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南宁市武鸣区部分乡村编写的村史。

本报记者 谢振华摄

图②：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孟连村，村民在参观村史陈列室。

资料图片

图③：邓如流(中)访问村民。

严立政摄

制图：张芳曼　　

　　有生之年要编一部“史”，为那个生养自己的村寨——那是2006年，刘信利从南宁市武鸣县(后撤县改区)民政局退休已两年。

　　“你?写书?!”身边亲友，惊讶中带着怀疑。

　　一把年纪，小学文化，要“著书立说”，谈何容易?

　　然而，刘信利铁了心。他说动邓积业、莫善恩、邓如流等同村的老伙计，一道拿起纸笔，进村入户，开始奔走。

　　四年坚持，四易其稿，功夫不负有心人。2009年冬，《邓柳村志》终于完成。2016年底，邓柳建村960周年，经修改完善的新版村志印了100本，很快被村民争抢一空。

　　散发着泥土芬芳的草根村史，或只是薄薄一册，却承载着一个村庄的变迁、数个姓氏的繁衍，乃至一个族群的记忆。对刘信利来说，干成这事，自己一辈子算是圆满了。

　　盛世修志，“刘信利”们走在了前面。2014年起，在“美丽广西”乡村建设中，南宁市、县两级财政拨出专项资金，鼓励具备条件的行政村挖掘利用自身资源，因地制宜建村史室、修村史志、办村史展，力求节俭实用接地气。从民间乡贤的自发之举，到政府引导的自觉之为，截至目前，南宁1383个行政村中，已有922个有了“一室一志一展”。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一方面，乡村变化，日新月异;另一方面，破与立、拆与建、新与旧的转换中，农村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传承发展提升，那浓浓的乡愁需要一隅的安放。

　　乡村之变

　　“既有对新生活的‘盼’，又有对老村落的‘念’”

　　“村里好几位阿婆，出门转了转，回来硬是找不到家了。”

　　“家门口还能迷路?”

　　“可不是嘛!”

　　“怎么回事?”

　　“以前，家家户户房子不一样，门前又有石狗、石钟，好认门。现在，都是整齐划一的农家别墅，一晃神，真不好分辨。”

　　谈起村里巨变，武鸣区宁武镇伏唐村党支部书记李迪荣讲了一个趣事。

　　一栋栋三层小楼，白墙、黑瓦、飞檐，错落有致，掩映在青山绿水间。大戏台、篮球场、停车场、幼儿园，应有尽有。谁能想见，1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不通公交车、偏僻落后的壮族村落。

　　改变，始自2013年。

　　因为区位等优势，伏唐村被列为南宁市综合示范村创建项目。“按照‘政府主导、群众主体、企业参与’原则，整村原地拆旧建新，并对绿化、供水、供电、污水处理等进行全面改造。”李迪荣说，在乡村经济发展上，通过土地流转，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伏唐之变，是一个缩影。

　　“近年来，‘三农’政策又好又实，越来越多的资金、项目向农村一线倾斜，农村的大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南宁市“美丽南宁”乡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宁光荣说。

　　“农村在变，农民在变，农业也在变。越来越多的乡亲洗脚上楼，生活也向城里看齐。”身兼武鸣区作协主席、乡村办干部两职，黄彦朝得以用工作、文学两种眼光打量乡村之变，“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也让一些美好的、令人留恋的东西消失了。”

　　因为工作关系，黄彦朝常到伏唐村，目睹了它的拆掉、重建和涅槃。

　　“我感觉，伏唐人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有对新生活的‘盼’，又有对老村落的‘念’。毕竟，一座老房子，不是一件旧衣裳，那份恋恋之情，会延续更长久的时间。”黄彦朝深有感触。

