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的名字，与广东紧紧地连在一起――这是不可剥离不能割断不能回避的历史。离开这个名字，广东的当代史就无法撰写。

　　中国，当年只有二十几个省，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数以万计，而只有陶铸，也只能是陶铸，才能在广东一呆就是十五年，几乎一直任省委第一书记(后来升为中南局第一书记，一段时间仍兼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陶铸的确也跟广东有缘。十几岁就从家乡湖南祁阳奔赴黄埔军校就读。然后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沿着粤北山间小道逃回老家。经过二十多年的苦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满载广西剿匪荣誉又再回广东，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协助叶剑英主政华南。而后不久，叶剑英上调中央，他就为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从此，他一生的黄金时代就在广东渡过，一呆就是整整十五年。

　　陶铸到广东没几年，毛泽东就问他：“陶铸，你们那里110个县，你去了几个?”

　　陶铸答：“主席，我去了104个。”

　　毛泽东问乐昌县委书记：“你们高山顶上那个卫生村，你去了吗?”

　　县委书记回答：“我还没上去，陶书记上去了。”

　　许多广东当年的干部回忆，陶铸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只要能抽出时间就马不停蹄地往乡下跑。于是，广东的乡野田间，时常见到了陶铸的身影。

　　陶铸对广东的山水草木是十分有感情的。他远视路旁的松树，写出了《松树的风格》;他仰视广东蔚蓝天空的太阳，写下《太阳的光辉》……至今仍广为传颂。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回忆她父亲主政广东的历史时曾说：“我觉得父亲在广东15年的工作应该是三七开一七分功，三分过。”

　　而广东人对陶铸有何评说?归纳起来，认为陶铸对广东主要有三大功，有二过。

　　一大功：发展农业动真格

　　据当年任省委秘书长的张根生回忆，1953年，中央调叶剑英主持中南局工作，陶铸就接任主持广东省工作。这一年，也正是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陶铸把主要精力放到生产建设上来。

　　是年10月24日，他在全省党代会上明确提出：“发展农业是第一位任务。”1954年全省开始兴修水利。当时广东水利条件不好，每年种植水稻面积3000万亩，真正有水利设施灌溉的仅900多万亩，所以大部分地区是种一季稻。水利工程主要是筑堤防洪。在珠江三角洲，将许多单薄低矮的堤围，实行联围筑闸，塞支强干，加高增厚，兴修了樵北大围、增博大围、北江大堤等工程，以及一些引水、蓄水的小型农田水利。随着生产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转向修建大、中型水库工程。全省有名的水利、水电工程，如流溪河水电站、新丰江水电站、松涛水库、鹤地水库、高州水库、合水水库、南水水电站、汤溪水库、深圳水库以及东深引水工程、珠江三角洲电动排灌系统等，都是陶铸亲自决定的。全省24座蓄水1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几乎都有他视察留下的足迹。至1965年，全省80%以上农田都有了灌溉设备，再没有发生像1955年那样的全省性大旱和1959年东江那样的洪涝灾害。

　　陶铸十分重视农业科研工作。过去，广东水稻品种都是高秆的，遇到大风大雨常造成倒伏，严重影响产量，每亩产量只有四五百斤。1958年，潮阳农民选育出矮脚南稻，翌年广东省农科院培育出广场矮、珍珠矮等矮秆高产良种。秆矮粗壮，每亩多施几十斤化肥，刮八九级大风也不会倒伏，因此亩产可以达到七八百斤，甚至一千斤。陶铸非常高兴，对农业科学家黄继芳、黄耀祥和农民育种家洪群英等给予大力表扬和鼓励，对全省农科工作是很大的推动。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但由于“左”的错误影响等原因，中央这一正确路线没有能够得到贯彻执行。但是陶铸和广东省委仍然把经济建设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用了最大力量发展农业生产，全省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到了1965年，粮食产量达到244亿斤，比1949年增长了100亿斤。解放前，每年要吃11亿斤泰国和外省大米，到这时不但实现了自给，每年还可调出10亿斤大米。蔗糖、芝麻、畜牧、水产品的产量都增长了几倍。

