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一个城市里超过五百万人都知道你的私人手机号码。每天有0.01%，即五百人给你打电话，你都接了且平均在每个电话里耗时约两分钟，那么你将花上一千分钟——约17个小时用于打电话，那么基本上你除了睡觉外都在跟人打电话，别的事什么都不用干了。

　　即便打个对折，你一天花八小时跟人打电话，如果你不是客服接线员，那么你的正常工作生活必然受到影响。

　　一个五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找五百个无聊的人，或者精神不大正常爱打电话唠嗑的人实在不难。再者，如果你是市长，有能力解决一些人们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那么每天恐怕就不止五百个人会给你打电话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得不承认亳州市长是个不错的官员，近日接访群众时把私人手机号码公布出来并表示：信访群众有新的问题、诉求直接向他反映。

　　态度很诚恳，且不论效果如何，是否能打过去不占线，市长能否接得过来，人们对于努力诚恳的态度总会报以积极肯定。

　　这种态度自古有之。史书不乏爱民如子的英明君王或清廉官吏，出巡遭遇百姓拦路鸣冤，往往亲自接待，听诉冤情，并交代有关部门落实解决。

　　但显然这种办法并不具备广泛适用性，少数几人爱民如子，哪怕天天出去给百姓申冤，终究忙不过来，这就是为什么要有一套政治制度以及各级政府机构，分工解决各级问题。

　　而如果人们遇到问题，热衷于绕过基层管理机构，想方设法上达天听，说明两点：一，基层管理无法满足民众需求；二，基层管理丧失民众信任。一位管理五百万人口城市的市长，为了解决群众难题执意留下私人手机号，恐怕多少也有以上两种原因。诸葛亮治十万军北伐，兵卒将官罚二十军棍以上的鸡零狗碎之事都要亲自把关，司马懿对此评价：其能久乎？诸葛亮则道出苦衷：恐他人不尽心。

　　亳州市长的做法对于管理一千人的村长而言可能行得通，但级别再往上便不具备推广性了。五百万人每天遇到的各类问题何其之多，市长只是一个人，手机也只有一台。现象级的青天老爷固然看上去很美，骨子里终究是种人治思维。对于现代化国家而言，圣人思维已经不合时宜，如何优化制度建设，完善管理机制，显然才是更为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