　　“现在的年轻人，煤油灯都没见过，如何感受前人的艰辛?”武鸣区文化馆副馆长曾俊平，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们可以诗意地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但住进新楼、走上新路，再去哪里寻觅记忆中土屋顶上的炊烟，溪旁河边的水车，田间地头的犁耙?建新村的同时，也要为后人留下能依恋依靠的东西。”

　　除了急剧的“变”，还有渐渐的“忘”。

　　“我们村为啥叫邓柳村?什么年代建的村?村里邓、莫、刘等九大姓氏，都是从哪迁来的?咱村是游击根据地，有多少人打过游击?这些事，莫说后生仔，好多上了岁数的，都不一定晓得。”刘信利感叹道。

　　在曾俊平的老家武鸣区府城镇寺圩村，曾有座石龙庙。“庙门上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一遇干旱，乡亲们便来祈雨，仪式隆重壮观。后来，庙被拆，不再祈雨，那些传统仪式也再没人懂。”曾俊平颇为唏嘘，任由类似古迹、仪式消逝，乡土文明的传承就会断裂。

　　黄彦朝下乡进村，经常见到一些石磨、石槽、木犁耙、功德碑等老物件，被丢弃在房前屋后。

　　“有一次去一个村，发现村头桥边，一块上了年头的石碑，竟被当成了垫路石。石碑刻有字，但风吹日晒、人踩车轧，大部分都模糊难辨了。这是块什么碑?记载着什么事?再也无从了解了。你说可惜不可惜?”事过几年，黄彦朝仍感惋惜。

　　“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是什么?乡愁是对故土一草一木的思念，是对故园那山那人的眷恋。它不是抽象的，它就是那一座老屋，一道山路，一棵古树。当这些东西都消失难寻，乡愁也就像风筝断了线。”黄彦朝说。

　　“乡村，有历史才有生命，有文化才有灵魂。”宁光荣说，在“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活动中，南宁提出有条件的行政村建设一所村史室、编撰一本村史册、设置一处村史展，“目的，就是延续文脉、记住乡愁。”

　　乡贤之力

　　“放下锄头、拿起笔头，村民写村史，村史写村事”

　　“等不起、坐不住呀!”说起修村史，武鸣区太平镇凤阳村党支部书记黄恩明不住感叹。

　　“上了年头的老物件，乡亲们丢的丢、烧的烧、卖的卖;熟悉情况的老人家，要么已经过世，要么记忆模糊。”黄恩明说，接到建村史室的任务，村里马上动了起来。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文化传承。

　　一架大集体时代的水车，就是被黄恩明“救”下的。他走家串户收集旧物时，83岁的村民卢秀元正准备把水车劈来当柴烧。“一问才知道，原来他家建了新房，水车没处放，只好拿来烧。”

　　被“救”下的，还有村名的由来。

　　“凤阳村，为何叫凤阳?说法不一。”黄恩明说，村里人走访了11位七八十岁的老人，终于得到较一致的答案——一年大旱，赤地千里。村民靠着一眼汩汩流淌的泉水，维持着生活。一天，村里一个叫阳的小伙，外出耕作时，用泉水救下了5只饥渴的受伤凤凰。凤凰感恩，留了下来。后来，村里来了一头怪兽，叼走牛羊，为非作歹。阳与凤凰并肩战斗，牺牲性命，除掉了怪兽。村人感激阳与凤凰，把他们葬在了村里。五凤朝阳，是为凤阳。

　　在革命战争年代，邓柳村曾是游击根据地。这一红色记忆，也是“抢救性”打捞出来的。

　　“刚开始，村里健在的老游击队员还有10多位。到现在，仅存3位。”刘信利说，“等老人们都走了，村里这段革命历史，恐怕再难弄清楚了。”

　　黄彦朝说：“武鸣是壮族的发源地之一，每一个村名、每一个山头、每一棵古树背后，都可能藏着故事，亟待挖掘、整理。”