　　陶铸注重培育农村先进典型。像清远的洲心、阳江的海陵岛、潮安的枫溪和陈桥、东莞的虎门、花县的花东和花山、南海的大沥、中山的圣狮、万宁的华侨农场、兴宁的合水水库、乐昌的九峰山、新会的圭峰山、澄海的外沙大桥、肇庆的西江林场、湛江的雷州林业局、电白的博贺等都是他精心培育和必去之地，或去蹲点调研，或去视察。1955年广东大旱，为了解决粤西地区的抗旱问题，他亲自到茂名、化州一带，总结和推广龙首的经验。1957年他走了几十里山路到乐昌歧乐村，总结改善农村环境和卫生条件的经验，并向全省推广，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1959年他还亲自兼任一个时期中山县委书记。直至今天，这些单位的许多干部、群众都怀念着与陶铸在一起的日子。

　　二大功：为改革开放探路

　　广东毗邻港澳，建国初期，香港的经济与广东相差无几，但仅仅十几年，香港就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广东却仍十分落后，这主要是国内的政策问题。陶铸在沿海前沿，深深感受到国内的政策需要改革，管理体制需要改革。如何下手，他在那时已经做了一些大胆的探索。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开始腾飞，深圳河两岸的生活差距立现。此后的二十年里，6万多宝安人逃到香港。据《明报》报道，1962年2月，从广东逃亡到香港的饥民逐渐形成规模。5月，开始有大批的宝安人涌入香港。外逃者从第一线关口逃出，包括沙头角、粉岭、元朗、罗湖等，取道横跨新界和广东惠阳淡水的梧桐山，每天有几千人偷渡到香港。1962年5月8日《明报》首次以“爷娘子弟哭相送，尘埃不见罗湖桥”为题作了报道。

　　逃港之风最严重时，有人用“枯藤绕老树，白发唱黄鸡。青壮逃港去，禾稻无人收”的诗句来形容当时的公社。

　　为了制止逃港风，宝安县委基于百姓的贫困生活，于1961年8月27日上报省委，希望寻求开放政策，改善百姓生活。

　　宝安在60年代寻求对港开放。据原佛山地委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回忆，当时本地农民挑上三担稻草，拿到香港就可以换回100斤化肥。社员到梧桐山上摘几束吊钟花，到香港就可卖几十元。一斤刚收获的湿花生，拿到香港价钱比干花生高十几倍，因为香港人爱吃新鲜花生。

　　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宝安县委开始大胆探索与香港的往来，成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的初次尝试。当时县委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一个适当放宽边防管理的“三个五政策”，即：农民一个月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带回5块钱的东西;可以带5斤重的物品。政策出来后，得到了百姓的拥护。李富林回忆说，当时这些措施报到省委，陶铸书记不便于公开表示支持，但也没有反对。

　　这“三个五政策”的出台，亦是因为1961年期间，内地经济生活困难，一些老百姓趁过境耕作之机在港买些糖、买些面或其他的副食品。

　　有了陶铸的默许，李富林就采取“一边报批，一边贯彻执行，有事我们承担好了”的策略。1961年，陶铸到宝安检查工作，李富林向他汇报时进一步阐述了“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设想。李富林说，尽管香港属英国管辖，但它和宝安也属于城乡关系，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香港这个国际市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当时陶铸采取默许的态度。

　　在陶铸的默许下，宝安开放逐渐变为现实。

　　1961年8月13日，在李富林的布置下，宝安召开边防工作会议，自我检讨几年来主管边防部门严重缺乏生产观点，把社会群众与国家干部混为一谈，剥夺了群众下海过境生产的权利，“把边防搞得越管越死，越统越乱，造成农村大批劳动力逃亡”。8月27日，向省委提交了一份《关于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报告》。

　　1961年9月25日，广东省委给予了回复，认为可以根据“管而不死，放而不乱，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群众”的原则进行管理，并适当放开小额贸易，并要求边防线外的大队不得直接进行小额贸易。最后只允许沙鱼浦、文锦渡、罗湖、沙头角、沙头、蛇口和大铲七处为小额贸易出进口特定地点，贸易品种除水产鱼和收音机两项外，还有一些生产用品。

　　由于省委基本同意了这个报告，初次尝试开放的宝安县发展迅速。在当年全国进入困难时期，宝安竟然取得了大丰收。据1963年1月宝安县召开的县三级干部会议公布的数字，1962年全年总收入达到了3233万元，同比增长了17%，粮食达到了224万担，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1962年春节，沙头角公社批准656个社员出港探亲，春节后只有12个人没有返回来，随后都陆续回来。此外，实施开放政策仅四个月，已有3099名外逃人员回来。

