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北京有一场诗歌活动，诗人中岛主编的《诗参考》迎来了30周年。130多名诗人与来宾，聚在东三环的一处所在，大家朗诵诗歌、聆听诗歌。因为获得了一项荣誉，我也前去参加了这场活动，见了许多十多年未见的朋友，这也意味着，我已经远离诗歌十多年了。

　　初当北漂的时候，诗人群体是我最早的圈子，他们生活在城市的各个地方，每晚总有诗歌聚会。所谓诗歌聚会，其实就是大家在一起喝酒，喝了点酒之后，就在席间朗诵诗歌。

　　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那几年，以及新世纪之初，北京城的人们，对于诗人的活跃习以为常，并不觉得酒馆里有人朗诵诗是件怪异的事情。记得有名诗人曾在长安街上行驶的一辆公交车里，站在与司机并排的位置，手握一本诗刊，声情并茂地朗读一首诗，放在今天，他也许会被其他乘客用手机录下来放在社交媒体上，引来一阵嘲讽。

　　“贫穷而听着风声”是不够的，那时候虽然诗人们都穷，但喝酒的钱还是有的，不见得是什么好馆子，街头巷尾普普通通的小酒馆就好。一个狭小的包间里，经常挤进来十多个人，有很有名的诗人，也有刚刚流浪过来的年轻人，大家不排座次、不分彼此，点个头就算交了朋友。

　　我居住的房子，成为一个流动的诗人落脚点，来了诗人，就在家中餐桌上支起一个火锅，放条鱼或者两斤羊肉进去，吃完了就只捞土豆片和白菜。那时我已结婚并有了孩子，但家人并不觉得经常有人上门麻烦。吃饱了的诗人朋友，有时会在客厅打地铺，地铺打不下，就到厨房里开窗户抽一夜的烟聊一夜的天。

　　诗人中岛大约也是上世纪90年代末来的北京，但阴差阳错，我很晚才认识他。后来我们住到了一条河的东岸，才有了交集的机会。他讲过许多早期来北京的故事，比如大家都熟悉的住地下室的经历，“整整背出来一袋子虫子尸体”，他用诗人独有的夸张讲述打扫地下室的状况。

　　中岛也有过辉煌的时候，那是他担任一家都市报主编时，工资收入本身就高，再加上给一些媒体撰写专栏，使得他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一个“有钱的文化人”。年轻时的中岛白天编稿写稿纵笔纵情，晚上就吆喝朋友去饭店、酒吧“千金散去还复来”，在一年收入就够买京郊一套房子的时代，诗人中岛愣是没给自己留下一片瓦。中年之后的中岛并不为此惋惜，与青春比起来，钱算什么。

　　作为朋友的中岛，是个敏感、细心、总是为别人考虑的人，作为一名诗歌活动家的中岛，一旦投入到他的事业当中去，不高的身躯总是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以30周年活动的聚会为例，这场招呼了过百嘉宾的活动，全是他与一名女主持人事无巨细一手操办出来的。说什么，做什么，住哪里，吃什么，中岛把每个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到。几乎没人不满意这场聚会，大家都笑言，中岛兄把一场诗人的聚会搞得像奥斯卡颁奖礼，直接把诗人活动抬升了好几个档次。当聚会结束，诗人们纷纷回到酒店在醉意中沉沉睡去，我开车带中岛回几十公里外的家，坐在副驾上的他，方显出一点点疲倦。

　　是什么时候诗人之间的联系开始不再那么紧密了?在午夜高速公路上疾驰的车里，我和中岛聊这个话题。2003年的非典，恐怕是一个门槛，跨过这个门槛之后，大家都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开始由紧密变得疏离起来，诗人也不例外。那些曾在一个火锅里吃饭，一张桌子上喝酒，挤在一张床上睡的朋友们，都在北京，但却十多年不见了，都在“朋友圈”里，但却只剩下点赞之交了。好在，他们中间的大多数，还在写诗，并且尽量活得简单而幸福，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人到中年。

　　2019年的这场聚会，最年轻的诗人也都走向40岁，写诗的人，还是当年的那拨。年轻人里，写诗的少了，只有这帮中年人，还在写诗并且假装年轻。记得那场聚会，主持人说了一句话，诗还是北京这座城市的心跳吗，诗还是这个时代的脉搏吗，这个问题问出来了，但却没有给出答案。答案在风中飘。答案在那些深夜里熟睡了的诗人们内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