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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就是乡土社会，小农意识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国民性格之中。

　　上溯三代以上，几乎每个中国人的祖上都是农民。将近两千年来，小农经济已经成了中国传统的DNA。中华民族依赖小农经济养育人口、生生不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一语道破：中国就是乡土社会，小农意识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国民性格之中。

　　但中国并非一开始就是小农经济。从战国时期，直到汉代初期，中国的城市工商业相当发达。如果一直沿着这个方向演变，中国未尝不会出现类似古代希腊那样的城邦文化。历史的洪流在汉代转了一个大弯。根据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的研究，中国在汉代才出现了独特的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这一生产模式的出现，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商业繁荣。在《史记 · 货殖列传》中就提到了盐商猗顿、铁商郭纵、畜牧起家的乌氏倮，以及能够获得秦始皇敬重的女企业家巴寡妇清。《汉书》里关于巨商大贾的记载更为详细。《史记》写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商业的兴旺，一是得益于战国时期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而这是借了各国为打仗纷纷修路之便；二是得益于战国时期的大国比春秋时候的封国规模更大，市场规模更大，人口和货物能够流通的范围更广；三是得益于货币制度的发展。汉初的商业繁荣，亦得益于战后的“和平景气”：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这是一种以城市为重心、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由此带来的那种意气风发的市井社会，也显得格外别致。《史记 · 游侠列传》中写到的那些个性鲜明的侠客，大多生于闾巷，而非寄身畎亩。

　　由乱至治之后，人口逐渐增长。据估计，西汉时期人口的增长率大约为1.6%。在一个传统社会中，这是非常高的人口增长率。西汉时期，人口总额至少翻了一番，或许翻了两番。在一些核心地区，人口压力逐渐凸显。西汉初期，官府试图减少农民的赋税负担，但仍然无法缓解人多地少的困境。官府支持人口迁移，尤其是迁至具有战略意义的北部边疆。然而，开垦新的耕地的速度始终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四处漂泊的流民。

　　早在西汉初年，就有像贾谊、晁错这样有远见的大臣上书，要求朝廷采取措施发展农业。西汉初期的应对措施是重本轻末，认为农业是本，商业是末，一方面提高农业的地位，另一方面打击商业。汉景帝时期就曾经打击闾里豪强，但最具杀伤力的还要算汉武帝时候的“算缗令”和“告缗令”。

　　汉武帝好大喜功，四处出击，大兴土木，自然入不敷出。“算缗”是官府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一缗折合一千文。富豪家中财产，每两缗抽取一算，约为一百二十文或二百文，税率折合6%-10%。乍看似不高，但这次出台的新税已经比旧税提高了五倍。此外，官府还要征收车船税。《史记 · 平准书》写到，“算缗令”公布之后，“富豪皆争匿财”。于是，汉武帝又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告缗”运动。

　　所谓“告缗”，就是发动群众斗地主，鼓励群众揭发隐瞒财产的商贾。一旦被告发，这些商贾的财产就要被全部没收。告发者将得到大大的奖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富豪家财的一半都赏给告密者了。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多被告发得倾家荡产。后来，汉武帝派出工作组奔赴各地，清理告缗罚没的财产，得到财物数以亿计、奴婢上千万。大县罚没土地数百顷，小县也有百余顷。大约十年之后，“告缗令”才最终废止。

　　许倬云谈到，这场告缗运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之后，富人们不敢再投资于工商业，而是转而购买土地，因为土地不属于征税对象。加之商业税严苛、农业税优惠，这更鼓励商人们投资土地。这导致土地价格上扬，普通农户无力购置大片田地，只能在一小块土地上刨土求食。

　　“告缗令”是一个来自经济系统之外的外部冲击。经济系统遇到外部冲击自然会偏离原有的轨道，但逐渐会调整回去。若从根本上讲，中国的小农经济，很可能跟种植本土农作物需要的技术有关。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就曾经提出过类似的假说。各种农作物差异较大，因此种植不同农作物的文明也表现各异。欧洲种植的小麦易收耐寒，但产量太低，大约播一收五，即产量是播种的种子量的五倍左右。东亚种植的水稻产量高，但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美洲种植的玉米易于成活、产量最高。布罗代尔讲到，正是由于种植玉米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而且不占用太多的人工，才有可能调动那么多空闲的人力去修建玛雅人的巨大金字塔、库斯科的巨墙或马丘比丘。

