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幼儿园”“营养包计划”“慧育中国”家访等项目，让许多孩子绽放笑脸。

　　目前的发育神经学、发展心理学以及人力资本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都强调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性。据估算，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年均投资回报率在7%—10%之间。加大对贫困地区儿童的投入，是精准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渠道。

　　中国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状况究竟怎么样?为什么说“扶贫扶智”对孩子更重要?我国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有何效果?相应的顶层设计、政策措施是否到位?有哪些国际经验可以借鉴?我们来听听相关项目负责人的思考和国外专家的建议。

　　——编 者

　　学龄前的孩子谁来管?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还缺8 万个幼儿园

　　贵州省松桃县大湾村。

　　5岁的小新，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她的世界在小小的电视里。每天静坐在屏幕前，她寡言少语、拒绝交往。

　　5岁的小琪，爸爸去世，妈妈离家出走。寂寞的时候，她会故意管奶奶叫声“妈妈”，寻求一份心灵的慰藉。

　　这些贫困山村的孩子们，得益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山村幼儿园项目，如今可以聚在村子里的幼儿园中，一起玩耍、学习，告别孤单无助。

　　城里的小孩儿，大多有“排排坐、分果果”的童年回忆，但我国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和其他农村地区，偏远山村3—5岁幼儿基本没有入园机会。这些孩子的语言、认知能力与城市相差40%—60%，某种程度上，已经输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

　　目前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有大约900万4—6岁的适龄儿童，他们是最需要学前教育帮扶的群体。《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提出，到2015年，贫困地区学前三年教育毛入园率有较大提高;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国务院有关文件对提高贫困地区入园率提出更明确的目标：到201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55%以上;到2020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学前毛入园率达到70%。

　　从2011年开始，中央财政已经投入700多亿元支持贫困地区学前教育发展。各地和社会组织也有很多探索实践，比如，河北省建立了64个支教点，招聘志愿者支教。西藏已实现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15年免费教育，并且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4年来通过公益募捐的方式，设立了1100多所山村幼儿园，在园儿童3.8万名。

　　“努力卓有成效，但‘短板’也相当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表示，当前贫困地区学前教育仍存在幼儿园数量不足、师资薄弱、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滞后等问题。

　　难题怎么解?

　　专家认为，一是调整经费投入重点和资助机制。有必要按照就近、分散原则修建山村幼儿园校舍，减轻留守儿童的交通负担。在财政投入上，要突出“精准”，对低收入家庭、偏远地区家庭等，通过收入所得税减免、发放学前教育券等方式重点资助。此外，考虑到学前教育对贫困地区孩子终身发展的影响，要确保学前教育的资助在整个教育扶贫中的优先、基础地位。在效果评估环节，要强化问责机制，减少浪费，对低效项目要果断撤资、转投。

　　“要想如期实现既定的学前教育普及率目标，目前贫困地区还缺8万所山村幼儿园，必须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保证每分钱都花到刀刃上。”卢迈说。

　　二是学前教育的供给模式也应更丰富。“推进村级幼教点建设，利用原来小学校闲置的房屋或村委会，吸纳志愿者来支教。每个幼儿园每年有3万元就够了，2009年以来，我们已经建成了665个幼教点，3500名孩子的在学表现与来自公办幼儿园的孩子比，相差无几。”

　　卢迈还建议，应多渠道拓展师资来源，广泛开展支教实习，对少数民族地区学龄前双语教师给予培训补贴等奖励。

　　0—3岁的“小奶娃”怎么养?

　　贫困地区幼儿发育异常率是城市的4倍

　　在北京打工的李明来自河南农村。她的女儿佩佩4个多月就断奶，放在家里交给爷爷奶奶带。

　　“她爷爷整天忙田里的活计，奶奶不识字，营养方面也不像城里这样讲究，有什么就做什么。早教更谈不上，没人教孩子背诗、画画。”说起女儿，李明满心愧疚，然而生活的现状又由不得她有别的选择。

　　像小佩佩一样，眼下在中国，还有很多3岁以下的低龄“留守儿童”完全由祖辈养护照料。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缺乏充足的营养和情感互动，让这些孩子表现出明显的发育迟缓。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甘肃华池县做的“DenverⅡ即上海市小儿发育筛查量表Ⅱ”调查显示，当地0—3岁儿童中可疑率、异常率占总数的42.9%，其中异常率为19%——按DenverⅡ要求，这部分孩子的发育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送到卫生机构寻求帮助的程度。

　　“在上海，同龄儿童发育迟缓率、可疑率加起来不超过10%，只相当于华池的1/4。贫困地区每10个孩子里就有4个多发育不正常或者是疑似不正常，特别是语言和社交能力这些决定他们成年后成活状态的指标，城乡差异巨大。”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发展中心主任杨一鸣说。

　　如何让“小奶娃”获得更好的照料，有一个公平的生命起点?

　　2012年，我国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00个县启动了6—24个月儿童营养改善试点项目，为婴幼儿免费提供辅食营养包。至2015年，该项目已经覆盖了341个县，211万名儿童受益。

　　除了“食物补养”，还要有“精神补养”。

　　2014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国家卫计委合作，将甘肃华池县纳入第二批“营养包计划”并派驻家访员，每周一次60分钟入户指导喂养，与孩子说话、玩耍，带着孩子唱歌、画画，同时指导家长与幼儿互动，促进幼儿的语言、智力、行为、社交情感等各项能力的发展。

　　华池县五蛟乡的小可欣在接受家访前，反应迟钝，不喜欢与陌生人交流，只能“咿咿呀呀”地说些简单词汇，身体动作极不协调。接受家访一年后，可欣变得更加健康、开朗，喜欢拉着人玩耍。她的奶奶感慨地说：“这娃娃变化太大啦!”

　　数据显示，在孩子身体发育方面，干预项目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起到的作用尤为明显，幼儿贫血率大为降低，同时还改善了幼儿家庭的养育行为、育儿模式等，使孩子语言能力显著提升。

　　促进儿童早期发展，要“早”到“孕期干预”。基金会在青海乐都县依靠乡村卫生院对孕妇和6个月以下幼儿的看护人提供保健和养育知识培训，对每次来上课的家长给予30元“奖励”，该项目有效地降低了当地的新生儿低体重率。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中国约有6000万0—3岁以下婴幼儿。受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未来几年中国0—3岁婴幼儿的数量将会呈现一定幅度的增长。而从中国面临的现实情况来看，对婴幼儿的看护已成为许多双职工家庭的难题，特别是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贫困儿童等，更难以从家庭、社会与市场获得充分的照顾与养育。

　　“目前国内还有12.8万个贫困村，到2020年，我们起码应该在6万个贫困村提供早期养育服务。”卢迈认为，美国、古巴、巴西等都有儿童早期发展的国家大型项目，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明确体现政策意图，并与攻坚脱贫相适应的规划，同时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政策制定要更符合实际，应该是全时段、全过程施策，对儿童健康、营养、早期启蒙、儿童保护和伤害预防等方面进行综合干预，中央、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机构要充分合作，要更充分地发挥社会公益的力量，并善于用信息化手段搜集数据、跟踪评价。”卢迈说。

　　(图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