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初，全国人大授权33个县(市、区)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泸县被确定为全国15个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之一，并在2016年将改革延伸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和征地制度改革。三年试点改革原本于去年底结束，但是考虑到有些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试点解决，全国人大决定将试点期限延长一年。

　　这三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教授带领该校宅基地制度研究课题组在泸县持续跟踪调研。日前，刘守英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以泸县为代表，当前中国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有其内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宅基地制度改革又是止住乡村衰败、活化村庄的关键，因此地方政府把握发展的节奏非常关键，切忌政策忽左忽右。

　　宅基地改革带来的两次升值

　　第一财经：在中国，宅基地制度的改革一直以来都比较缓慢。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刘守英：对于宅基地，人们往往有一些惯性的认识，有人认为宅基地和房屋是农民的命根子，不能动;也有人认为，宅基地涉及农村安定和政权稳定，不要轻易动;还有人认为，中国的宅基地制度非常独特，不能用普遍性原则看待这一特殊制度。因此在过去，有关部门对宅基地制度，就有了两个现实选择，一方面以不动应对变化，另一方面强管制重于改革。

　　结果这种无视现实变化的政策导向，导致了宅基地制度安排严重滞后于现实需求，宅基地制度改革落在其他改革后面。而结构改革是宅基地制度变迁的根本力量。要是没有结构变动，那么乡村就是费孝通先生语境中的“乡土中国”，以地为生、以农为业、生于斯长于斯、安土重迁。村庄、宅基地制度就无松动的可能。当然，一般意义的结构转变，也不足以带来村庄和宅基地制度的变革。但是现在出现的农二代“离土出村不回村”，就成为了撬动宅基地制度变革和村庄转型的根本力量。

　　结构变化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代际差异的影响。同样是离土出村，农一代和农二代有着不同的经济社会特征和行为模式。农一代对土地的感情深，他们“离土出村”最终回村，种地既是收入来源也是生活方式，宁愿住家里的瓦房也不住城里的楼房，不会轻易动家里的宅基地和房子。农二代基本没种过地，对土地的感情不深，不务农，不回村盖房，在城里购房比例增加，生活方式城市化，回家是为了探望老人。

　　代际差异影响和决定着人地关系松动与村庄演化的速度与节奏。农一代是乡村集聚和人与宅基地关系变迁的滞缓因素，他们维持着传统的村庄形态以及人与宅基地的关系。农二代是乡村转型和人与宅基地关系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村庄集聚、人与宅基地关系变迁，取决于这种代际差异，发展时序不到那个阶段，村庄集聚和人与宅基地关系变迁就不会发展太快，因此把握发展节奏非常关键，切忌政策忽左忽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