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说得好：“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在文人圈内，彼此不服，相互轻视、谩骂甚至大打出手者，比比皆是。三国时期，曹操之子，后来成为皇帝的曹丕有一篇经典的精悍小文——《典论·论文》，这篇文章的开头第一句便是“文人相轻，自古皆然”。曹丕非常不理解，其实每个人的文章都各自有特点，也各自有不足，但为何彼此之间就不能互相容忍呢?

　　文人为何会彼此瞧不起？那是因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学问没有一个恒定的评价标准，每个人的研究领域不同，视角不同，它所做出的成果也就各不相同。学问的难以评定，在当今，带来的问题就是社会地位和财富利益的难以评定。

　　“手无缚鸡之力”，这是千百年来对文化人的形容。但其实，文人之间真的被逼急了，也会各自谩骂，甚至上演“全武行”和人身攻击。

　　将谩骂之功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应该首推鲁迅。纵观鲁迅的“骂人史”，他骂过许许多多的人，有人将其原因归结为鲁迅的心理问题。不过，鲁迅骂人，一般不进行人身攻击，但有一个人除外。

　　他对于这个人的痛骂，真的践行了他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所说，痛打落水狗。这个人究竟是何人也?说来也是鼎鼎大名，即近代“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他“层累地构成中国古史”，古代历史愈完整则愈可疑的观点，深切地影响到后来中国历史研究的走向。据很多人回忆，顾颉刚脾气很好(不然，他年轻的时候，也很难在胡适身边做书记)，那么，鲁迅为何会与他结下一生解不开的梁子呢?

　　主要是因为顾颉刚曾揭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学者盐谷温的著作--《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但冤枉的是，写成文章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人并不是顾颉刚本人，而是北大西语系教授陈源。

　　事隔90年后(陈源的文章发表在1926年的《晨报副刊》上)，我们现在再回望这场抄袭案，其实鲁迅并非完全无辜，他在《红楼梦》评论等地方确实参考了盐谷温的著作，但他并未完全清楚地进行注释。

　　鲁迅因此怀恨在心，在后来的信件中，鲁迅直接将顾颉刚称之为“鼻”、“红鼻”(因顾颉刚鼻头微红)。鲁迅甚至还在《故事新编》的《理水》一篇中，含沙射影地骂顾颉刚有“生理缺陷”，如此刻薄，实在前所未有。

　　事情还并没有完。1927年1月，鲁迅受聘任职于广州中山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巧的是，因为傅斯年的力荐，三个月后顾颉刚也来到中山大学担任史学系教授兼主任，鲁迅的火一下子就窜上来了，感觉与顾颉刚成为同事，自己完全失了面子。他在给友人的心中写道：“红鼻来时，我便走了”。鲁迅以此向校方提出辞职，以此来赶跑顾颉刚。

　　中山大学主持校务副校长的朱家骅只好从中调停，希望通过和稀泥的方式挽留鲁迅。但鲁迅“一个都不宽恕”，不依不饶，无半点调和的余地。校方无奈，只好委派顾颉刚先到江浙一带为学校图书馆购置图书以示让步。后来，鲁迅还是走了，顾颉刚曾在日记里感叹，鲁迅“恨我乃深……用心险恶，良可慨叹”。

　　这段历史成为了文人之间，互相谩骂的公案，一直到今天，许多学者仍孜孜不倦地对其进行研究。在学术界，评判是与非，并没有一套法律文本，更无一套恒定的原则，即使有恒定的原则，也没有法律的强制执行力。因此，当一个人受到他人的指责，他所能回击的力量，恐怕只有谩骂和大打出手吧。

　　大打出手的故事，在历史上也有许多。人们都说“打人不打脸”，在文人看来，被打了脸，就真的是“斯文扫地”，难以抬起头来，但偏偏文人们又喜欢直接打脸，甚至扇耳光。这其实真的很像女人之间的打架，明知彼此都是女人，却非要把对方扒得精光，以此羞辱。其实，她在羞辱对方的同时，也羞辱了女人本身。

　　明末崇祯时期，著名文人艾南英曾在名士陈子龙面前，以一股义气批判李梦阳和王世贞等人的文章，陈子龙(秦淮八艳柳如是的夫君)一怒之下，扇了艾南英一记响亮的耳光(事件载于【清】杜登春《社事本末》)。