　　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主要粮食是稷、黍、麦和稻。稷、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作物，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人的主要食物。一说麦来自西亚，也有观点认为中国自己培育出了麦。麦要到汉以后，才获得了主要食粮的地位。中国人的食粮素以五谷为主。五谷究竟包括哪几种作物，尚有争议，但像稷、黍、粟、菽这些中国北方的禾谷，或是从狗尾草的变种演化而来。

　　禾谷的优点是抗风、耐旱，适合北方的气候。但种植禾谷也有不利之处。分量较轻的谷粒很容易从谷穗上脱落，来年自己发芽长出来。要想提高产量，就得不断地除草间苗、深耕保墒(在中国北方，只有将土地的表层翻耕，打碎覆盖耕地地表的细小颗粒，干燥的黄土地才不会很快失去水分)。中国的农夫不得不付出格外艰辛的劳作，从播种之前，到收割之后，都要不断地耕耘土地、芟除杂草，中国的农民在这些农活上付出的劳动和时间，超过了播种和收获时所需的劳动和时间之和。“锄禾日当午”，就是写照。中国的小农经济是精耕细作的农业，这和种禾所需的劳作是有关的。

　　种稻亦然。水稻可能是土生野稻的改良后代。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插秧的技术，农民在浅平的秧圃培育稻秧，这能够节省稻田的面积，提高产量，但代价是农民不得不再把秧苗移植到大田中去。水稻需要大量的水，因此农民还得花费大量的时间灌溉。布罗代尔就曾经讲到，一位在中国旅行的传教士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农民不用马拉水车，而是自己用脚踩动机器，“轻松愉快”地踩一天。

　　由于土地稀缺，汉代农民为了改良土壤，付出了艰辛努力。欧洲的农民土地广阔，可以拿出很多土地休耕，而休耕地可以用来喂养牲畜。牲畜的粪便再用来做肥料。中国的农民不可能这样“奢侈”，他们只能对有限的土地连续耕种。中国的肥料包括绿肥和粪肥。杂草腐烂之后，变废为宝，可以改善农田土质。粪肥则只能用人的粪便、猪和鸡鸭的粪便。用粪肥改良土壤、有限的家畜饲养，表明汉代的农民不得不采用小农经营的方式。

　　古代的农书，比如《氾胜之书》的记载上说，汉代的单位面积亩产非常之高，两个劳动力种十亩田，所得粮食可供他们两个人吃26年。这一记录是否可信，仍待考证，但较有把握的是，到了汉代，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已经大致成型。西汉末年制铁技术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东汉时期已经可以用熟铁制造农具。但汉代的农具一直流传至今，无论从种类，还是每一种类的细节，居然都和今天的农具极其相似。

　　说起小农经济，人们往往认为小农经济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其实恰恰相反。如果是大的庄园，各类农作物、各类手工作坊齐全，才有可能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是无法自给自足的，许倬云讲到，中国的小农经济是重商的小农经济。

　　从九月以后，田间的劳动就告一段落，农闲时光，人们会从事农具和房屋的修整，或是一些可以赚取现金的活动，比如加工食品、纺纱织布、金属加工、制革制陶，甚至做一些运输和买卖。或近或远的交易网络，将零零散散的小农经济交织在一起。农民参与的交易大致在两个圈子里进行，一是方圆五十公里左右的小圈子(赶集趁墟)，一是方圆两百公里左右的大圈子(都市城镇)。汉学家施坚雅提出，中国的农民参与市场活动有一个周期循环。若是天下承平，农民就积极参与到市场体系中，集市连着城镇，城镇连着远处的市场，形成了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网络;而到了动乱时期，农民就会回撤，以至于一个村子完全地与外界隔离，形成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

　　中国从汉代开始，就出现了精耕细作、重商的小农经济。这一转型肇始于政策的剧烈冲击，但归根到底，是在中国独有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做出的一种最优选择。一旦走上了这条演进的道路，历史就从此景色大异。两千年一弹指。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农村网立场)

　　何帆

　　财新智库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