　　而在1960年，全县财政收入只有40多万元，要大搞建设很困难。李富林回忆说，当时省委领导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把外贸、边检、海关、中旅社等一些中央部属单位的节余“扣”下来，用于基本建设。当年，宝安县只集资了一次，就凑了100多万元，兴建了当时全国一流的深圳戏院以及和平路、人民路等。另外，还集资修建了新园宾馆(深圳迎宾馆前身)。陶铸看了新园宾馆后十分高兴，让省建委的几位正副主任来深圳考察学习。

　　宝安县自1961年8月28日全面放宽边防管理后，对外贸易发展很快，也尝到了开放的甜头。而这次能促成开放，前前后后都得到了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支持和肯定。在1959年至1964年之间，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曾六下宝安，为宝安县的发展“支招”和撑腰。

　　1961年5月1日，陶铸到宝安检查工作时批示，要“利用香港，建设宝安”，努力把深圳镇建成游览区。一个月后，陶铸再次视察宝安县，他说：“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让香港人到深圳游览。”

　　不管怎么说，在国内大唱社会主义赞歌的岁月，陶铸敢于默许宝安县委作些对外开放的探索，而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虽然后来迫于大形势而叫停了，但毕竟还是一场第一个吃螃蟹的探索，为1979年后的改革开放作了一场破冰式的探索。

　　在探索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实行按劳分配改革方面，大家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

　　一是三年困难时期，陶铸对办公共食堂“一平二调”即在公社范围内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刮“共产风”等“左”的错误，开始觉醒，并提出怀疑，逐步加以纠正。他在1960年初就开始调查研究，先后到东莞、新会、澄海、饶平和海南、湛江等地调研，多次到食堂中与群众吃饭、谈心，弄清了农村的真实情况。那一年是广东最困难的时候，农村不少地方发生了水肿病，以陶铸为“第一把手”的省委下决心纠正“左”的错误，对全省发出了重要指示，还得到毛泽东的批示，转发各省市。为抓落实，从省市地县机关抽出几万名干部分三批去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坚决纠正“三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纠正“共产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凡是平调生产队的粮物，一律退还，由财政拔出1亿多元，进行退赔;各部门、企业无偿占用的农民土地，一律退还;迅速恢复农民自留地，占到耕地总面积的5-7%;恢复开放自由市场，允许农民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生产的产品上集市自由贸易;凡群众不愿参加的集体食堂可以解散。同时，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业第一线生产，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还加大对农业的投资，有计划地提高63种农副产品的价格，给农民增加收入2.1亿元。陶铸亲自主持执行这些有力措施，使广东农村在1961年发生了转折性的重大变化，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这比全国各地要早一年到两年。

　　二是1961年全省农村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陶铸到清远洲心公社蹲点，推广了联系产量责任制，即各户承包责任田，评定产量，超产奖励，有的按比例奖励，有的全奖全罚。在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报告了毛泽东，经中央批准，在新会、清远、惠阳、廉江、潮安、花县等八个县进行试验。在试验中，这种承包方法受到群众普遍欢迎，有些地方未经批准，也自发地搞起来了。但终因当时“左”的错误影响，不得不半途而废。到1965年，虽然结束了试验，但给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是陶铸敢于主张在经营管理上放宽放活。广东在财政方面，大体上都是包干上交，超收的大部分留给市、地、县作为地方建设资金。在粮食方面，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就实行了几年包干不变，各县完成上交任务后，多余粮食可以自由经营和处理。在外贸出口方面，各市、地、县组织出口收到的外汇给地方一定的留成，以用于地方进口农业生产资料，投入发展农业生产。60年代，广东鼓励发展水果生产，陶铸还兼任水果生产委员会主任。那时潮州柑生产始终起色不大，主要是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太低，以至种潮州柑收益不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64年，当地群众要求每斤柑的价格提高一角钱，这样农民才有利可图。但要改变收购价格，在当时是很难的事，因为柑桔价格权在中央。陶铸听了汇报后，果断决定采取灵活的办法，每斤柑给予一角钱的补贴。于是大大提高了种柑的积极性，扩大了种植面积，加强了管理，到1966年，潮州柑的产量达到解放以来的最高水平。