　　下乡时，黄彦朝经常有意识地采风。

　　在伏唐村，他打捞起“山”的故事：“岜内”，是独山的意思;“岜垒”，则是鲤鱼之意;荷塘边的小山，形似马鞍，所以被叫做马鞍山……

　　在仙湖镇，他收集到“湖”的传说：仙女下凡，来到此处，被山水美景吸引，流连忘返。后来，仙女重返天庭，却遗落了梳妆的铜镜。镜化为湖，于是有了仙湖……

　　传说浪漫，走访艰辛。

　　邓柳村，在仙湖镇，距武鸣城区20多公里。

　　每次进村，刘信利要么挤公交车，要么骑自行车。路远，最怕的是寻人不遇。“有时，好不容易从县城骑自行车赶到村里，又碰上人不在家，白跑一趟。”

　　刘信利说，自己过了“三道关”。

　　一是理解关。

　　“一开始，亲戚朋友都想不明白：你个退休老头，不在家享清福、带孙子，费神费钱瞎折腾啥?那么多大学生都不干，你一个小学生凑什么热闹?”刘信利说，后来自己边干边做思想工作，家人终于支持了。

　　“得钱吗?”“有啥用?”“图个啥?”

　　刚开始，乡亲们老问刘信利这些问题。为了和久违的父老乡亲打成一片，刘信利没少想招。“上门走访，割一条肉、带几斤水果，效果就不一样。多递几根烟，话就容易说开。”

　　二是材料关。

　　邓柳北宋建村，历史悠久。“按说，邓柳村应该有不少记载。可一翻县志，都是零零星星的，资料少得可怜。”刘信利说，“每一个字，每一个数，都是我们走东家、串西家，用脚底板‘走’出来的。革命战争年代还不算远吧，可村里哪些人参加了游击队，得找健在的游击队员挨个问、逐个核。再比如，村里修了多长的渠、能灌溉多少田，都得实地看、找人问。碰到说法不一致，还要不怕麻烦，多次核校。”

　　那段时间，小学文化的刘信利，养成了随身带纸笔的习惯。“上了年纪，记性不好。听到有用的，得马上记下。”

　　三是写作关。

　　编撰小组4个人，学历最高的邓积业，也只有高中学历。“访的苦容易扛，写的关不好过。怎样把采来的素材编写成文章，让我们吃够了苦头。”编写中，刘信利好几次因脑供血不足住院，最长一次住了20多天。

　　后来，刘信利抓了大儿子刘校泉的差。“他上过大学，我们一五一十地记，他帮着录入电脑，理顺字句。”

　　“房，可以从村部、闲校舍、旧礼堂、旧祠堂调剂;钱，政府拨一点、社会捐一点。这些不是大问题。”在武鸣区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部主任潘福荣看来，建村史室、修村史志，关键在人。“翻典籍、找族谱、访老人、看现场，还要收集生活用品、生产用具，工作繁杂，需要大量人力。”

　　人，从哪来?

　　“光靠乡村办、文化部门这几条枪，肯定远远不够。得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做好总体设计，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宁光荣说，毕竟村民是村史的参与者、见证者。

　　“放下锄头、拿起笔头，村民写村史，村史写村事。”黄彦朝说，一个人出生在一个村庄，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成长，会对故乡产生深深的热爱和依恋。“以乡情为纽带、以乡愁为动力，鼓励引导知村情、有热情的乡贤积极参与，最合适不过。”

　　“他们土生土长，熟悉村情、民情，又有热情、激情。”武鸣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华勇介绍，武鸣198个行政村，村村都成立了以老村干、老教师、老党员为主体的村史编撰小组，“据统计，每个村约有15人参与村史编写，全区就有近3000名‘土秀才’为留住乡愁献策出力。”

　　修村史，既是辛苦事，更是技术活。

　　土生土长的农民，放下锄头、拿起笔头，就能撰写得了村史?

