰飞、15岁的杨俊鹏。

　　他们都穿着执法人员为其新买的冬衣。尽管穿着臃肿，也难以掩盖他们的消瘦。他们都有很重的黑眼圈。

　　三个孩子靠在床边玩着手机游戏，刘杰飞的游戏级数最高，这让另外两个孩子很羡慕，他们紧紧盯着刘杰飞的屏幕，不时发出惊叹。他们的手机中并没有电话卡，只是上网玩游戏和使用社交网络。与父母的联系全部依靠他们的带班师傅，那些比他们更年长的同乡人。

　　9个月前，刚过完元宵节，他们四人一起乘坐大巴车离开了贵州大山，经过两天车程，到达1900公里之外的常熟。带领他们的小作坊主冯健，如今已被刑事拘留。

　　2016年正月期间，制作服装的小作坊业主冯健前往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十二茅坡，找到了他的老员工王明家，通过他召集愿意去常熟打工的村民。王明在这个自然村里辈分较高，召集起来并不费事。有父母带着孩子到了王明家里，说因为孩子辍学在家，又无人管理，希望他们能够带孩子出去打工。双方还谈好工资待遇。经办此案的常熟市公安局民警陈立群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2016年2月29日，冯健带走了该村的10个人，其中有4个未成年人。

　　小作坊从早上六七点开始工作，直到夜里十一二点，每天上午11点10分和下午5点10分是吃饭时间，同时也是休息时间，总共不超过10分钟。

　　“我们刚来的时候，老板没有定工作量，我们每天7点就下班了，觉得很轻松。过了不到10天，工作量就定到了500，然后是700，再慢慢加上去，一直加到1300件，再加上去就干不完了。”负责给衣服“上腰”的刘杰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韦军胜说，每餐基本上吃一碗饭就基本没得吃了。到了下半年，因为工作量很大，偶尔有一点肉吃。每天夜里下工后，只要还有钱，孩子们就去买一碗5块钱的炒饭，或者泡面充饥。

　　因为是流水线作业，一个萝卜一个坑，老板曾经严肃地告知他们，不准缺岗，请假一天要被扣300元。

　　只有韦军胜请过一天假，“我那天发烧了，实在是起不来。”他回忆说。

　　他没有去买药，在阴暗的宿舍里躺了一整天。那次，老板没有扣他的钱，他觉得有些庆幸。

　　为了卧底，老韩去小作坊里干了4天活，已经觉得无法忍受。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份工作看上去没有风吹雨淋，其实非常辛苦，因为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几千次，胳膊始终都是抬着的，全身的肌肉酸痛。而且童工的工资平均每小时才5块钱，这远远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在冯健的流水线作坊里，一个童工的工作量与一个成年人并无差别，却只拿到成年人一半的薪资。带班师傅的月薪在5000元左右，而童工的工资前半年每月是2500元，后半年每月2800元。每半个月，发放300到500元不等的生活费，其余的薪水要扣押至年底才发，这个情况倒是与成年人相同。冯健雇佣了4个童工，一年就可以少支付近12万元人工成本。

　　“一方面‘温水煮青蛙’，慢慢使得童工麻木；再配合上扣押工资年底结清的方式，使得童工不敢逃离。他们被扣押的工资越多，忍受力也就不断加强，这是老板的一个策略。”老韩说。

　　童工多集中在服装加工行业

　　从已公开的案件看，童工较集中出现在服装加工、建筑、煤矿、烟花制造、餐饮和娱乐服务等领域，其中服装加工行业最为集中。

　　在体力要求较低，细心和耐心要求高的服装行业，童工的生产率并不低于成人，而报酬却低很多，加上童工普遍更温顺，更利于管控。

　　而常熟市是全国服装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目前常熟有36万服装行业从业人员，年产值和市场交易额双双超过1200亿元，有中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也是中国最富裕的五个县级市之一。

　　雇佣童工现象在这里也不是“新鲜事”。“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作坊中也有类似本地学徒的未成年人，当时法律不健全，观念也没有跟上。后来社会进步，产业升级，童工现象少了很多，而且劳动力又充足又廉价，没必要雇佣童工。”常熟市虞山镇劳动保障所所长支惠良长年与小作坊打交道，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是近些年，劳动力市场越来越紧，这种现象又出现了。”

　　在2015年，中国的劳动力规模由2012年的9.37亿降至9.11亿人，呈现连续4年绝对值下降，人口红利正在逐年缩水，用人工资不断增加。不断抬升的人力成本使得制造业不断寻找新的工价洼地。冯健到2000公里之外的贵州农村招工，他开出的2500元薪水，相较于贵州当地的工资水平，已让村民们和家长觉得满意。