　　此外，还有更有名的。在戊戌政变之前，章太炎与梁启超之间也上演过一场精彩的群殴。1897年，黄遵宪、梁启超与汪康年等维新派人士在杭州办起了《时务报》，以求作为变法维新的宣传阵地。因为人手不够，梁启超等人就招来了当时初出茅庐的章太炎。章太炎因疯和狂而著名，后来黄兴直接斥其为章疯子。章太炎看不惯康有为一派，认为康有为是打着变法维新的旗号，包装孔子，说夏商周三代之事，简直是以“政治而阉学术”，章太炎更把康有为看成是蛊惑人心的“教主”。据金宏达《章太炎传》的记载，梁启超等人听到此言论，立即带了一群人来到报馆，痛殴章太炎，章太炎也并非等闲之人，立即反击，并在殴打中狠抽了梁启超一个响亮的耳光。

　　这场事件，不能不说是章太炎后来导向革命派的重要因素之一。

　　民国左翼作家萧军和后来的“四人帮”成员之一张春桥，也有过一段武力打架的恩怨。萧军出身于东北，自小就有一身匪气，16岁的时候就曾殴打过体育老师。用萧军后来的话说，他打的架比写的文章多。

　　1936年，鲁迅逝世。作为鲁迅坚定的追随者，萧军异常悲痛，在鲁迅坟前烧了鲁迅生前喜爱的几本杂志，这引起了当时在上海杂志公司担任助理编辑张春桥的不满，说他是在搞封建迷信。萧军听闻此言，找到张春桥及其同事，相约以武力解决问题。当晚，他们在上海徐家汇的一块空地，找来聂绀弩和萧红等人作为见证人，萧军还带了半截铁棍赴会，被聂绀弩夺了下来。张春桥等人哪里是萧军的对手，只一个回合便被打翻在地。自此，张春桥不敢再招惹萧军，哪怕到了“文革”，权力炙手可热的张春桥，也没再找过萧军的麻烦。

　　如果说谩骂、斗殴打架还是在二者之间展开，那么还有一种文人争斗的方式则更为恐怖——即贴大字报。这种形式，在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尤为著名，比如“十年浩劫”之时，不知道产生了多少批斗的大字报，但在当时的香港，却也同样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牵扯到两位重量级的学者，在他们的背后，也牵扯到两种思潮之间的较量。

　　这场事件的主人公分别是港台新儒家的代表唐君毅和现在史学界的巨擘余英时，发生的地点则在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最早是由崇基学院、新亚书院(钱穆创建)和联合书院组合而成。开始的时候，这三个书院相互独立，每个书院都有独立的行政和教学体制，香港中文大学只管授予文凭。三套体制(再加上中文大学本部)，彼此相互运行，必然带来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

　　1975年11月，港英政府任命校外人士组成了“香港中文大学调查委员会”，对香港中文大学进行改革，意图将其彻底合并。香港中文大学改革，牵动了各方的利益，也引起了包括钱穆在内许多教师的不满。

　　余英时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副校长，在这一件事中被许多人所误解。余英时青年时期，曾在新亚书院就读，师从国学大师钱穆，此后负笈美国，在哈佛求学。1973年回到香港中文大学，历任新亚书院院长和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等职。据余英时自己回忆，他后来被制定为改制小组的主席，从1974年夏天到1975年，他前后主持召开了一百四十多次回忆，商讨如何接受港英政府的条件。“我尽量想保持三校完整和独立，最终共同写了一份报告。但两面不讨好，港府固不肯接受，新亚方面唐君毅师竟误会我‘出卖’母校，在背后鼓动学生写大字报批我。”

　　大字报事件令余英时心灰意冷，后来远走美国，不在从事学校政治，一心扑在研究之中。这件事，也让余英时对港台新儒家失去了好感“对新儒家在理论上陈义高远，而实践中却和常人差不多，不免感到失望。”因此，他后来做研究，对于儒家思想报以审慎的眼光和批评的态度，不能不说与这场大字报事件无关。

　　如果说，以前的文人争斗，还多半围绕在理想与信念、学术与思想之间的争论，那么现在的争斗，则多半围绕着自身的利益。我们不知道是因为年代的久远，将前人为利益而打架的事进行了选择性遗忘，还是我们现在的文人太注重名与利而不再为理想而争斗？

　　但有一条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文人之间的“干仗”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年复一年的传承下去……

　　宋晨希，媒体工作者，好文史，倾心思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