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词的传承受到习总书记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精辟阐述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与重大意义: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强调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习总书记本人更是身体力行,在各个重大场合大量引用古诗词和现代诗歌——很多引用堪称“神来之笔”。今年3月4日,总书记再次对新时代文化文艺事业提出了明确要求。

　　中华诗词是中华文明之道的重要载体之一。所谓道,就是精神,就是境界,就是原则,亦是规律。在传统社会中,大到国家制度、施政方针,小到士农工商、琴棋书画,古代圣贤典籍中的大道和世俗官民生活中的小道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如商道,如茶道,如医道,如剑道。这些,在诗词中都有鲜明体现。中华诗词既有万物起源的哲学之道,也有人伦纲常的人本之道;既有天地君亲师的孔孟之道,也有知行合一的阳明之道;既有“幡动心动”的禅学之道,也有“源头活水”的理学之道。一个“道”字,联通了国与家,心与理,上与下,进与退,体现了从容有度,体现了中容和,体现了中华哲学之精髓,使我们代代传承从不中断。

　　中华诗词与国家政治教化密切相连。两千多年前,《诗经》就以风、雅、颂三种体裁评价政治。“风”是沟通上下、“雅”是探讨得失、“颂”是弘扬美德,都与国家政治高度相关。周代设有采诗官,汉代设有乐府,都把诗词纳入政治教化体系的总体架构,体现了国家政治与优雅诗性的完美结合。

　　中华诗词是社会整合互动的特殊纽带。中国人相信“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用“温柔敦厚”的诗教整合大大小小的家庭和家族。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从城市到乡间,文人雅士以诗会友、唱和酬答,把本来容易为精英阶层垄断的文化普及到整个乡土社会,用文化而非利益为纽带实现社会的整合与互动,促进了人文社会的形成。

　　中华诗词是人们安顿身心的精神家园。爱情、友情、家国之情都能通过诗词予以充分表达。中华文化强调责任伦理,尤其是经史,说的都是家国天下的责任,对个人感情说得不多。但诗不是,它既有家国天下的宏大,也有个人感情的精微。

　　中华诗词对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也大有裨益。

　　先举几个小史例。

　　耶律楚材是蒙元的政治设计师。他先是契丹的王子,又当金朝高官,后为蒙元所用,和南宋汉人没半点关系。他随成吉思汗西征到新疆时,写下的诗却是:“遥想故园今好在,梨花深院鹧鸪声。”身为马上征服者,他心中的“故园”却是汉地的“梨花深院”,抒发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原士大夫的乡愁。这里的中原,不是仅指汉人或者汉文化,而是为各个兄弟民族所共同体验的审美境界和精神情调。这些情调里天然蕴涵了中华文明滋养下的个人对待和平的态度、对待政权的态度、对待取舍进退的态度。这种精神情调的一致,是塑造文化认同的根基。后来,耶律楚材劝成吉思汗用儒家体系治国,又引荐丘处机劝诫成吉思汗停止屠城,也许正是这种精神文化认同。我们当然不会夸大诗词的作用,因为仅靠审美情调无法塑造民族共同体,而要靠更深远的制度安排。但若没有精神情调的契合,建立制度会困难得多。诗词创造的是情,正是情的融合为理性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再说远一点,我们今天吟诵的许多著名诗词,都是由少数民族的诗人们写的。比如写屈原的元曲名句“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强。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就出自著名元曲家贯云石之手。贯云石并不是汉族士大夫,而是维吾尔贵族(高昌回鹘),但他写的屈原,比汉人写得都好。毛主席晚年反复阅读的金陵怀古名词“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其作者是元人萨都剌,出身于世代传经的伊斯兰教士之家。

　　中华诗词可以证明,不同族别、不同宗教的人,是可以理解和热爱同一种境界的,是可以融入和创造同一种文化的。中华文化从来都不只是汉族的创造,而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大家共同创造、共同继承、交流圆融、共情无碍,达到真正的文化融合。尤为宝贵的是,这个文化的融合,并不是在汉人王朝强大的时候通过政治压力产生的,而是在汉人王朝衰亡时由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自觉主动选择的。历史上,这样的选择发生了多次,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文化共同体。