　　三大功：对知识分子情有独钟，广东文教事业大发展

　　当年广东省主抓意识形态的王匡回忆说：“陶铸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眼光和惊人的魄力，忠实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这些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就是陶铸首先提出来的。

　　许多知识分子对陶铸当年无微不至的关怀仍然记忆犹新。陶铸对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的爱护，就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范例。陈寅恪在北平解放前夕，被傅斯年和胡

　　适强促南行，本想赴台湾，但到广州后就住下来，傅斯年曾多次催电，他一口回绝。有人劝他去香港，他说：“香港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于是他便留在岭南大学，以后又在中山大学任教。全国政协邀请他为政协委员，他谢绝了。郭沫若专门到广州敦促他到北京任科学院部历史研究二所所长，他婉谢不就。

　　陶铸知道后，在1956年的一次全省高等院校教职员工的集会上说：“陈寅恪教授不去台湾，蒋介石要他去他不去，……我看他是好人!”这番话很快传到陈寅恪的耳朵里，这位正直的老知识分子深受感动，隔不久他找人对中山大学领导人冯乃超说：“请你转告北京，全国政协委员本人愿意接受。”

　　在此期间，陶铸经常去看望陈寅恪，知道他因为用脑过度，常为失眠所苦，便嘱人从香港买进口的安眠药。1962年，73岁的陈寅恪不慎跌断右腿，住进医院，陶铸指示给他派专门护士，精心照顾，并亲自探望。为了方便他的工作生活，陶铸吩咐学校为他配助手，以抄录文稿。在陈寅恪还未完全失明时，陶铸还指示中山大学在陈寅恪经常散步的院子里修一条白色通道，以免他迷失方向。

　　陶铸关心知识分子，还有许多的美传。陶铸听知关山月作画，广州没有优质宣纸，他便趁去北京开会的机会，专门跑到北京的琉璃厂买宣纸和墨，会后送给关山月。他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回国没有给自己的女儿买一件小礼品，却用自己为数不多的出国津贴，为广东粤剧团买回一台放字幕的幻灯机。当听知粤剧香港著名演员红线女要求从事电影事业时，他亲自做她的工作，劝她从事粤剧表演，便在广州妥善安排她，从而使红线女在粤剧战线上发挥更突出的作用，成为一代粤剧“皇后”……

　　陶铸尊重知识分子，也突出地反映在他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上。他1951年调到广东，办的第一件事就与文化教育有关，就是在中山纪念堂附近，盖了一座当时来说还颇具规模的科学馆。珠江电影制片厂的筹建，也是他亲自决定的。《羊城晚报》的创办，是他提议和促成的。暨南大学的复建，是他一手支持的。他在广东工作多年，每年春天和秋天，必定要和广大教育工作者见面一次谈形势，征求意见，听取批评，并把这种例会形成一种制度，戏称“春秋二祭”。

　　人无完人，正像陶铸的《太阳的光辉》所说：太阳也有黑点，何况人乎。陶铸在广东，也做了一些错事，而且有一些错事一直得不到广东人的谅解。若按陶斯亮的说法，其父应有三分过的话，笔者以为，主要是二点：

　　其一在土改问题上。广东解放较迟，土改开展也较迟。而且，广东华侨众多，一些属地主的家庭，其财产不光是靠剥削农民得来的，有许多是海外华侨汇来的钱购置的田地。再则，许多华侨在战争年代就倾资支持革命，广东长期的革命斗争，尤其在抗日战争，都得到华侨的无私的大力支持，他们是我们统战的对象。所以，如何划分地主、富农的成分就很复杂。叶剑英、方方、古大存、冯白驹他们在解放初开展土改时，在把握政策上十分谨慎，认真区分辨别，对恶霸地主的掌握也特别严格，于是土改的速度就达不到中央的要求。

