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0岁的吴锦清年轻时靠打鱼为生，一家三口人以一条1米8宽、5米长的渔船为家。如今和老伴两人住着120平米的花园式小区房，每月仅物业出租收入就达5万元(人民币，下同)。这位老渔民虽然已到耄耋之年，依然精神矍铄。他说：“我们能过上今天这样的日子，在当时想都不敢想。”

　　吴锦清所在的渔民村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占地0.25平方公里。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由于紧邻罗湖口岸，与香港一河之隔，渔民村这块弹丸之地一夜之间成为备受关注的核心区域。

　　改革开放新红利 小渔村蜕变“万元户村”

　　据《渔民村村史》记载，渔民村人最早漂泊在东莞一带，无意间发现深圳河水清鱼肥，上个世纪50年代，越来越多的渔民来到深圳河边的荒滩上，用竹子和茅草搭起水草寮棚，逐渐形成了一个渔村。

　　立村之初，全村只有22户村民，人口不足百人，村民依靠捕鱼捞虾，艰难度日。由于经济困难，渔民村经历过三次村民逃港事件，从1977年到1979年就有30多人逃港，青壮年人口锐减。

　　改革开放后，渔民村成为最早的受益者。1979年有7家香港工厂在渔民村投产，村民还利用特区政策，组建运输车队和船队、发展养殖业、办起了来料加工厂。

　　短短一年多，村集体收入达60多万元，35户村民家家都成了“万元户”，33栋统一规划的两层小洋楼拔地而起，成为全国最早的“万元户村”之一，写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史册。

　　改革不停步 “城中村”变花园式小区

　　渔民村人，身上流淌着改革的血液。1992年，在深圳农村城市化改造的进程中，渔民村成立了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我们是全国第一批村办股份制公司之一，真正由农民变成居民!”渔民村第一个大学生、渔丰物业公司总经理吴颂球笑称。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渔民村，私搭乱建盖满了“握手”楼、“亲嘴”楼。新京报记者 浦峰 翻拍自渔民村村史博物馆

　　但农村城市化后，由于忽视规划和盲目开发，不少村民将两层的小楼加盖到六、七层，渔民村很快变成深圳一处脏、乱、差，安全隐患严重的“城中村”。

　　2000年，政府开展了渔民村改造工程，由股份公司自筹改造资金，力求将渔民村打造成精品住宅小区，与深圳中高端服务产业聚集的核心城区相配套。

　　历时4年，渔民村新村落成，焕然一新。改造后的渔民村，由一幢20层高的综合楼和11幢12层楼高的住宅楼组成，总建筑面积约6.5万平方米，村里各种文化休闲娱乐设施齐全。

　　创新管理模式 每户年均收入60万元

　　如何经营和管理好新村，不再走改造前管理无序、租金恶性竞争、治安混乱的老路，是改造能否成功的关键。

　　因此，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组建了渔丰物业公司，对全村1213套房实行统一出租、经营和管理，物管公司与出租屋管理站、计划生育管理站、社区警务室资源共享，工作联动。这套方法成为中国“城中村”改造的典范之一。

　　吴颂球认为，渔民村通过办股份公司、城中村改造、以物业经济来开拓居民的收入来源，使得渔民村能够持续发展，同时还利用物业公司岗位解决原居民就业问题，形成了自身良性循环。

　　目前，在流动人口占93%的渔民新村，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政策生育率、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综合信息通报反馈率、房屋出租率连续多年保持在100%，没有“房中房”“黑中介”，连续8年没有发生一起治安刑事案件。

　　原村民的收入得到了大幅提升，平均每户一年租金和分红收入达60万元。环境改善也为村民带来“安居乐业”的幸福感。吴颂球说：“目前渔民村已安装上电子门禁系统，居民可通过手机操控，安全得到保障。”

　　从打鱼人家到上个世纪80年代全国最早的“万元户村”，从“城中村”再到如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化花园社区，渔民村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深刻变迁的缩影。

　　“我常跟我的三个孩子说，我们现在这么幸福全靠改革开放政策。”吴锦清老人颇为感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