　　因为没有营业执照，小作坊无法进入正规劳动市场招工，要么自己找人，要么倚赖中介。“已经被捕的冯健认为，比起中介介绍，老乡、邻居彼此知根知底，更可以信任。而中介带来的人不仅要缴纳中介费，而且常常有逃跑的风险。”常熟市公安局民警陈立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劳务中介也水涨船高，在常熟，通过中介招工，一个人的中介费就要2000到3000元。对于黑中介而言，只按照人头数算钱，所以在成年人中夹带童工现象非常普遍。“我们在作坊中见到那些超过16岁的工人，其实他们刚来时都是童工。”老韩说：“而且很少成年人愿意去小作坊工作，只剩下年纪小的人。”

　　早在2002年，中国就出台了《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禁止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开业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但不论是企业使用童工还是中介非法介绍童工就业，劳动部门查处起来都颇为困难。

　　“小作坊主肯定是清楚法律规则，但是因为童工年纪还小，在老板或者家长的诱导下谎报年龄，他们一般说自己成年了，只不过是没领身份证，因为贫困地区不领身份证的人也常见，或者冒用长相相似的亲属身份证。”长期与务工企业打交道的支惠良介绍说，他们的执法难度很大。在已破获案件中以举报最多，大多是因为同行老板相互揭发，或者是童工领不到工资前来报案。

　　自2012年以来，常熟市共查处使用童工案件107起，涉及使用童工211名，共处罚金300多万元。根据公开的新闻索引，在2012年5月与2015年7月，常熟市有两起正规企业也查出雇佣童工现象，线源均是来自举报。

　　而黑作坊同样难以发现查处。它们化整为零地隐蔽在民宅中，不纳税，不缴纳“五险一金”，利润颇为可观。以老韩所在的那间小作坊为例，生产一件上衣的利润在5到6元之间，每天他们要加工720件上衣，老板一天的收益额就至少有3000多元。

　　打工的动因

　　冯健和王明被抓的消息传到十二茅坡，村民们都很惊讶。一些老乡在QQ上问刚满16岁的刘杰飞，“不读书了不能打工吗”?

　　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十二茅坡，位于贵州省中西部腹地，辖区面积虽有3.8平方公里，但多是山地，耕地面积仅有1300亩，该辖区有人口1379人，人均不足一亩地。主要经济作物有中药材、茶叶、烟叶、葡萄等，2014年，该村的人均年生产总值为6500元，这与一个在发达地区地打工者的月薪差不多。

　　韦军胜是4个孩子中唯一没有手机的人，也是唯一能够记住父亲电话号码的。他的手指粗糙，指甲很长，指甲缝都是黑的，还夹着几丝棉絮。9个月来，这双手至少翻过了30万条裤子——他的工作是将裤腿翻面，并贴上棉片。现在，他安静地坐在宾馆的床边，双手夹在膝盖间，一时沉默不语。

　　他并非家里的第一个童工，他的姐姐就在15岁时外出打工，姐弟俩从此失去了联系。“她一会跑一处，谁知道她。”韦军胜说。据《中国青年报》对十二茅坡的报道，韦军胜的家门口就是学校，但他在初一的时候就辍学了，家里一度困难到“吃不上盐”。

　　问及父母的工作时，韦军胜转过身，不愿谈论。过了好一阵才说：“他们什么都没做，就是在家守着我奶奶。”事实上，韦军胜的母亲在他离开前几年就因无法忍受贫困而离开了家。韦军胜的爷爷背部长着一个碗口大的肿瘤，仍然要下地务农。2016年，他奶奶的病情突然加重，已无法讲话与行动，韦军胜的父亲只好放弃打工，回家照顾老人。韦军胜出来打工，也是为了挣钱养家。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该村14至18岁之间外出打工的，估计有一二十人。

　　黎一隆的家庭状况也类似。他在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二，还有一个读初三的姐姐，和两个妹妹。往年，母亲务农兼顾照料孩子，全家就依靠父亲在外打工生活。因为两个妹妹经常生病，加上建房子的欠款，家里始终背着一万多元的外债。他的家里没有什么家用电器，也很少有肉吃。所以在常熟的生活，他基本是满意的。他跟母亲通话时，也总说：“老板对我很好，吃得还可以。”

　　冯健在十二茅坡招工时，只告诉了招工对象每月的工资和发放方式。而具体工作内容、时长，休息安排，吃住条件等等一字不提，村民们也没有多问。黎家父母和其他家长一样，没有与冯健有任何书面合同，他们甚至不知道冯健的姓名。黎一隆的母亲能够想到的沟通方式，就是送给冯健一篮花生，这是家里最像样的礼物。

　　刘杰飞的家庭情况好很多。他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收入并不少，家庭也负担不重。所以他领到第一笔工资时，并没有特别欣喜，“都没有压岁钱多。我只是不想待在村里。”