　　这时的新中国，形势真有些时不我待。解放不久，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又在台湾住得不习惯，嫌寂寞、不够味，加紧反攻大陆。毛泽东再三要求广东加快土改的步伐，尽快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中，像其他解放区一样通过分田分地，让农民盼望了几千年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得到实现，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分享新中国建立的喜悦，把他们的热情调动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上来，创造财富，支援抗美援朝。这时，毛泽东嫌叶剑英他们的做法有些谨小慎微了，就耐不住了，立即派了在广西以速度快和手段果断著称的陶铸来加强广东的领导，任命他为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协助叶剑英主持华南工作。当然，陶铸那时只不过是“协助”，“主帅”仍是叶剑英，而陶铸在广西、东北那套土改方法与叶剑英那时的土改方法有些不同，因而产生了一些矛盾是十分正常的。于是毛泽东就把叶剑英调到中南局任第二书记。华南分局的书记就由陶铸当了。不久，毛泽东又派了大批的南下大军加强广东的土改工作。这样，广东土改就按陶铸的思路大刀阔斧地进行，这就伤害了一些华侨的利益。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习仲勋他们落实平反政策，才重新把当年没收了的华侨的房屋退回给华侨。

　　其二在“反地方主义”问题上。“反地方主义”有二次。第一次是1952年，主要是反以方方为首的“地方主义”。其实所谓“地方主义”均属子虚乌有。因为那年代，动不动就喜欢挂上什么“主义”的帽子，同时又加上什么“集团”。

　　那时的广东，上述已讲，因叶剑英、方方、古大存、冯白驹他们基于广东是著名侨乡，情况特殊、复杂，开展土改小心翼翼，步伐太慢。毛泽东不满，派了陶铸来，而后又派南下土改大军来，“要以大军挂帅”，把各地、市、县的第一把手通通换上南下大军，在使用干部等方面也注重“大军”，而忽视地方干部。

　　叶剑英一走，方方便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受到了严厉的处分，最后调离广东。受株连的有一大批省、地、市、县干部。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渐予以平反昭雪。

　　1956年，海南区一些干部对陶铸他们对海南区和琼崖纵队的做法不满，海南区一些干部向中央、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陶铸受不了，于是酿成第二次反“地方主义”。开初打击的是冯白驹等海南籍干部，接着又把矛头转向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副省长的老红军古大存。古大存、冯白驹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在强大的攻势下，不得不违心地承认“错误”。结果，冯、古二人均被撤销省委书记、副省长职务，下放乡村劳动改造。冯白驹无法在广东生活下去，向中央申请调离广东。

　　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受极左路线打击近二十年的习仲勋到广东主政，在习仲勋和继任省委书记任仲夷的主持下，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冤案才得到平反昭雪。

　　另外，反瞒产、搞“浮夸风”也应算为过。1958年，全国范围内头脑发热，搞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广东也同样犯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的错误，陶铸赞成支持“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干饭”这个口号。农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1958年晚稻的高度密植，大批农业劳动力抽去大炼钢铁，使农业生产严重受阻;接着又大反瞒产，实行“吃三顿干饭不要钱”。到1959年4、5月，三顿干饭吃不下去了，许多农村吃稀粥都有困难，城市供应更紧张。这一年更错误提出“少种、高产、多收”的口号，造成种植面积减少几百万亩，加上东江地区严重水灾，农业大幅度减产。1958年各地报产量时开始出现虚报，出现“千斤水稻万斤薯”。陶铸亲自到东莞抓点，反对“瞒产”，促使他们虚报产量，促使全省“浮夸风”盛行，造成“吃干饭三顿不要钱”的假繁荣，没几天就吃光了米谷。粮食吃光了，加上饥荒，1960年全省与全国一样，在艰难困苦中苦度，全省不少地方饿死了人。

　　陶铸在反瞒产、浮夸风问题上勇于承认错误，迅速纠正错误，并采取有效措施，带领全省各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终于渡过难关。对此，大部分广东人民还是对他谅解的。

　　结束语

　　值得庆幸的是陶铸有一个好女儿陶斯亮。

　　陶铸长期在广东工作，女儿亮亮是在广东长大的。陶铸的清廉作风对亮亮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是亮亮到上海上大学后回广东度假，也被陶铸带到乡下体验生活。“文革”期间，陶铸被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亮亮在上海读书，当父亲撒手西去的时候，亮亮仍未见父亲最后一面。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暗无天日，亮亮有冤无处诉，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亮亮以他父亲遗传的文学基因，写出了一篇《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在《人民日报》发表，其情其景，震撼了全国人民的心，唤起了全国人民对陶铸这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同情与共鸣。

　　陶铸之所以能在新一代的中国人心目中有相当的影响，除了他平生的革命功绩和他的《松树的风格》、《太阳的光辉》等名篇外，应该说他还得益于他这位好女儿，能写出如此催人泪下、震憾人心的锦绣文章。