　　“一方面，我们提供样板，告诉他们村史涵盖本村概况、历史沿革、地理风貌、交通区位、经济发展、民俗传说等内容。另一方面，请区史志办及文化馆的专家，进行培训。”潘福荣介绍说，实在找不出能写的，那就由村里提供基本素材，乡镇干部帮着编写。

　　“村史不是为一村一族一姓写族谱、家谱，而是要融入红色历史、乡村振兴、好人好事等正能量、主旋律的内容，用村里事教育、激励村里人。”宁光荣说。

　　乡韵之味

　　“不搞‘一刀切’，不雷同造馆，不贪大求洋”

　　农颂的遗憾，终于得以弥补。

　　作为宁武镇文化站的负责人，他全程参加了伏唐新村项目建设。

　　“其实，在规划阶段就考虑到了乡愁的问题。”农颂说，我们提供了两个方案：一是留一栋旧房不拆，检修加固后，原汁原味呈现，既好对比又怀旧;二是围绕村头大榕树，建一个仿古四合院，作为壮族文化展示中心和游客服务中心。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方案一，被村民大会否了，理由是：别墅丛中一旧屋，像座庙，太难看;方案二，因为建设用地紧张，也没能如愿。

　　“好在后来有了村史室这个建设项目。”农颂说，伏唐人有了情感和记忆寄托的场所。

　　古老的水车、陈旧的耙犁、斑驳的风谷机……一件件“老古董”在灯光照射下，展示着伏唐男耕女织的生活景象。

　　“这是‘达妮’，壮族小姑娘。这是‘勒保’，壮族小男孩。”

　　“手摇摇把，就有了风。谷子从上面倒下，瘪粒、秸秆屑就被吹出去了。”

　　“这叫鱼筌，用竹子编制。看这锁口，鱼只能进不能出。”

　　“如果来伏唐只能到一个地方，那最应该到村史室。”农颂说，“陈列原汁原味、生动直观，把伏唐的变迁、壮族的文化，讲活了、讲透了。”

　　“见人见物见生活，留形留神留乡愁。”宁光荣说，“建村史室，不搞‘一刀切’，不雷同造馆，不贪大求洋，而是坚持因地制宜、节俭实用，最大程度体现本村特点、乡土味道。”

　　素有稻作传统的壮族，称田地为“那”。据“那”而作、依“那”而居，由此孕育的文化称为“那”文化。

　　在“中国那文化之乡”隆安县，村史室建设突出留住“那”乡愁。那桐镇那桐社区村史室，集中收集、展示“四月八”农具节、“稻神祭”等照片300多幅，农具和生活用品等50多件。

　　“‘蓑衣竹笠插秧去，插得秧来茶又老，采得茶来麦焦黄……’墙上这首歌，唱的是那桐清明时节农忙的情景，形象又有趣。”村民何广勇说，自己没事就会来村史室走走看看，“‘那’文化真是多彩，祖先真是伟大，看多少次都不腻。”

　　西乡塘区石埠街道忠良村的村史室，掩映于绿树翠竹之中。作为南宁市乡村旅游景点“美丽南方”的所在地，这里常有父母带着孩子、年轻人搀扶着老人前来参观。

　　村史室古色古香，向游人讲述着这个古老村落的传奇故事——新中国成立初期，谢芳春、田汉、安娥、艾青等中央土改工作团成员曾在这里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壮族作家陆地以此为背景，创作出我国壮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

　　市民周正恩常带朋友到“美丽南方”游玩，村史室是必到之地。“作为文学爱好者，看到这里曾生活过这么多的名家，很有感触。”

　　“村史室应该怎么建?最理想的状态，是搭建挖掘、保护、传承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平台，建成村民抚今追昔、寄托情感、教育后人的精神家园，打造集中呈现一个村落乡音乡味、风情风俗的文化地标。”宁光荣说。

　　每个村的村情、历史不一，如何统筹兼顾?