　　如今,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多元化,中国文学家们应该敏锐地体会到,时代的表象越是多元与分化,时代的主题就越指向塑造和凝聚文化共同体。

　　用什么来凝聚?总书记说,“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诗词复兴的根本动力,正是回应这一时代最深沉的需求。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文化具有跨越种族、宗教和政治分歧的强大生命力。中华文化的“经”传递的是信仰,“史”传递的是经验,“诗”传递的是情怀。历史上,很多观点不一乃至相左的人,只要有共同的情怀,总能彼此理解,乃至惺惺相惜,因为他们具有同样的人文精神,认同共同的文明底色。诗词中蕴含的哲学智慧、情感艺术、气度神韵,正属于这文明底色。只要认同这个底色,不论走多远,相距多远,终会相聚,终会回归。

　　新时代呼唤着文学家们运用艺术的形式,把中华文明的底色铺陈好。在各种思想分歧的利益群体身上,在海内外的华裔青年身上,在那些与我们共享一个文明的各个民族身上,唤醒大家共同的历史记忆。新时代迫切需要一场“文化复兴”。诗词的复兴,可以作为先声。欲民族复兴,可先复兴中华文化;欲复兴中华文化,可先复兴中华文学;欲复兴中华文学,可先复兴中华诗词。

　　第一,要弄清楚复兴什么样的“诗词”?诗,尤其是继承中国古典精神的诗,是传承中华文化最好的载体之一。所谓“古典”,并不是拘泥于格律之类的古典形式,而是要承载着古典的精神。可以有格律,可以没有格律,只要它有古典的“诗意”,就是诗。

　　古典的诗意是什么?不仅是吃点饺子舞点龙狮的民俗,不是纯粹风花雪月的吟咏,而是要体现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历史精神,尤其是能够回答当前现实问题的历史精神。比如,多元与一体的问题,个人与家国的问题,东方与西方的问题,中庸和极端的问题,开放与融合的问题。这些看似矛盾的两面,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都有自己的回答。文学家们要想传播中华文化,首先应读懂历史。历代著名的诗人,大多有着深厚的史学哲学功底,有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实践。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千载之后还能击中人心,是因为他们写出的困惑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唯有如此的历史精神与现实担当,今天与未来的诗词才能有更多的真作者真读者真影响,才能和当前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充分结合,才能承担起文化复兴排头兵的重任。

　　第二,诗词创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诗词创作中,“为谁创作、为谁立言”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习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进入新时代,怎样让诗词更加贴近群众,真实地描绘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怎样找到诗词走向群众的有效形式和途径?怎样帮助人民群众提升古典人文素养?简单说,这是个上下贯通的问题,亦是个雅俗共赏的问题。一方面,如何使精深的诗词通俗易懂地走向老百姓,让大家耳熟能详;一方面,如何使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网络化下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能主动追寻、学习、尊重古典诗词的深奥,应是我们每个诗者的共同责任。

　　第三,诗词创作要助推国家软实力的提升。纵观一部世界史,大国的兴盛、民族的复兴,绝非经济实力代表一切,必须依靠文化软实力的有力支撑。中国诗人历来有诗酒为伴、仗剑天涯的真豪迈,更有家国天下、社稷黎民的大关怀,有修齐治平、力挽狂澜的勇担当。在中国大而未强之际,在中国青年尤需强化家国责任之际,在中国社会更需厚植人文情怀之际,在中国必须向世界说清中华民族强而不霸、弱而不分的和平文化基因之际,中国更需激活并提升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化素养与精神气质。中国诗人们首先应做文化引领者,其次应做道德表率者,即以“明德引领社会风尚”。

　　当然,诗文界还有不少问题迫切需要探讨。如新诗旧诗如何贯通?如中国诗与西方诗如何互鉴?等等。这些都留给专家们继续讨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的奋斗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解读好这首大气磅礴的史诗,需要从根上讲清楚“四个自信”中的文化自信,这是文化传承创新的大课题。我们将以更加充沛的底气,集结诗词的伟力,为国家和民族“培根铸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神聚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