　　在“贵州省万村千乡网页工程”的网站上，记载着该村3位致富农民的事迹，他们都有早年外出打工的经历。

　　韦军胜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以前，就很羡慕那些出来打工的人，他们穿得很有派头，还说出来没人管，很好玩。”

　　老韩在云南文山采访时，遇到准备外出打工的少年小文。小文之所以想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挣钱养家，而仅是想和同村的打工者一样“有一个很厉害的发型”。这对老韩的冲击很大，“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新鲜事物迅速地介入了那些原本单纯闭塞的山区生活，当地村民面对很大的冲击和诱惑，他们也希望获得这些城市的生活方式。比如，在那种小作坊的环境里，打工者都会买高档的笔记本电脑，用来游戏和娱乐。”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老韩原计划去云南文山采访童工小熊的家，却扑了个空。小熊的邻居告诉他，小熊一家四口人全部在外打工，生活条件一直不差，“他想要出去，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离家人更近一点。”

　　回不去的学校

　　常熟市公安局民警陈立群说，“王明在事实上承担了童工中介的角色，但并没有从中获利。他还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

　　这4名孩子中，韦军胜和黎一隆是初一辍学，杨俊鹏初二辍学，他们普遍认为“读书没什么用”。

　　中国的儿童基本在6至7周岁入学，初中毕业时的年龄为15至16周岁，也就是说，至少要到初中毕业，才能到达法律规定的最低就业年龄。

　　而初中的高辍学率是童工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发布了关于检查“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边远、贫困及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初中辍学率较高，有的地区超过10%。

　　真实情况要更为严重，隐性辍学的比例要远大于此。早在2009年和2010年期间，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就对西部贫困地区46所学校进行跟踪调查发现，初中阶段一届学生的辍学率高达25%以上。该研究中心小组成员，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耀疆认为，农村初中辍学情况在这两年来并未好转。按2009年农村初中学生2000万名、国家级贫困县学生数占全国学生总数七分之一来计算，每年贫困地区都有70万名左右的初中生辍学，他们成为童工的重要来源。

　　如何让学习差的初中生留校读书，并有可预期的升学空间，是解决童工问题的关键，提高中等职业学校发展水平成为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中国的技能人才总量仅占从业人员的五分之一，市场缺口巨大。而当前，中西部地区的中职教育状况却颇为令人担忧。

　　以这4名童工的老家贵州为例。从2013年开始，贵州省开始推行教育“9+3”计划(即巩固提高9年义务教育和实行3年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即从该年秋季起，免除省内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学费，60%以上中等职业教育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

　　刘杰飞本是这一计划的获利者，他在初中毕业后，父母将他送到了贵阳的汽修学校读中专，但仅仅在一个学期后，还是辍学了。

　　因为从小没有职业培训基础，刘杰飞的动手能力很差。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很小，条件还不如初中，很多学生才分到一台破车来修。”他将一年的生活费都花在了这所中专校内的网吧里。他听说该校毕业的学生就在当地汽修厂自谋职业，薪酬也很低，刘杰飞觉得没什么意思，就辍学出外打工了。

　　在刘杰飞就读中职学校的2015年，贵州省中职招生的考核指标是33万人，但实际招生总人数仅为23.8万人。

　　贵州省中等职业教育生师比为30比1，远低于国家标准的20比1，每个学生人均仪器设备值2150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全国排名第30位。

　　由于各级财政财力有限，贵州省的中等职业学校建设资金多半是通过银行贷款、企业垫资、资产置换等方式解决，职业院校基本上是举债发展，并且学校布局过于分散，办学规模小，平均每校仅有1300人。2012 年，贵州省有中职学校 229 所，2年后，就减少了20所。

　　11月25日下午，四个孩子被安排在常熟市区游玩，这是他们来到这个城市9个月后，第一次离开作坊和宿舍，走进这个陌生的城市。在完成最后的劳动强度鉴定后，他们即将返乡。

　　常熟市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小作坊对政府而言，没有什么收益，只有行政负担。我们此前也考虑要关停取缔，但基于缺乏法律依据，并且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员，比较为难。这次童工事件，可能会成为取缔小作坊的一个契机。常熟市已经展开了为期15天的童工严密排查，视频里中介说的6000人，目前还在排查中，只发现视频里的小熊一名童工。”

　　在面对镜头或者记者采访时，这四个孩子均表示要回学校继续读书，但常熟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请了心理咨询师给他们一对一谈心，咨询师的心理鉴定是这些孩子根本是不想上学的。”

　　当记者问起韦军胜将来的打算，他想了很久，最后说，“我想起来了，在我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爸说让我去学理发，可能学理发会好一点。”刘杰飞想学电脑，但“不知道学不学得来”。

　　小文事后给老韩发短信说他已经准备复学了，而小熊已不再回他短信。

　　(为保护未成年人并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韦军胜、黎一隆、刘杰飞、杨俊鹏、冯健、王明、老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