　　宁光荣介绍，村史室分为市级示范性村史室和一般性村史室。“最初，我们计划是在全市抓几十个市级示范性项目。先蹚好路，再在全市铺开，达到村村覆盖。后来，在实践中，我们意识到，并非每个村都有基础、有条件、有必要，就没有再提全覆盖的要求。”

　　尽管没有硬性要求，各地的建设积极性仍出乎意料。南宁全市1383个行政村，有922个有了“一室一志一展”;而武鸣区198个行政村，实现了村村全覆盖。

　　乡愁之依

　　“村史在，根就在；根在，希望同在”

　　《邓柳村志》已升级到2.0版。

　　“第一版有不少疏漏，很多人和事没有涵盖。我在2012年开始了补充、修改、完善的工作。”今年74岁的邓如流说。

　　年岁渐长，邓如流的精力和记忆力大不如前，“想到什么，半夜也要爬起来记。不然，醒来全忘了。”

　　不会电脑，邓如流只能靠手写。翻开手稿本，字迹工整，“光水性笔就用了40多支。”

　　经过修订，新版村志体例更加完整，内容更加丰富，字数从7.5万字增加到12万多字。

　　“2016年底，邓柳建村960周年。新版村志印了100本，很快被村民争抢一空。”邓如流自豪地说，“能为子孙后代留下历史记忆，再苦再累也值了。”

　　“图文并茂，编撰精心，该有的全都有了。一志在手，全村的风物人情、红色历史，了然于胸。”对新版《邓柳村志》，潘福荣评价颇高。

　　“可惜，不是每个村都有刘信利、邓如流。”潘福荣坦言，由于专业人士参与度不高，档案资料匮乏，编撰人员素养高低不一等原因，“村史志的质量参差不齐。”

　　在武鸣区文史馆，记者翻阅了部分村史册。厚的有200多页，薄的仅一二十页;有的内容丰富多彩，有的还有明显字句错误。

　　这些草根村史，价值几许?

　　“我认为，不能以专业的眼光来苛求。这些村史志最大的价值，在于打破了‘大村名村才写志’的框框，让普通村落也有了走入宏阔历史的可能。”黄彦朝说，“对村民而言，有了村史，乡愁就不仅仅是缥缈记忆里的乡音乡味、青砖黛瓦和阡陌桑田了，而是有了实实在在的文字依归。”

　　曾俊平则认为，修村史的过程重于结果。“修史的过程，是对全村风土民俗、名胜古迹、奇闻趣事的一次溯源、整理，同时对乡亲们进行了一次村情、文化、历史的教育和普及。不管‘修’得如何，都难能可贵。”

　　记者走访了几间村史室，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陈列展品单一、重复，缺少标签、解说词;后续的开放、管理、维护等缺乏资金、人员支撑。

　　“确实还有诸多不如意，但毕竟破了题、起了头。我对村史室的价值看得很重。”黄彦朝说，“村史室以文字、图片、实物等形式，立体式、多样化展现了村落的历史，大大增强了村民对家乡的归属感、自豪感。它以乡愁为桥梁，以乡情为纽带，以乡贤为楷模，传承文明、记录历史、凝聚人心、启迪后人。这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

　　“不能让村史室‘建成之日就是关门之时’，更不能让村史室成为堆放废旧物品的储藏间。”宁光荣介绍，为做好“后半篇文章”，南宁市出台了《村史室管理制度》《村史室保护制度》等规章制度，对村史室开放、管理、维护提出要求。

　　“一些村子，对村史室提出了‘五个一遍’的倡议：孩子学前参观一遍，姑娘出嫁前留念一遍，青年从军记住一遍，考上大学鼓励一遍，外出就业学习一遍。”潘福荣介绍，“这就很好。读村史、知村史，会在年轻人心里播下珍爱乡土、记住乡愁的种子。”

　　“这些草根村史，既记载着我们从哪里来，也指引着我们向何处去。”黄彦朝说，“村史在，根就在;根在，希望同在。”

　　(人民网记者严立政参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